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匠耀齐

每次回老家，我总会沿着三汊河漫步，时不时瞄一瞄河对岸。那些年，河对岸的段家岭有个木匠铺，学手艺的耀齐正值青春年少，却弃文习艺。他吊墨弹线、锯刨锤凿、耳后夹着一支扁扁的红色铅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专注看木头，那模样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数年过去，河还是那条河，村还是那些村，但曾经四村八乡的人们随意聚散在河渡口，惬意地拉着家常，来去自由，不拘不束的场景，却再也看不到了。如今的河面窄得令人惊讶，波浪不兴，但两岸依旧有很多的乡里乡事，经张家长李家短的添油加醋，变得有鼻子有眼。而关于小木匠耀齐的故事，仿佛是一幅幅旧照片，记录着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

耀齐出生时，母亲难产，当时方圆几个村庄只有一个接生婆，而那晚她恰好去了县城走亲戚，耀齐的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进跑出、束手无策。母亲在极度痛苦中，咬断了脐带，艰难地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据说，这在当地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然而，父亲在为他举办满月酒时，却笑着说：“这孩子，生来就带着一股倔强，将来必有不凡之处。

按照风俗，母亲把衣胞（那层包裹着婴儿的胎胞）郑重地交给耀齐的父亲，他用粗糙的双手将衣胞小心翼翼地装入瓦罐，用草封住罐口，到了次日清晨，这罐衣胞被丢入麦田后面的大水塘里。那个年代，许多乡村的水塘中都曾见证过这一传统而又神秘的仪式。从此，我们这帮孩子就多了一个玩伴，大家都叫他“咬脐”。直到上学后，语文老师点到“咬脐”这个名字时，来自不同村庄的孩子们一片哗然。后来，他自己将名字改为了耀齐。

本该幸福的一家，却在耀齐九岁那年遭遇了厄运。一天，父亲在干农活时突然感到胸口剧痛，头痛欲裂，随即仰面倒地。家人急忙将他送往镇医院，医生说快转到县医院，县医院又让转到省医院，尽管省医院设备先进、医生权威，检查、打针、吸氧、上呼吸机，但他父亲还是魂智不清，昏睡两天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母亲流着眼泪，轻轻抚摸着耀齐的头，说：“这世间太苦了，你大大去天堂享福去了。娃，你要记住，无论生活有多难，我们都要坚强地活下去。”耀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咬着嘴唇，仿佛在母亲的眼泪中看到了一种力量。

耀齐读书时个子不高，但成绩优异，小有名气，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画画更是栩栩如生。父亲去世后，原本不爱说话的他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学习，帮母亲做家务，他对同学们的活动和小伙伴的游戏无心玩耍，似乎对玩漠不关心。初中毕业后，他毅然辍学。在那个出墙报、刷标语、画宣传画可以记公分的年代，村庄里显眼的墙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手迹。

辍学后，半大小子，耀齐心疼母亲一个人日子过得苦焦，家里的顶梁柱又走得早，塌了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后，地里的庄稼活全靠肩扛手提。他决定和母亲一起种地，收口粮，种菜园，虽然收入微薄，但母子二人倒也不愁温饱。然而，父亲治病时欠下亲戚六眷的债要偿还，老房子也要翻盖。俗话说：“人死帐不能赖，冷的是风，穷的是债。”并非每个勤劳善良、忠厚老实的人都能得到生活的眷顾，艰难的日子和沉重的负担，是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的人们的共同写照。

耀齐的母亲不甘心他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困在田里当“地球修理工”，内心始终有一股不肯向命运妥协的劲儿。随着耀齐长大，她希望他“跳出农门”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她劝耀齐继续读书，考学、学技术，哪怕学一门手艺也好。于是，母亲便和他商量，是学铁匠还是学木匠。

耀齐说：“学打铁！”小时候，他常听儿歌传唱：“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半个月，我要回去学打铁。”尽管他没有姐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打铁的向往。

我们上学时，每天路过村头铁匠铺，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当当大锤小锤有节奏地打铁的声音，看到铺面摆满了镰刀、锹、锄头，菜刀、剪子、火钳，还有“呼哧呼哧”拉风箱的声音，铁具淬火时“滋滋”冒白烟，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他。

