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第一章：调解之夜

在一楼大厅拿到那份白纸黑字的调解书时，已经是十九点半的位置。十六点开庭，整整三个半小时的拉扯、争执、以及最后时刻的沉默。

推开法院厚重的玻璃大门，一股猝不及防的凉风猛地袭来，让我和身旁的被告-刘强及其代理律师都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天，不知何时已经彻底黑了。

刘强，这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此刻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高粱，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跟在我和他的代理人身后，走出法院明亮的门卫室。

他的代理人是位看起来精干的中年男士，微胖白净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熟练地将大衣的拉链往上拉到下巴处。

我独自坐进驾驶室，没有立刻点火。

车窗外的世界被路灯染上一层陈旧的昏黄色，光线有气无力地洒下来，像极了熬了通宵的人那布满血丝、倦怠不堪的眼。我深吸一口气，才缓缓将车驶入马路拥挤的车流中。

第二章：白纸黑字

调解书的内容，像刻录机一样一字不差地印在脑海里：

“双方自愿离婚；婚生三个子女，老大、老二归被告抚养，老三归原告抚养；一套保障房和一辆冷藏车归被告所有，车贷由被告承担，被告给原告支付经济补偿、损害赔偿、财产分割共十二万元；双方各自债务各自承担；双方再无债权债务纠纷；双方各自物品归各自所有。”

我是原告—马娟的代理人。卷宗上冷冰冰的文字勾勒出她的人生轨迹：22岁结婚，十五年婚姻，生了三个孩子，长子十四岁，次女十二岁，小女儿刚满两岁。起诉状上，“被告家暴”、“被告沉迷赌博”、“被告未尽家庭责任”、“被告大男子汉主义严重”是刺眼的关键词。今天，她通过法院调解，摆脱了这段婚姻，拿到了小女儿的抚养权，以及那十二万元的补偿。

从法律程序上看，她离婚的目的达到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要能离开他，带着妞妞好好过，怎么都行。”

第三章：沉默的代价

“十五年婚姻，十二万元补偿，每年不到一万元的补偿，离开奋斗十年才购买的仅住了五年的房子，以后母女俩到哪居住？”马娟真的满意吗？

我回想起刚才审判员最后确认各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时?

马娟毫不犹豫地说:不同意调解和好,同意调解离婚。

而那个高大的刘强嘴唇嗫嚅了许久，才从喉咙深处极其勉强地挤出六个字：“同意调解离婚。”那声音里，听不出半点情愿。他是不愿意离的，或许是不舍，或许是不甘，又或许，只是不愿意承受财产被分割的损失？谁知道呢。

而马娟，在整个过程中异常平静，甚至在某些时刻，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让我这个代理人都感到些许心悸的漠然。那不像解脱，更像是一片被焚烧过的荒原。

第四章：无人的斑马线

车子在一个红灯前缓缓停下。斑马线上空无一人，只有寒风卷着几片枯叶在树梢上摇曳。也许，只有这浸透骨头的黑夜和这永不知疲倦的冷风知道，他们各自的心底，究竟是满意，是悔恨，还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茫然。

我踩下油门，汇入更深的夜色里。后视镜中，法院那庄严肃穆的建筑轮廓逐渐模糊、缩小，最终被城市的霓虹吞没。它解决了一场法律关系，却裁断不了双方当事人那些纠缠的情感与未来漫长的人生。

第五章：分户

车行缓慢，路灯将昏黄的光涂抹在车窗上，像一双双倦于窥探人世的眼睛。我再一次逐字重温着调解书，那些条款冰冷而精确：“…老大、老二归被告，老三归原告…被告支付原告各项补偿共计十二万元…”

庭审中，刘强曾惋惜地说道：“我们感情本来可以的…都是她父母总是参与我们的生活…” 可当涉及财产时，他们争执的焦点却不放过1500元的物业费底付了没有？以及他坚持索要四张“爷爷留下的”老版两元纸币。

