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窝

“二窝！”

“嗯？”

“二窝，你说说，牛有几条腿啊？”

“牛！几条腿？那大牛呀还是小牛呀？”

“大牛小牛！哈哈哈哈……”围观人群轰地一阵大笑，个个脸上漾着十二分的得意。那发问的人，更是得意得眉毛都要飞起来。三春集村北街北地的打麦场上，这阵哄笑像投入热油锅的水滴，瞬间炸开，把丰收的喧嚣和庄稼汉的粗犷劲儿，呼啦啦推向了高潮。

天热得冒油，和这天气一同在三春集不断“发酵”、升温的，还有二窝这个“牛有几条腿分大牛小牛”的笑话，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那一年，二窝十来岁光景。连牛有几条腿都说不囫囵，自然被归入了村里“不识数”的行列。不识数，在乡亲们眼中，约等于笨蛋，等于少个心眼子，也就成了某些“朗利人”（聪明麻利）习惯性调侃的活靶子。

不识数自然上不了学，上了也是白搭。虽说已是新社会，那年月儿在三春集，能勉勉强强对付个肚儿圆已属不易，上学读书，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儿。

不上学只能“打牛腿”，跟着父母下地刨食。干活二窝也算不得好把式，好在他个子蹿得快，力气足，出死力气这一点，倒是比一般人强。庄户人常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下地凭的是力气疙瘩，上不上学，识不识字，没多大讲究。

鲁西南的黄土养人，没几年功夫，二窝就抽条成了个大男人。个子足有一米八开外，虽非膀大腰圆，用“魁梧”二字形容也毫不为过。只是他那看人的眼神儿，和别人不一样——两眼瞪得溜圆，额头微微前探，下巴却往脖梗子里收，目光直勾勾地扫过去，让人心里发毛。女人怀里的小娃娃见了他，准吓得哇哇大哭；地上疯跑的孩子听见他一声吼，先是一哆嗦，随即撒丫子就跑。

夏天抢收麦子，别人一杈子挑一捆，他一挑就是两三捆，有时甚至能摞上五捆。冬天集体挖河疏浚，有人磨磨蹭蹭磨洋工，一锨下去只铲半锨土。二窝要么不干，干起来就甩开膀子，屁股一撅，铲起满满一锨，不消片刻，额上便沁出细密的汗珠。

马虎叔是村里的“大明白”，最爱逗弄年轻人，专挑别人的“窝囊”处戳。他停下挥锨的动作，脚一蹬，铁锨头深深楔进泥里。直起腰，四下里瞅了一圈，收回目光，低头“呸、呸”两声，朝握成拳状的右手心里啐了口唾沫，又朝左手心啐一口，两手摊开，飞快地搓了几搓，重新攥紧锨把。他没铲土，却开了腔：“二窝，今儿个你再给大伙儿说说，那四条腿的大牛，是牤牛（公牛）啊是兕后（母牛）啊？”

一听有人点二窝的名，大伙儿像得了号令，不约而同停下手里的家伙什儿，目光齐刷刷聚光灯似的扫射过来。二窝头上的汗珠，瞬间被蒸腾得冒起了烟！他也学着马虎叔的样子，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沫，狠狠朝干渠帮上甩出一大锨湿泥，脖子一梗，结结巴巴地回道：“那牤牛是牤牛，兕后是兕，兕后！”

时光如白驹过隙，倏忽便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比那田埂上拂面的杨柳风还要灵巧，吹得三春集变了模样，大人小孩脸上都漾开了舒展而自信的笑纹。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便让家家户户的粮囤鼓胀起来，身上的补丁摞补丁不见了踪影，连衣裳料子都换成了挺括的“的确良”。庄稼人的日子，真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二窝与牛的旧事，却像田埂上的老草根，依旧深扎在人们的记忆里。二十多个寒暑过去，村里养牛的人家大都换上了“铁牛”（拖拉机），二窝却还是那个二窝——光棍一条。吃饭不成问题了，可家徒四壁、再加上“不识数”，想娶个媳妇，还真不好兑乎。

都说傻人有傻福，这话搁二窝身上，竟一点不虚。这一天，有人从四川领来了几个媳妇。搁在现今，这行径该当是“拐卖人口”，是犯法的大罪。可在当时庄户人眼里，这却是“帮衬”。帮衬着给光棍汉找上媳妇，让村里少个“老跑腿子”，那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这不，这天大的好事，就愣是砸在了二窝头上。

也不知是谁牵的线、搭的桥，呼啦啦一阵风似的，村里三个光棍汉就都给“打发”了。大娃媳妇五十来岁，一块儿带来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娃是娶媳妇捎带脚就当上了爹。二窝媳妇四十出头，跟着一儿一女。跟大娃一样，二窝也是拜堂成亲的当口，一步登天升格成了爹。女儿十三四岁年纪，模样俊俏伶俐，过来就上了初中；儿子王宾七八岁，和我年岁相仿，跟我同校念小学。既然开口喊了二窝“爹”，王宾自然也就跟着改姓了王，至于原本姓甚名谁，无人深究。后来女儿在城里安了家，王宾成家后也携妻带子进城打工，这都是后话了。只有胜站媳妇是孤身一人，三十来岁，能说会道，透着股子利落劲儿。

村里人管四川、云南那边的人叫“蛮子”。娶个“蛮子”媳妇咋啦？父亲常说，总强过打一辈子光棍。至于顺带“接收”来的孩子，那简直是“白捡的便宜”——不动一枪一刀就当上了爹，天下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儿？