母亲不假思索，买了一条烟，带着他就去找铁匠铺的张师傅。老张头其实是耀齐的一个远房叔，高个头，黝黑的面孔，眼睛明亮，他嫌耀齐身材矮小，怂头缩脑，没有收烟，也不同意收他为徒，母亲央求他让耀齐试试，但张师傅觉得他不适合打铁，坚决不肯。

母亲不甘心，又跑回娘家，托娘家人找到段家岭的方木匠。方师傅瞥了耀齐一眼，更加刻薄地说：“还没有一凿子把长，学个屁木匠手艺。”母亲又与方师傅的老婆套近乎，远磨硬泡。不知道她跑了多少趟，恳求能让他打打下手，递递工具。最终在“枕头风”的吹拂下，方木匠才勉强松口，先来做些杂活粗活。在母亲“风吹不着，雨打不到，不会太吃亏”的叮嘱中，耀齐开始了他三年的学徒生涯。

随着时间的流逝，耀齐在木匠铺耳濡目染，从打杂做起，琢磨着方师傅干活时的一招一式，加上师兄们的指点，很快便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记得他到木匠铺没多久，我偷偷去看他。木匠铺大跨度的三道山墙，空间高、场地大，有长长的工作台、自制的门窗和大栅门，墙角堆满了长短不一、粗细不均的木材，手工间里有刨子、斧子、锯子、锤子、凿子……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的清香，难怪耀齐如此痴迷，劲头十足。

那天，刚好师傅和师兄们接活走村去盖房、做家具了。方师傅嘱咐他一个人守着铺子。

我疑惑地问他：“学会打家具了吗？”

他双唇轻抿，自嘲道：“师傅不让上手。”

我傻乎乎地问：“学了些什么呢？”

他得意洋洋地说：“什么都学。”

“你要不拿两根细棍子，我给你做一副高跷。”看他那自信的样子，仿佛手到擒来。

我对这次“来料加工”半信半疑，毕竟学木匠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他才刚学不久。

他却拍着胸脯说：“明天放晚学你来拿。”

“好嘞。”我开心地应了一声。

果然，他把高跷做成了，还在两个把手上分别雕刻着我的名字，并说等下回师傅们为家具上漆时，让我把高跷拿来，顺便也刷一层漆。这应该是他的第一个木工作品，我迫不及待地踩上去，起初有些摇摇晃晃，走得跌跌撞撞，但很快便掌握了平衡，迈开大步，仿佛脚下生风。

三年学徒，耀齐的个头长高了，人也壮实了，总是笑呵呵的，话也多了起来，变得聪明、勤快又灵光。方师傅嘴上虽不说，但心里对这个最小的徒弟已经默认了。渐渐地，他开始跟着师傅使用细木、制作家具，手艺越来越精湛，师兄们赞不绝口，对他这个小木匠也是刮目相看。

他对我说，学徒三年，挨了些训骂，受了些奚落，吃了些憨亏，但只要一想起母亲低声下气求人的模样，他就咬牙忍了。学会了克制烦恼，顺其自然，不再被困难所束缚，而是将对母亲的感恩和对师傅师兄们的感激融入到日常的木工活中。

后来，耀齐虽然出了师，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跟着师傅们走村串户，包工接活。那年月，木匠的活儿干不完：打桌椅板凳，嫁娶做新家具，盖新房做门窗，人老了做棺木，造捕鱼渡河的木船……这些都离不开木匠，而且东家管吃喝、还有工钱。农忙时，他就和母亲一起料理田里的农活；农闲了，他就背起工具箱，用自己的双手和手艺养家糊口。日子虽然清苦，但母子二人相互扶持，倒也过得踏实。

几年后，耀齐早早地结婚成家，盖了新房，生了两个女儿。他勤勤恳恳，靠木匠手艺还清了欠债，还积攒了一些积蓄，日子过得平淡、安稳。然而，命运似乎从未真正放过这个坚强的男人。他的母亲病了，是肺癌晚期。这位一生勤劳、善良、贤惠的老人，如今脸色苍白，身体枯瘦如柴，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

