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姥爷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我时常会靠在村子西头的石墙边上，那面大石墙是村里长者们的聚集地。石墙的下方，是一整排红砖砌筑的台阶，一个台阶刚好可以坐下一个人，这台阶自东向西延展，足足容得下十来口人。夕阳垂落，石墙和红砖还透着太阳晒过的余温。晚饭过后，陆续会有长者缓步地向这边走来，有时三两结伴，一路闲谈寒暄着。每人手里，都端着一个印有花边图案的大茶缸子，有牡丹花的，有菊花的，有荷花的，等等，牡丹款式最为常见。茶缸里盛满了热茶，盖上缸盖，步履便越发缓慢，走着走着就要停下脚步，抬手掀开盖子，对着漂浮的茶叶吹上一吹，待茶叶子散开后，滋溜抿上那么一口，再盖上盖子继续向前走着。

一顶顶款式各异的帽子，是他们的标配。上了年岁就要格外留意冷暖。

众人陆续落座于红砖台阶，等候着邻居老友的到来。片刻光景，石墙下便聚满了人，他们有人叉着腰立在中央，有人则侧身低语而谈，也有人静静坐在那里，只管滋溜滋溜抿着茶水。

他们这些闲谈度日的老者中，总有一个例外。自我记事起，就对他的印象极深。他年岁已高，却从来不与众人闲坐、高谈阔论，只独步在村中缓慢闲游，遇到乡邻便会慈祥地微笑点头会意，也不多言语。

他头顶光秃得发亮，却从来不戴帽子，头发茂密的人都会配上一顶流行的帽子。

仅余稀疏的几缕银发，寥寥散落，仿佛贫瘠土地上生出的细弱禾苗，少了些养分滋养。村里的长者们闲谈时，也不由得说笑打趣：“你看这老贾，定是被家里的老伴数落了，许是没有听话，或是话听得过了头。”

没错，这个人就是老贾，我称呼他为贾姥爷。他没有装满热茶的大茶缸子，也不打听乡里琐事，更不会操心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只顶着光秃的脑袋在村子里悠悠闲游。

我倚靠着石墙，细细听着，听着众人的玩笑，也不由得跟着笑眯起眼睛。

要说起这位老贾，听说早年是随闯关东的人来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最终来到了这片土地上扎根落脚。他是山东人，虽是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口音还是一点没改，衬着山东人的敦厚。如有相求，总是回复一句：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他的浓郁乡音，而是他会讲很多谜语。

这对于我们孩童来说，是不小的期盼。用我们老家的话讲，叫做“破闷儿”。每到闲暇午后，村里的孩童总会围拢在他身旁，他也不再闲游。叽叽喳喳、满眼期盼的孩子们争着等着破闷儿。

那时我年少顽皮，仰头询问：“贾姥爷，您怎么会这么多破闷儿？依我看，您不该姓贾，该叫真姥爷才对！”

一语惹得老贾开怀大笑，眼角皱纹层层堆叠着宠溺。往后的日子里，每次见到他，我总亲切地呼唤他：“真姥爷好。”

那日晚饭后，老贾也一如往常，闲走到了石墙边。还未等我开口，周遭的老者们便已开始打趣。我快步地跟上他，兴致勃勃地问道：“真姥爷，您今天有什么闷子啊？”

他的笑意先漫上眉眼，温柔的目光缓缓拂过我渴望的眼神。喉结轻动，沉稳洪亮的嗓音缓缓传开：“十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处地名。”

简单一句谜题，瞬间难住了我。一碗粥何以值十两银子？我抓耳挠腮，几番思索，终究无法作答。

真姥爷不急不躁，轻声引导我细细思量：什么粥这么贵啊？这些长者们也加入了破闷子的行列，你一言他一语，都未能猜对。

待到揭晓谜底“贵州”之时，众人才豁然大悟，嬉笑声也漫过了村里的大事小情。

日子缓缓地向前流淌，我也慢慢长大。

到了上学的年纪后，我要远赴城中求学，那面大石墙，与我聚少离多了，我也渐渐淡出老人们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长高了许多，那年我一十六岁，已是少年般模样。

偶然一日，我听说贾姥爷去世了。

得到消息时，我默然伫立了很久。

那一年他闲游时不慎摔倒，落下了腿疾，卧床许久，才能勉强下地走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前一年的深秋。那时他闲走的脚步不那么利索了，佝偻着背，也戴上了一顶深蓝色薄棉毡子帽，左脚向前迈步，右脚缓缓拖沓随行。

逢人的话语更是少了，不过笑容依旧和蔼。

见到我时，我刚好回家探望我的姥姥，他与我打了个照面。我还像儿时那般，开口问道：“真姥爷，您再出个闷子让我猜猜呗。”贾姥爷听闻我这样问，神情微微呆滞，缓了会儿，才哑着嗓子、疲惫地说道：“破不了喽，一辈子的闷子都讲完喽！”

后来，村西头那面石墙和红砖砌筑的台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烟火与人声，夕阳依旧如约落下，旧时残留的余温，却慢慢凉透。那一碗价值十两银子的粥，再也无处寻，也再也无处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