马娟，这个二十二岁结婚、十五年内生下三个孩子的女人，在走出法院大门下台阶时，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律师，我如何才能分户出去？” 她要把自己和两岁小女儿的户口，从那个有她另外两个孩子的地方，彻底脱离出去。

她不曾回头，仿佛对留下的两个孩子毫无眷恋。可我记得她最初的恐惧——她怕孩子认为被母亲抛弃，又怕争来抚养权后，被告那虚无缥缈的抚养费无法支撑生活。

“老二在街上看见我，就低着头躲开，孩子说，‘爸爸讲，你不要我了。’”她曾告诉我。

第六章：谁的胜利？

法律上，马娟赢了。她重获自由，得到十二万，保住了最小孩子的的抚养权。但用十五年青春和两个亲生骨肉的疏远换来的胜利，究竟是什么？

寒风掠过车身，夜色吞没了来路。我这个代理人，竟分不清这场官司里，究竟是谁赢了？马娟？被告？或者是我？或者。。。。。。。

今天庭审，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强，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是：家暴、赌博。一无是处，但是，通过庭审，我觉得马娟好像有点那个“伏地魔”？“妈宝”？看到刘强一脸的疲惫、悔恨、无奈，忽然，我有点可怜他了。

第七章：初春的求助

2025年4月15日，春意渐浓。尽管是个多云天，但路旁树木抽出的新绿与绽放的花朵，依然宣告着季节的更迭。

一大早，我便接到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驱车前往处理一起离婚纠纷。

在中心主任办公室，我见到了靠在长沙发上的四个人：一对年长的夫妻，一个年轻男子，以及一位怀里抱着小女孩的年轻女子。

她个子不高，身形微胖，围着一条头巾，脸色苍白。

“这是马娟，申请人。这两位是她的父母，这是她弟弟。”主任介绍道，随即将案件材料递到我手中。

第八章：淤痕与伤痕

我将他们请到隔壁会议室，开始了解案情。

马娟，37岁，与丈夫刘强经人介绍于2010年结婚，而家暴的阴影，从婚后就一直笼罩着她。

马娟自诉：“主要为经济问题，说我乱花钱……也不许我和父母往来。”她的声音很轻，怀里的孩子想挣脱她，她一只手轻轻拍抚着她，另一只手把她抱得更紧。

“2011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我发现他赌博。大约2013年，他打电话告诉我，因为赌博被拘留了十五天，让我自己照顾好孩子。”

“从那以后，他打得更凶了。孩子上幼儿园后，连孩子也打……2014年，一次我到父母家住了两天，他不愿意，到我父母家闹事，在屋里动手打我。”

“他简直不是人，下手很重，把我女儿打得鼻青脸肿的。”一旁一直不做声的马娟的父亲气愤地补充道。

“这次是为什么？”我问。

“2025年4月8日，他出车回来，问我钱的去向？为一千五百块钱的支出怀疑我，争吵起来，他用拳头打我的脸…”马娟低声说。

我不由停下记录的笔，看到她左眼角与耳朵之间，有一块浅紫色的瘀痕清晰可见。

“导致我头部外伤，双侧听力下降。”她顿了顿，接着说：“他对儿子下手也重。几年前用自来水塑料管打孩子，现在儿子背上还有印子。”

“报过警吗？”

“以前觉得是家事，怕丢人，没报过。”马娟摇了摇头。

“这次是我姐给我打电话，我过去一看——”她弟弟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压着怒气，“打成这样！是我让我姐报的警！”

“哎，您看我女儿这脸上…”马娟的父亲重重叹了口气。

我记下要点，说：“回家后，找机会拍一张您儿子背上的伤痕照片发给我。你们见过刘强因赌博被处罚的决定书吗？”

“没有！但那次之后，他卖了车回老家，又继续赌，输了大概三四十万……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马娟回答。

“从老家回来后，他成天除了吃就是睡，像丢了魂似的，整整两年没工作。那时我在家带孩子，生活靠我父母接济，还有……我变卖了我的嫁妆，三十克金银首饰。”马娟继续说下去，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第九章：过够了