母亲告诉耀齐，她梦见了他父亲，说别再这样天天住在大医院打针吃药，拖累他们，白花钱。母亲要回家，耀齐拗不过，只能和家人瞒着她，没让她知道身体里长了恶性瘤子。

母亲痛苦难忍，止疼药都不起作用了，耀齐心急如焚地对母亲说：“听说河西岸有个老中医，我打听打听偏方能治不。”

母亲说：“儿啊，有你们照顾，有吃有喝的，我还能帮你们看看家、带带娃，养鸡种菜，活一天算两个半天。”

妻子哄着母亲，劝母亲听医生的话，说：“家里的事有我张罗，只要安心养病，活十年八年没问题。”

母亲只是叹气，勉强笑着对妻子说：“哎，疼得不想活，死得过了，只是舍不得你们。”没过几个月，母亲还是撒手离开了他们。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传统木匠手艺逐渐被边缘化，木质用品大部分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婚丧嫁娶、盖房建楼、盆桶锅盖、橱柜眠床，被钢筋水泥、塑料制品、组合家具、铝合金所替代，家私的样式新颖、且价格便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耀齐辛苦学来的木匠手艺，丢了不舍，守着又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妻子也时常抱怨，说现在随便出门打工，都比做木匠强。

耀齐的妻子从小学过裁缝，她想随乡邻一起去广州打工做服装。那天，妻子带着一脸疲惫和无助回来了，她和耀齐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沉默了很久。

她轻声说：“耀齐，再这样下去，生活难哟，我想去外面看看……”

耀齐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但他还是强忍着说：“我知道你不容易，但孩子们……”

妻子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也不想这样。”

“我除了种田和木匠手艺，别的也不会干，两个孩子又没人照顾。”他看着妻子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痛苦。

起初，妻子一开年就踏上绿皮火车南下，每年过春节前都会回来，但后来慢慢的就断了音讯。村里的人纷纷劝耀齐，说夫妻分离太久，感情难免变淡，甚至会“鸭子落水，各奔东西”的。最终，他们还是办了离婚手续。妻子提出带走小女儿，但耀齐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守着这个家，哪怕再苦，也要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别人劝他再找个伴，他却笑着说，两个女儿还小，他怕孩子们受委屈。

“你扎的小辫儿又紧又丑，没有妈妈扎得好，同学们都笑我。”小女儿噘着小嘴抱怨。

“妈妈做服装，好久没给我们寄新衣服了，也不回来看我们。”大女儿含泪说想妈妈。

女儿们虽然偶尔会埋怨，但都很听话、懂事。耀齐就这样既当爹又当妈，包地种田、打零工、做杂活、当搬运，用自己的方式，供孩子们读书、为她们攒嫁妆。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想母亲，想母亲晚年带娃做家务，想母亲的坚强，想母亲对他的鼓励，这是他内生的坚守的动力。

转眼间，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大女儿考上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定居，小女儿读完职院，在县城找到了工作，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耀齐闲不住，在大女儿的帮助下，在省城一家大公司做过保安，直到退休的年纪才停下工作。

随着年岁越来越大，耀齐的体力和精力大不如前，背也微微驼了。他回到老屋，收拾好自家的小院，打磨几件简单的木制品，给外孙做点小玩具，修补一下家里的旧家具。孩子们逢年过节回来看望他，夕阳洒在小院里，斑驳的光影映照在耀齐的脸上，干净的小院瞬间被欢声笑语塞满，陈旧的老屋也被热闹掀天所唤醒，只有孩子们浩浩荡荡回来，老屋才呈现出一方烟火、家的味道，才重新焕发出大家庭的温暖，耀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他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哪怕一地鸡毛、满是坎坷，只要孩子们过得好，就足够了。

有时候，耀齐会独自坐在三汊河边，望着对岸的段家岭，想起那些年学木匠手艺的日子。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耀齐知道，老家的地里埋着父亲母亲，路上埋着他的童年，时代在变，很多东西都在消失，但他依然相信，故土难离，这里是他的根、是魂、是归宿。

如今，村里多是老人的身影，过着稀松平常的日子。人若能安身立命，安稳周全，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到故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回乡的打算。或许有一天，老屋依旧在，但己经没有人再呼唤“咬脐”的乳名了，故乡曾经熟悉的土地和村庄的轮廓，最终也只能成为记忆里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