烈士树

大别山南麓，团风贾庙漆柱山，有个坳上塆。贾庙倚着大崎山，现在归黄冈团风。塆子里三岔路口，长着两棵古枫树，本地人唤作烈士树。树高三十好几米，树干粗，两个大人伸开胳膊，才勉强抱得拢。立在树下往北望，是大崎山；往南，牛车河铺展在眼底。

头一回到这树下，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塆里的书庭爹带我上大崎山砍柴，从这儿经过。我仰起头看，枝叶密密匝匝，树皮皴着深浅不一的裂纹，风钻过叶隙，哗哗地响。我捡地上好看的枫叶片，攥在手里玩。那时候我哪里晓得，这树拴着一个人的命，这个人叫戴醒群。

戴醒群一九一七年生在黄安戴石营，就是如今的红安，一户农家。七八岁进私塾读书。一九二七年，黄安闹起农运，她跟着父亲、哥哥一起参加革命，领着少年人成立儿童团、少年队，站岗放哨，跟着农会打土豪、分田地。世事难料，大革命败了，父亲和哥哥都遭反动派杀害，她只得四处躲藏，不敢露面。一九二九年，她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医院做看护，第二年正式加入到红军总医院，入了党，慢慢从看护班长、看护长，做到医务主任。她肯读书，肯钻研，四处搜罗医书，即使处在深山里，也常常捧着医书看，医术一天天有了精进，远近都晓得这位女医官。

红四方面军主力往西走的时候，留下一堆伤病员，她留下来照看。后来红二十五军也要转移，天台山的医院还躺着两百多伤员，她又一次留下。几十万敌人在山里搜捕封锁，她带着伤员在山洞、古庙里辗转藏身。山高路险，她领着人攀崖采药；空闲下来，就聚拢年轻同志，讲药理、教包扎、教简易的外科法子。粮食断了，大家挖野菜野果填肚子，仅有的一点米，省下来煮给伤员；转移的时候，再急再险，她也上担架抬重伤员，不肯丢下任何一个。伤员都把她当亲人。

一九三七年春，一次反搜山，她负伤被俘，关在经扶的牢里。牢里她也不消沉，勉励一同受难的人守住心志，和敌人周旋。“七七事变”之后，组织把她营救出来，派去新四军四支队后方医院做医务主任，一九三九年初，调到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依旧是医务主任。

记得我在部队服役第五年的时候，一日在图书室翻杂志，像是《湖北青年》，里面有篇短文，专门介绍过戴醒群。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桂军两个团，伙同鄂东地方顽军，在夏家山围攻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这支队伍原是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此番遭袭，便是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五大队”坚决抵抗后，分路突围，戴醒群在突围中不幸被捕。敌人晓得她是原红军干部张体学的妻子，逼她登报脱离关系。她不肯，当面斥责他们放着日寇不打，反倒残害抗日的新四军。好话劝不动，敌人就动酷刑，她半句软话都没有，敌人把她绑在此树上，对她采用了最野蛮、最无耻的分尸酷刑，她当时还怀有八个月的身孕，牺牲时才二十二岁。我当时正是二十二岁的年纪。看见这个，心里一沉。二十二岁，搁在如今，不过刚出校门，正要往远走；可在那些年月里，有人就站在这一棵树下，把命交了出去。

早先只当它是棵寻常老树。年岁慢慢长了，听乡里老人零零碎碎说起旧事，才明白这沉默的古木，藏着何等厚重的往事。戴醒群这一辈子，大半都在深山里伴着伤病员，救人活命，手上是草药、绷带，心里是不肯折的骨气，就像这棵树。小时候，在我的眼里，只有这一树蓬勃；长大了，才读懂树藏着的记忆。秋风起，枫叶一片一片落，拾一片红叶在手心，上面不见血痕，却像一件无声的信物。树年年发新叶，年年又落叶，把人世的苦难悲欢，悄悄收进一圈一圈的年轮里。

记得有一回，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伴，绕到树的背后，对着树根撒尿。偏巧他父亲路过，一把揪住，当即打了一顿。我们几个站在一旁，大气不敢出。那孩子哭得厉害，尿没撒完，湿了半条裤子。他父亲余怒未消，喝令他跪下，对着树磕了三个头。彼时我们只觉得好笑，抿着嘴偷偷扯嘴角，不敢笑出声。隔了许多年才懂，那一通打骂，哪里是为一泡尿。在他父亲心上，这早已不是寻常一棵树。

两棵枫树并排立着，像两个不肯倒下的巨人。站得久了，也分不清哪一棵年岁更老。后来我又去过几回，每次都感觉树在长粗，一抱哪里抱得住？我绕树转圈，就像是看见岁月在树的纹路里回旋。塆里老人说，这树比人经得住世事，看着一辈辈人来，一辈辈人去。树不会说话，可站在树荫底下，人自然而然就静了，往日的旧事，就像这棵上飘下来的落叶，轻轻罩在头顶。

后来，这里修了古树文化公园，长廊围着树，环绕起来，常有到大崎山的游人，在这棵树下伫立、凝视。几十年了，这棵枫树总是守在路口，顺着四时变换着颜色，不吵，不怨，静静立着，是一座活着的碑。

今年秋天，年过六旬的我，到大崎山旅行，又来到这棵树下。仰望着这棵树，我想，年少时只看见它是一棵高大的枫树，如今，戴醒群这个名字，总也绕不开。她先是救人的医官，再是宁死不屈的革命者。树还是原来的树，变的是看树的人。不知道这段往事，它就只是一棵树；一旦知道了，满树的叶子，都藏着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