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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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勇律师，我几号过来开庭？” 12月4日，刘师傅在微信里问。
我忽然想起：“他们手里没有欠条原件，只有一张工头在社区写的工资表照片。这案子要赢有点悬。”
我立刻回复到：“最好提前来，去农场社区开个证明。”
刘师傅是了解全部经过的证人。他不在第一批开庭的五人里，但必须从喀什的工地上赶来。
一般情况下，要是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我又是特别授权代理人得话，是不需要当事人出庭的。
二、
五月二十二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把材料递给我：“十个农民工，欠薪，情况有点复杂。”
会议室里，五个黝黑的面孔望着我。他们去年在农场的工地上做木工，工头虎彪口头承诺计件付钱。开始按月结，后来就拖。拖到十月，干不下去了。
总共十个农民工，这次来了五个，其中还有一位女的，他们都是六零后的农民工，来自于四川，都是乡里乡亲的，结伴出来打工、养家糊口。
“去年十一月，在社区调解下，他写了工资表，答应很快结清。”刘师傅声音低沉，“当场微信每人转了一千，说剩下的总包商会付。工资表没给我们，只让拍了照。”
“后来总包商分三次打了大部分工资，但没给完。八个差两千，两个差一万多。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工资表原件呢？”我问。
“他不给。我们也不懂，这是他自己亲笔写的，难道在法庭上，他不承认？！……”有人小声说。
“虎彪身份证号？住址？”
他们摇头。
“知道总包商吧？劳务分包商呢？”
还是摇头。
我压住叹息。翻看刘师傅手机里拍的项目牌子照片，锁定了被告总包商。可没有劳务分包商名字，没有工头身份信息，起诉状第一栏就填不下去。
“那不简单，法院不能调吗？”一个年轻点的农民工问。
“法院是你家开的？”话一出口，我看到他迅速低下头去。我有些后悔，但焦虑更甚。建筑工地的欠薪案，为了查清事实和增加后期的可执行性，我们习惯列三个被告：工头、劳务分包商、总包商，让他们连带担责。现在，连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不知道是谁。
三、
对于任何案子，我们提倡的首要原则是调解为上，这样不仅节约司法资源，还能做到快速高效的“结案事了”，即结案了，当事人的诉求也得到解决。
晚上，我还是拨通了虎彪的电话，试图调解。
“我不欠钱！”他说话很冲，“那是我被逼着写的证明，不是欠条！账我媳妇管，她回四川了，等她夏天回来对完账再说！”
电话挂了。调解的路，一开始就堵死。
四、
接下来的日子，是想方设法搜寻劳务分包商和虎彪的信息。去疑似虎彪住址的派出所查，无果。幸好农场社事办提供了关键文件：工地组织结构图指向劳务分包公司“义安建筑”，一份工资发放承诺书上，有虎彪的身份证号码。
六月五日，我提交了立案材料。六月十六日，法院窗口告诉我：“无法送达，需要被告虎彪地址。不予受理通知已经寄出了。”
“看着不予受理的通知，我心头一沉。法律的大门，竟卡在了一个地址上。”
山穷水尽时。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提醒：“可以试一试检察院，他们也有支持法律援助的职能。”
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坐在三坪垦区检察院里。工作人员当面拨了虎彪的电话，加了微信。可是：“刚加上微信问地址，就被拉黑了。”
我心下一沉。却没想到，转机来得如此偶然。
六月二十日，法院电话来了：“虎彪来我们这儿立另一个案，提供了地址。你来换诉状吧。”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立案，终于成了。
五、
十月交诉讼费，十一月收到五张传票，十二月十五日开庭。
证据只有照片和转账记录。若对方当庭否认，胜负难料。我在微信群里建议当事人至少来一位。刘师傅最终答应，他从喀什赶来。
十二月初，他问我行程。我让他提前到，设法去社区补个证明。
六、
十二月八日，开庭前一周，转机出现了。书记员在法院工作微信里说：“被告虎彪想调解。小额那几个愿足额付，那个一万多的，说实际没那么多，能给九千到九千五。”
“可以。”我回复。这是好事。
当晚八点半，虎彪的电话来了，开口就骂：“……他妈了个逼，钟经海那钱超五千要扣税！你当律师不懂？我写的是证明，不是欠条！我不欠钱！”
“你怎么说话？”我截住他的话头，“要扣税，就拿扣税凭证来。工资表上可没写这条。”
他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书记员告诉我：“钟经海同意九千五了。明天下午五点半，到法院来调解。”
七、
十二月十日下午五点三十，我坐在法院调解室靠窗的位置。虎彪进来了，个子不高，眉眼带着戾气，身后跟着一位女代理人。
他一进门，骂声就劈头盖脸砸过来：“我他妈不欠钱！那只是个证明！我五个孙子的爷爷了，能骗人吗？”
我合上案卷，站起身要走：“你是来调解，还是来吵架？那就不调了？！”
我心里却知道：“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因为没有工资表原件，输赢很难定，能和解了事是上上策，但底线还是不能丢。”
书记员赶忙拉住我。虎彪反而更激动：“不调就不调！开庭他们一分钱拿不到！”
书记员快步请来两位老调解员。其中一位拉着虎彪的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坐在座位上：“老敬，今天来是解决问题的，扯远的没用。勇律师也是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个案子。”
虎彪的气焰像被戳破的球，瘪了下去，边落座，边嘟囔着：“工地上还欠我几百万呢，有本事也援助一下我……”
“行啊，你委托我，我帮你讨。”我看着他说。
他瞪我一眼，终于不吭声了。我猜，是总包商不愿留诉讼记录，在背后推了这把-让虎彪自己付了这五个农民工的工资。
调解开始。他又提出不用事前书记员给他的五个农民工微信收款码付款，非要一个个加好友转账，并让每个工人发来身份证照片，写上“劳务费结清”。
由于虎彪不太会操作手机，只好让他的代理人拿着他的手机替他操作。
他的代理人逐个操作。付一笔，确认一笔。
窗外，天早已黑透。
当最后一笔九千五百元支付完毕，我在《撤诉申请书》和笔录上签下名字、日期。书记员舒了口气。抬眼一看，晚上七点。
八、
走出法院，大雪正纷纷扬扬。灯火在密集的雪幕中晕成朦胧的光团。我的车已覆上厚厚一层白雪。
微信群叮咚作响，是五个朴素的“谢谢”和憨笑的表情包。后面跟着几个憨笑的、握手的表情包。
剩余五个没有收到开庭传票的农民工纷纷在微信群里问：“我们还没有开庭的，是不是到时候也像这样通过调解付款？”
我心里想：“无论调解还是开庭，我们都会稳赢。”
我发动车子，暖气慢慢驱散寒意。雨刮器划开雪幕，前方道路模糊又清晰。
今夜，雪很大。今夜，雪很大，但心很暖。这暖意，是穿过程序迷雾后，照在事实上的那一束光。
那些简单的“收到”和“谢谢”，像小小的火苗，隔着屏幕，熨帖了所有奔波的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