我看着眼前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慎重地问：“你真的想好了要离婚吗？你知道离婚对三个孩子的伤害有多大吗？刘强同意离婚吗？”

“我过够了。”马娟抬起头，眼神里是疲惫的坚定。

“我知道对孩子不好，但他不同意离婚。”

“结婚后，他不让我出去上班，不准我过问任何事，要求我绝对服从。不能问他去哪？也不能问他收入多少？”

第十章：对家庭财产一无所知

“你们现在有什么共同财产？”

“2020年我们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套保障房，九十平方米，没房产证，只有购房合同，房价二十三万元。2024年5月，刘强按揭买了一辆冷藏车，车款大约三十万，首付好像六万，每月月供七八千元。自从买了这辆车，他就常年在内地跑运输，几个月不回家一趟。”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感情已经破裂了。第一，我要离婚；第二，我想要三个孩子的抚养权。但我没有工作和收入，要求他支付抚养费；第三，家庭财产我应该多分；第四……”马娟条理清晰地陈述着，但是她声音微微发颤。

“我现在很害怕，不敢再和他住在同一个家里。律师，我该怎么办？”

第十一章：证据的困境

我给马娟进行了详尽的案情分析。

“家庭暴力和赌博（屡教不改）都是法定的离婚情形，法院通常会支持您的诉求。但问题是，我们目前只有一次明确的报警记录。您能否联系社区开具长期家暴的证明？或者，有没有其他知情人愿意为您作证？”

马娟的眼神黯淡下去，摇了摇头：“他打我……我从没对外人说过。我们刚结婚时租的房子，对门住的是他叔叔。他们一家人，不可能替我作证的。”

我点点头，继续解释：“关于子女抚养，《民法典》规定，不满两岁的，原则上跟母亲。您的小女儿跟您应该没问题。另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您是什么想法？请在提交诉讼材料前告诉我。通常来说，家暴方不宜直接抚养子女，这对我们争取抚养权是有利的。”

“抚养费呢？”她小声问。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应当承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或由法院判决。”

“也就说，若三个孩子归我抚养，全部抚养费可以由他承担，是吗？”

“是的！”

“他现在开车挣钱，收入不稳定，不能按时给你抚养费，咋办？我建议你还是只抚养小女儿，两个大的让他抚养。”马娟地弟弟插话道。

我说：“这个你们先自己商量考虑清楚了再决定。”

我话锋一转，切入更实际的问题，“关于财产，那套保障房23万，购房合同带了吗？冷藏车的购车合同、发票、行车证或者贷款合同的复印件，您手头有吗？”

“购房合同没带来。车的事都是他一手办的，我什么单据都没有。”

“车牌号记得吗？”

“不知道。”

我不禁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个女人对家庭的经营状况几乎一无所知，这让她在离婚诉讼财产分割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我让她回去把购房合同拍照发来，又转向她弟弟：“你有机会的话，帮你姐查一下那辆冷藏车的车牌号。”

“好的，律师。”她弟弟立刻应下。

“还有共同存款吗？”

“他的银行卡都在自己手里，有没有存款，我不清楚。”

“他跑运输，每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我不知道，他从不告诉我，一问就说没挣钱。”马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麻木。

我向她解释了“离婚经济补偿”（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负担较多义务）和“离婚损害赔偿”（因家暴等过错）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强调：“关键在于证据。比如您说边工作边带孩子，有时间你去银行打印那段时间的工资流水。”

最后，我郑重建议：“你不是不愿意与他同住一间房子吗？那么在递交诉讼材料的同时，我们必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随后，我对她带来的《接处警记录登记表》、《家庭暴力告诫书》、《疾病证明书》等材料进行了拍照留证。

“马娟，我们加个微信，方便后续传送资料。”

她脸上掠过一丝窘迫：“我手机坏了，用不了微信。您加我父亲的微信吧。”

