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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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轰隆隆的巨响，夹杂着传送带经过铁轮时发出的刺耳声响，从府庙的院落里腾空传出。已是晚上九点，那台老式电磨还像老牛一样，哼哧哼哧地不停运转。
看磨的老人一刻不停地忙碌着，高大魁梧、略显笨拙的身躯，从地上的簸箩里撮起一簸箕麦粒，动作却那般娴熟而敏捷。他戴着的白色口罩早已被岁月熏得发黄，眉毛、睫毛上缀着薄薄的面粉，如同落了一层细雪，远看像慈祥的圣诞老人，走近才知，是辛苦操劳的看磨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年过花甲的他，仍干着这份耗费体力的辛苦营生，只为供哥哥和我读大学。
不曾磨过面粉的人，无法体会其中的艰辛；唯有亲身经历，才知晓这份劳作的劳累与危险。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是典型的农耕时代，乡村人口众多，农村里一派热闹景象。民以食为天，彼时人们生活清贫，几乎没有副食，面粉自然成了家家户户的生存根本。
磨面是一项繁琐又耗体力的活计。磨面之前，要先把麦粒里的碎石、杂物一一捡拾干净，再用半干的抹布擦拭麦粒，拂去附着的浮尘，这样磨出来的面粉才筋道好吃。那个年代，麦子、玉米等农作物，都在打麦场经人工晾晒、碾轧、扬场后收回家，土疙瘩、碎石、秸秆等杂物，在所难免。磨面时更需耗费体力，要将麦子、玉米等一簸箕一簸箕，缓缓倒入电磨顶端的入料口。那时粮食产量低，乡亲们磨面时为了多出面粉，总要多磨一遍，尽量减少麦麸的剩余。我的父亲，多年来始终从事着这样的体力劳动。
父亲曾有一份正式工作——县邮电局邮递员，这是县邮局特意点名招录的。只因父亲当电工时干活一个顶三个，力气大又肯吃苦；他还当过民兵队长，曾抓捕过持枪敌特分子，受过汾西县政府表彰，因此在当时的公社里小有名气。
可只干了半年，邮递员的工资微薄，家里的田地又无人照料，身为长子的父亲，要赡养爷爷奶奶、照料叔伯们，还要撑起我们这个小家庭，无奈之下，只能辞职归田。
大集体时期，父亲在大队为全村人看磨，除了磨面，还要维修机器、弹棉花、做电工，大队里的杂活大多交由父亲打理。从机器购置、使用到日常维修，几乎全由他亲自动手。
记忆最深的是，大队买回第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首映就在我家。那天屋里屋外挤得水泄不通，连炕上都站满了人，炕上新铺的印花油布被踩得皱起、磨掉了一层皮，母亲心疼得连连叹气。
有电的时候，父亲早出晚归，在大队院里忙活；停电的时候，他也极少闲着，不是去村里帮乡亲们修自行车、缝纫机，就是在家缝补电磨用的面袋或漏斗。那双粗糙笨拙的大手，穿针引线做着女工活，极少喊母亲帮忙。凡事能自己做，就绝不麻烦别人，哪怕是母亲和我们兄妹，父亲就是这样的性格。
父亲被村里人称作“能人”，能者多劳，这话一点不假。
分田单干后，父亲承包了大队的一台电磨，做起了靠苦力挣钱的小本生意。大队把磨坊设在了闲置多年、不扰民的府庙院里，院里一共两家磨坊，另一家是村里的尊长，占了两间西厢房，父亲则占一间半东厢房。
两家同在一个院里磨面，挣的都是辛苦钱，村里有人等着看同行成冤家的笑话。可父亲始终沉默不语，一心做好自己的事。
每天早早赶到磨坊，先打扫台阶。父亲说，这里是庙神的居所，要心存敬畏，家里有糕点时，总会拿去供奉在台阶上。父亲一辈子不信迷信、不信鬼神，却总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时常教育我们要积德行善，常言吉人天相。
打扫完院子，他才回屋等候顾客，有人来便接活，无人来也不主动出门招揽，能挣多少算多少。同在一院多年，两家从未有过一句口角是非，始终互敬互让，我们晚辈也相处得十分和睦。