我心里掠过一丝诧异，这个时代，连一部能用的智能手机都没有？

看着她在那份谈话笔录上，艰难地、一笔一画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三十七岁的年纪，难道没读过几年书？

第十二章：破碎的春天

窗外的太阳穿透云层，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可目送着马娟抱着她的小女儿离开，看着那孩子无忧无虑地吮吸着手指，我的心里却沉甸甸的。

又是一起因家暴和赌博而破碎的家庭。

第十三章：奔波与取证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琐碎与焦急中推进。

4月16日中午，马娟父亲发来了购房合同的照片。

当天下午，马娟的弟弟加了我微信，发来一段录音和他小外甥背上、腹部两处陈旧疤痕的照片。

录音里，马娟的大女儿怯生生地复述着父亲的话：“假如我与你妈离婚了，你跟谁？……你跟你妈去，我没有时间带你。还对我哥说：以后要听你妈的话，不要出去惹事！”

这番话，隐约透露出刘强不愿离婚的心思，以及重男轻女的倾向。

4月17日，我前往法院提交材料，却因当事人户籍不在本地被窗口驳回，必须补交居住满一年的证明。

4月18日，马娟弟弟驱车送来了社区开具的《居住证明》。材料终于被法院受理。

4月26日，马娟弟弟发来微信，焦急地反映刘强母亲经常在大孙女放学路上拦住威胁她，让她给母亲说不要离婚。

我说：对此，我们也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

由于法院系统升级和五一长假，直到5月21日，我们才终于收到了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民保令1号】。

窗口工作人员说，这是本法院今年第一个人身保护令裁定书。

人身保护令裁定结果如下：“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有效期六个月。”

6月1日，马娟弟弟发来一张模糊的冷藏车车头照片，车牌是外省的。

8月， 马娟打来电话，声音惶恐：“律师！他出车回来了，就住家里，我怎么办？不是有了保护令，他就不能住我们现在的房子吗？能不能不让他住？还有……他给我微信转了点钱，我能收吗？”

“刘强可以住你们现在的房子，因为保护令没有裁定他迁出你们地住所。他若骚扰你或者家暴你，你可以选择报警。至于他转的钱，你可以收下，毕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仍有抚养妻女的义务。”

最终，马娟带着小女儿搬到了弟弟家暂住，将大儿子和大女儿留在了家里，由被告照看。

等待，让时间变得格外漫长而煎熬。

10月10日，马娟主动加了我微信，可能是她修好了手机。

信息里充满了焦虑：“律师，我这案子啥时候能有结果？天气越来越冷，我和小女儿还在外面住，他一分钱不给，我们娘俩咋过？您能帮忙催催吗？”

“我打过法院电话，但是，一直占线，你也可以打电话催促一下。”我说完，立即把法院电话发给她。

10月11日，她的信息再次追来：“律师！法院电话打不通啊！这样拖着我娘俩咋办？一分钱没有！”

我只能安慰她，法律程序需要时间，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和适时催促。

10月20日，开庭传票终于到了，定于11月6日开庭。我立刻将消息告诉了马娟。

10月28日，开庭前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是马娟的母亲陪她来的。半年多过去，她的小女儿已经会走路了，却显得格外胆小，怯生生地躲在大人身后。

我再次核实前面已经提交到法院地证据，是否还有新补充的证据？

马娟的回答让我心头一紧：“……他让我也用自己名义贷了2万4，分期两年，每月还1092块。我已经还了17期，9月和10月的钱还是我借弟媳妇的。问他要，他就说不用管。”

她打开手机上的贷款APP给我看。我立刻截屏留存。这意味着，除了分割车辆和房子，我们还要处理这笔以她名义欠下的共同债务。

“您还有什么新的诉求吗？”我问。

“我希望多分点财产，我带孩子付出太多了，还被他打……如果老大老二判给他，我希望周末能看看孩子，假期能带他们出去玩。”

我再次提醒她打印工资流水作为经济补偿的证据，并询问那次她到娘家，被刘强追打的情况。

她母亲激动地插话：“那次他把我和老伴关在门外，在屋里打她！他把我女儿打得好惨！”

“这个证言也很重要，可以证明刘强多次或者说持续家暴你，可以让你父母出庭作证吗？”我说。

“我父亲不行，他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我母亲可以。”马娟说。

然而，当我要拍照马娟母亲身份证时，老人说身份证不在身上。

“我回去，把我母亲身份证拍照发给你”

当晚，马娟发来了她母亲的身份证照片和几张她过去工作的工资截图。我汇总计算，她大约工作了55个月，平均月薪五千多。根据这一点，我在诉状中增加了三项诉求：

1、被告支付离婚经济补偿137500元（按每月2500元计算，共55个月）；

2、 被告支付离婚损害赔偿100000元；

3、被告承担冷藏车相关共同债务24000元的70%。

我知道，变更诉讼请求可能会推迟开庭，增加诉讼费。但这是为她争取更大权益的必要一步。

10月29日，我再次来到法院。给书记员提交了变更的起诉状、、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涉案车辆、被告赌博记录的协查函申请书。

“变更请求意味着开庭延期，增加诉求金额需要补缴受理费，而调查令也必须由审判员批准。” 书记员说。

我将补缴费用的消息告诉马娟，她说：“补缴受理费可以。但我母亲……不能出庭作证了。我母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我兄弟们怕她出庭一激动，有危险……还是别让她作证了。”

“我母亲不能作证”这句话让我心中一沉。我们本就单薄的家暴证据链，又失去了一环。

家暴证据单薄，赌博没有书证，财产状况模糊，关键证人无法出庭，一种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

“您考虑清楚！我们现在家暴证据只有一个，而你母亲出庭作证非常关键。”我提醒她。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传来她带着哽咽却异常坚定的声音： “不了，律师。我不能拿我妈的命去赌。”

第十四章：追寻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马娟模糊的回忆—2013年春天，刘强曾打电话说自己因赌博被派出所拘留—我在10月30日和31日踏上了寻找这份关键证据的曲折之路。

当时他们租住在天路区安康路小区，但具体是哪个派出所处理的，马娟毫无印象。我拿着法院的调查令，开始了连续两天的奔波。

第一天上午，我驱车24公里来到天路区大河派出所。值班室工作人员听完我的来意，初步判断案件应归属安康路派出所管辖。

中午赶到安康路派出所后，系统查询却一无所获。民警推测案发地可能实际归武山派出所管辖。

时值午休，我在附近草草吃了午饭，在车里等到下午上班。

赶到武山派出所时，值班民警态度友好，反复在系统中查询后终于找到了线索——然而案件的经办单位并非他们，而是新江区的新星派出所。

当我匆匆赶到新星派出所时，已是下班时间，值班民警告知我明天上午再来。

第二天清晨，我一大早就赶到新星派出所一楼大厅。值班民警查到了相关信息，但表示需要请示领导。他从所长办公室回来后带来了坏消息：不能向我提供书面证据。

我试图进入所长办公室当面说明情况，被民警拦下，告知那是非工作人员禁入区域。

我没有放弃，通过墙上的信息公示栏找到了所长电话。电话里，所长态度坚决：只有法院工作人员持调查令方可调取，律师不行。

我立刻驱车前往新江区公安分局，向值班民警说明情况后，被告知主任正在开会。

在接待室等了十几分钟，值班民警当面给新星派出所所长打了电话：“分局主任这边的意思是，按规定能出具就出具，不能的话，请指引他们去执法大队办理。”

我再次回到新星派出所。一楼值班民警见到我很惊讶：“您怎么又回来了？”我告知他分局已与所长沟通完毕。他告诉我：“如果要出具书面材料，需要到六楼档案室办理。”

在六楼档案室，一位年轻女民警对我的到来感到意外。她在电脑前查询了很久，疑惑地自语：“抓捕记录里有他的名字，但为什么没有处罚决定书？难道他当时只是围观者？”