父亲磨面时，待人宽厚，常常主动抹去零头。遇到家境困难的乡亲，对方愿给多少就收多少，即便赊账，也从不去主动讨要。母亲提醒他催账，他总说：“人家要是有钱，自然会给，谁愿意欠账呢？没钱，要也没有。”
乡亲们也格外信任父亲，把粮食扛到磨坊，放下就放心离开，称重、磨面、装袋，全交由父亲打理，一切办妥后再付钱扛走，从无讨价还价。
有些孤寡老人，会专程到磨坊叫父亲帮忙扛粮食，父亲便上门把粮食扛回来，磨好后再一一送回去，这种情况，他反而只收更低的电费。父亲总说：“人家信任咱，咱就不能让人家吃亏。”
后来，不用老人们上门叫，父亲估摸着他们的面粉快吃完了，就主动去扛粮；遇到家境格外贫寒的，愿给多少算多少，回到家还不停念叨着老人日子过得恓惶。
仍然清楚记得，那个年代，钱值钱，磨一百斤麦子收一元钱。贫困户确实有。记得同桌连六元的学费（包括书费）都交不起。学校不停催，她向我借，我回家向父母要，才给她交了。一学期快结束了，她才有钱给我。
大家都认为，我家有电磨，吃的面粉应是最白的、最好的。其实不然，说实话，我家的馍不能叫白馍，总是接近小麦的肤色。吃饭都不好意思端出去，怕邻居笑话。
有几年，小麦连年丰产，堆得到处都是。嫂子家，还有邻居家的馍都是雪白的，一见就有食欲！我几次给母亲说我想吃雪白的馍和面条。母亲转告父亲后，父亲则严肃地说：“能吃上白面已经不错了，细水长流，万一遭了年成，心不慌！”
看着父亲连侄儿撒在地上的饭都要捡起来吃了，我也就再不敢多嘴。可是，我眼睁睁看着父亲把新丰收的麦子装进口袋，送给他丧偶的姊妹们！当时，我对父亲的做法一点都不理解，甚至有点嫌弃他。
父亲一边照看自家的电磨，一边还兼任大队电工，负责收取电费。村里有个煤窑，当时生意红火，压根没把几百元电费放在心上，拖欠了五六百元电费，见到父亲只说随后一次性结清，父亲便一直等着，用自己的钱帮煤窑垫付。
母亲再三提醒，父亲还责备母亲心胸狭隘，说：“大户人家，还怕还不了这点钱吗？”后来煤窑生意日渐萧条，母亲又提醒父亲。父亲却难为情地说：“人家生意不好了就去要，为人有点短了。”
最终煤炭生意一路下滑，彻底停产，拖欠的电费也不了了之。可这件事，父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光阴流转，父亲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重复着这份满是粉尘、劳累不堪的体力活，直到我和哥哥大学毕业。那台陪伴父亲十余年的老式电磨，才算功成身退，被山里一户人家看中买走。听闻，新主人看重的正是父亲的为人，还给了他不菲的价钱。
直到今天，我始终不觉得家里是在做生意，更从不认为父亲是商人，就连乡亲们，也从未把“商”字与父亲联系在一起。
父亲已离世十多年，编撰家谱的族人，依旧在他的名下冠上“能人”二字。
父亲一辈子与电、与电磨打交道，辛苦劳碌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女，其中五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仍反复叮嘱我们：要勤奋工作、踏实做人、回馈社会。
如今，那刺耳却熟悉的电磨声，仍时常在我脑海里回荡，如同父亲不怒自威的音容笑貌。父亲守着电磨时坚守的处世之道，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成为我们兄妹，乃至下一代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正如巴金先生所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父亲辛劳一生，虽未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产，却留给了我们兄妹千金难换的精神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