我补充了马娟关于刘强被拘留十几天的回忆，建议是否能从拘留所反向查询。

她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刘强因其他原因没回家，骗了他妻子？”

与同事沟通后，她们推测可能是由于早期联防队员经办、派出所合并等原因，导致档案遗漏或流转不全。

最终，她留下我的手机号，表示需要经分局审批后才能去其他派出所调档，让我等她电话。

转机出现在11月1日中午12点，一个周六，我接到了新星派出所档案室的电话，通知我下周一中午去取文件。

11月3日中午，我准时到达。办理完签收手续，并提供了法院主审审判员助理的姓名和电话备案后，这份至关重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终于交到了我手中。

决定书载明：2013年4月11日23时许，刘强在鲁市一废弃厂房二楼被查获。经查，他在此前连续两日以“神宝”方式参与赌博，案发时在现场观看赌博。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仟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备注栏中明确写着：被告本人要求“不通知家人”。

事后与档案室民警交流才得知，他们的谨慎源于之前的一次风波：另一位律师调取证据后，其当事人家属反悔，并通过信访渠道投诉，导致上级部门持续调查了一两年之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提交法院后，我又前往车管所查询冷藏车信息，却因车辆是外地牌照，无法在本地系统获取相关信息。

第十五章：庭审现场

2025年11月19日 16:00 庭审现场

庄重的法庭内，气氛凝重。马娟在原告席上正襟危坐，身后旁听席上坐着她的父母、姨姨和兄弟，他们像一个前来助阵的啦啦队。被告席上，刘强和他的代理律师则显得形单影只。

书记员核验身份后，因离婚案件不公开审理，但考虑到家属情绪，破例允许他们留在了旁听席。

法庭调查：罗生门初现

审判员宣布开庭。我陈述了诉讼请求：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以及基于家暴和长期付出所主张的经济补偿与损害赔偿。

刘强的律师的答辩冷静而克制：“我方同意离婚，也同意支付抚养费。小女儿可由原告抚养，但抚养费（2499.6元）计算过高。同时，我方要求原告支付长子、长女的抚养费各每月2499.6元。”

他继续答辩：“原告提出的经济补偿与损害赔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认可房屋为共同财产，现在的房价应按15万元计算。车辆亦是共同财产，现在车价应按18万元计算，且尚有14万余元贷款未还，建议还清贷款后再行分割。至于原告名下2.4万元债务，我方不同意承担。”

轮到刘强本人陈述时，他情绪明显激动起来：“我们婚前了解确实不多，婚后有了孩子，感情也一直很淡。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原告家里人，特别是她父母总是插手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才导致我们频频争吵。我同意离婚。”

他承认动手打了原告：“我是打了她两巴掌，但那是因为她背着我借给她弟弟2000块钱。直到2024年4月29日，我凑钱买货车时才发现，她前前后后借给弟弟8500元，而且她弟弟短期内根本还不上。后来对账时，借款数额也始终对不上。”

关于教育孩子的方式，刘强辩解道：“孩子犯错我是打过，但原告也用手机充电线——把两三根拧成一股——打过孩子。”

对于赌博的指控，他部分承认：“我确实参与了赌博，但不像她说的输了那么多。我承认卖车后回老家参与赌博，但实际只输了91000元。”

刘强继续陈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我没有工作不是两年。我们干翻斗车这行本来就是冬季休息、春季上班。2014年我把车卖掉后就没再干这行，到15年开春就开始打零工养家。”

他坚决不认可马娟的付出：“她说自己70个月边工作边带孩子，付出比我多，这我不认同。我每天都在为这个家付出。她说我大男子主义也不对，我在家经常做饭、收拾家务。”

说到家庭矛盾，刘强提起一件往事：“长子满月礼，她父母只带了500元钱来我家，她的五家亲戚凑了1700元，还拿着礼盒来，可有的礼盒明显少了一两瓶。我当时就说：‘你的家人怎么这样对待我们’，她却不理不睬。我们之间的很多纠纷就是这样来的。”

最后，他提高声音强调：“根本不像她说的那样！”

这时，马娟始终低头不语。

当审判员询问马娟对另外两个孩子抚养权的最终意见时，她低声对我说：“律师，不是我不愿意养三个孩子，是我根本养不起三个……”

我向法庭表明，原告基于经济压力，最终决定只抚养小女儿，同意长子长女由被告抚养，且无力支付抚养费。

审判员随即归纳了三大争议焦点：

1、子女抚养问题如何负担？

2、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与损害赔偿是否成立？

3、夫妻共同财产与债务如何分割？

举证与质证：证据链的激烈博弈

我当庭依次提交了14组证据，系统构建了马娟作为长期家暴受害者、为家庭付出全部心血的母亲形象，同时揭示刘强存在家庭暴力、沉迷赌博等严重问题。

刘强的律师则采取了针对性质证策略：对家暴证据的关联性提出质疑，主张冲突属“事出有因”的偶发行为；质疑马娟听力损伤与半年前家暴事件的因果关系；否认长子伤痕照片的真实性；承认房屋与车辆属共同财产，但刻意压低估值；对马娟名下2.4万元贷款与夫妻共同生活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质证过程中出现关键转折。审判员追问2.4万元贷款去向时，马娟当庭通过手机APP展示转账记录，证实该笔款项于2024年5月8日转至刘强账户。刘强被迫承认收款，但辩称此前曾给过马娟1万元。其代理律师查阅马娟手机APP贷款记录后，确认尚余6600元未偿还。

审判员要求被告就争议焦点举证时，刘强律师仅出示奇瑞汽金APP贷款记录，显示车辆尚欠18期按揭，共计142891.9元。

法庭询问：收支真相的逐层揭露

在原告发问环节，我直击对方薄弱环节：

刘强承认自8月22日后因马娟拒接电话，即未再联系马娟，除早期转账1000元外未支付任何生活费，也未看过马娟和小女儿。 关于车辆使用，他承认独自驾驶该车一年行驶近24万公里，但声称收入在偿还贷款及承担高额运营成本（保险、轮胎每年各支出2万元）后所剩无几，每月给马娟的4000元是全家唯一经济来源。

被告提问环节，刘强律师试图扭转局面：

“原告工作期间总收入39万余元，2020年购房支出23万，剩余16万是否用于家庭开支？”

马娟坚定回应：“全部用于家庭开支。我工作期间他从未主动给过钱，家庭开支均由我承担。我有工作时给小女儿买奶粉每月就要2000元，我失业后他每月给4000元根本不够，只能给小女儿改喂普通牛奶。”

针对刘强律师追问其工作状况及物业费支付情况，马娟清晰陈述：“我工作期间他不曾主动给钱，必须讨要才给。物业费、暖气费在我工作时由我支付，失业后由他支付。”

被问及4000元具体用途时，她坦言：“用于我和三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医疗支出以及两个孩子的学费。”

财产分割：激烈博弈与艰难妥协

审判员主持财产估价时，双方展开激烈争执：

房屋估值方面，马娟坚持20万元，刘强咬定15万元。经审判员调解，马娟让步至18万元，刘强仅同意16.5万元。审判员提醒若协商不成需第三方评估，费用及时长均由双方自负。

车辆分割时，马娟表示不要车辆，刘强主张车辆归己并承担剩余贷款，认为车辆现值18万元扣除15万贷款后仅愿补偿1.5万元。马娟同意车辆估值但要求扣除贷款后的3万元全归其所有，我当即纠正未还贷款实为14万元，剩余价值应为4万元。

审判员询问其他共同财产和债务时，马娟最初表示没有，经我提醒才想到家具家电，但她却疲惫表示“不想再争”。

刘强则提出欠缴两年暖气费及物业费，马娟证明今年的物业费已由大女儿缴纳，最终双方确认仅欠24-25年度暖气费4004元。

庭审变局：伤残鉴定的突发转折

法庭辩论阶段，因刘强在补偿问题上拒不退让，我临时提出对马娟右耳中度听力损伤进行伤残鉴定，以主张相应赔偿。

审判员质疑未在庭前申请可能导致二次开庭，马娟因不愿拖延当庭撤回申请。

最后陈述后，审判员征得双方同意调解离婚，但拒绝和好。

第十六章：背对背的较量

调解伊始，双方就车辆现值再度争执。我建议背对背调解后，审判员请刘强及其律师暂离法庭。

马娟弟弟情绪激动反对低价折价：“车才买一年，估值18万元太低！真要这样算，车我们要了，给他1.5万元！”

审判员立即严肃制止：“你是原告弟弟，不能这样说话。冷藏车本地行情低迷，你们无稳定货源，且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无法过户。若他断供，银行虽先追诉他，但他必将反诉你们！”

我向马娟弟弟补充：“你姐姐不会驾驶，车辆到手如何处置？”他顿时沉默。

法庭外，刘强的律师往复沟通，最终被告同意支付经济补偿、损害赔偿及财产折价款共计12万元。

在12万元付款方式上，原被告双方又产生分歧，马娟要求年底前付清，刘强以现在没有收入还要面临每月8000元的还贷压力，要求分期支付。

关于案件受理费，审判员提议由被告承担，刘强的律师沟通后回复：“他同意承担，但要求随最后一笔12万元分期支付。”

审判员叹了口气：“我再去跟他谈谈。”刘强的律师摇头苦笑：“他性格固执，我的意见他尚能听进几分……”

第十七章：调解书落定

最终，在审判员的主持下，这场漫长的拉锯战终于以调解画上句号。调解结果如下：

1、原、被告自愿解除婚姻关系。

2、长子与长女由被告抚养，次女由原告抚养，双方各自承担所

抚养子女的抚养费，并均享有对另一方所抚养子女的探望权。

3、夫妻共同财产中，位于本地的保障性住房一套及冷藏货车一辆，均归被告所有，该车辆剩余贷款亦由被告负责偿还。

4、 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损害赔偿及财产折价款，共计人民币12万元。此款项自2025年12月30日起，分期支付，于2028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

5、双方各自名下所负债务，由各自负责清偿。

6、本案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原、被告平均负担，被告当庭向原告支付其应承担的800元。

冰冷的条款落在纸上，为一段充满伤痕的婚姻关系，订立了一份迟来的、且谈不上圆满的契约。

第十八章：最后的对话

在法院一楼大厅等待领取调解书时，气氛依旧压抑。被告刘强独自坐在长椅上，深深地埋着头，周身笼罩着一股颓丧的气息。我与他的代理律师交换了一个眼神，走上前去。

“事已至此，向前看吧。”我开口道：“虽然你们离婚了，但孩子永远是你们共同的孩子。父母分开，对孩子的伤害最大，往后，你们双方都应该鼓励、允许孩子去见对方，让两个大的多去看看他们的妈妈。”

刘强没有抬头，声音闷闷地传来，带着不甘：“我没阻止过……但他们去舅舅家，那边……孩子的舅舅，还有她父母，尽在孩子面前说我的不是。孩子他姥爷自己就好打麻将，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带好孩子？”

他的代理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接过话，语气恳切：“老刘，正因为这样，才更要注意。今后，你们双方，包括两边的老人，都务必管住自己，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大人的恩怨，不该由孩子来承受和判断。这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刘强沉默着，没有再反驳。

第十九章：夜色尽头

终于拿到那份沉甸甸的民事调解书，我们各自走出法院大门。外面，天已彻底黑了，初冬的寒风裹挟着夜色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抬头望去，零星的路灯在墨色的天幕下发出微弱的光。

但愿，这漫长的黑夜，能悄然吞噬掉今天所有的疲惫与不堪。也但愿，黎明之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找到各自通往光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