结婚那天，场面排场得很。二窝把该请的亲戚都请了个遍，邻居但凡能搭把手的都到了场。随礼的、看热闹的，黑压压挤了满院子。除了抬嫁妆、套车迎娶这些环节省了，拜天地、宴宾客、闹新房，一样不落，跟娶本地媳妇没啥两样。

“新”媳妇穿一身大红，鬓边簪着绒花，脸上匀了胭脂。二窝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四个兜绿军装，下身一条崭新的蓝布裤子。他那双眼睛，时不时直勾勾地往新媳妇那边溜，嘴角咧到了耳根子，任谁跟他打招呼，他都只是嘿嘿一乐，抿一抿嘴。

天早早地就黑了，月亮悄没声儿地爬上了房檐。新房里依旧人声鼎沸，叽叽喳喳。闹新房讲究“三天不分大小”，遇上这等“百年好事”，大伙儿跟看大戏似的，兴致高昂得不得了。

山歌嫂子催到第八遍，屋里的人才像潮水般渐渐退去。二窝急不可耐地插上门栓，不一会儿，那老旧的木床板便吱呀吱呀地响了起来，节奏急促。

窗外猫着的一帮子人，一个个比二窝还兴奋。不知是谁用的啥玩意儿，伸手麻利地在门缝里一别，“哐当”一声，门豁然洞开，黑乎乎七八个人收势不住，一股脑儿滚进了门槛里。

“谁呀！”二窝一声炸雷般的怒吼。

二十郎当岁的东亮动作奇快，身子一矮就地一滚，骨碌到衣柜边，手忙脚乱地拉开柜门就钻了进去。“哎哟慢点！踩着我的脚了！”一个气急败坏又不得不死死压低的妇人声音从柜子里传出来。

其他人也慌了神，一骨碌全往桌子底下挤，你推我搡，乱作一团。

二窝媳妇摸起枕边的手电筒，“啪”地摁亮，一道光柱扫射过来。

滚在地上挤作一堆的人瞬间原形毕露：桌子底下狼狈不堪地缩着兵站、二蛋、粉嫂、马虎婶……而提前悄悄藏进大衣柜里“听墙根”的，竟是东亮他娘！当这娘儿俩被一块儿从衣柜里“请”出来时，众人的哄笑声差点把房顶给掀翻。后来每每提起二窝结婚，这段插曲必定被添油加醋，反复演说，成为三春集经久不衰的经典笑料。

婚后的二窝，像换了个人。走路腰板挺直了，脸上的胡茬子也知道刮干净了。不到两年，两口子借着院子临街的优势，开一个小卖部。

有人存了心，专挑二窝媳妇不在的时候晃进店里。

“哎，买两盒黄金叶。”

“一毛钱一盒。”

来人故意掏出一张一元的票子递过去。二窝不接，盯着钱：“有一毛的吗？”

“有！”

“那你先给我一毛，”二窝接过钱，顺手递过去一包烟，“还要吗？再拿一毛。”

“哦，哦哦，”来人又递过去一毛。二窝再给他一包烟。“为啥不两盒一块儿给呢？”

“一次只卖一盒，两盒不卖。”

谁说二窝“傻”？要多了算不过来账？那就一包一包地卖。谁说没进过学堂，就做不得生意？

再见到二窝，概是六七年前的光景了。我转业回到老家，路过他家大门口。只见他独自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一头白发，蓬乱如秋草。胡子也全白了，和鬓角的乱发连成一片，像落了层厚厚的霜。眼神有些呆滞浑浊，偶一抬头，依旧是那副直勾勾望向远方的模样，一两分钟纹丝不动，仿佛要将那虚空看穿，又仿佛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想。望一会儿，便又深深低下头去，沉默得如同一块老树根。那时我才知晓，二窝媳妇已过世好几年，他也成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头了。

再后来，便没见过了。听人说，去了镇上的养老院。按说不是五保户，一般送不进去。可自打他媳妇走了，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没了依靠，也只能走这条路了。那养老院的条件，自是无法与大城市相比。管理上却丝毫不敢含糊，生怕出点纰漏担不起责任。二窝可不管这一套，犟牛脾气一上来，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里，逮住谁骂谁。结果没待上多久，就被人家给“礼送”回家了。回到家孤零零一个人，没人照看怎么成？最终还是他那卖化肥的三弟，托了朋友的关系，好说歹说，又把他塞进了邻镇一家养老院，临走撂下话：“甭管他说啥疯话浑话，您只当耳旁风。只要把他看住了，别跑出这个大门就中。一天三顿饭，按时送到跟前就中。至于他吃不吃……那是他自己的事。”

前几日回老家小住。一天早饭后出门溜达，赫然发现二窝家门前搭起了灵棚。一打听，原来是二窝死了。几点断的气？死在家里还是养老院？是病还是……这些，没好意思细问，也无人主动提及。

灵棚搭起来了，吹鼓手呜咽的喇叭声切切地响起来了，村里人陆续走出来帮忙了。纸糊的摇钱树、牌坊、金山银山，在院门口摆了一大片。亲戚邻居，随礼的随礼，吊唁的吊唁，二窝那沉寂多年的家，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喧嚣热闹起来。

丧礼办得隆重而体面，儿女都从城里赶了回来，依照老家最周全的规矩，风风光光地发送。在这最后一程，二窝终于享受到了一个农村人正常丧礼上所能得到的、足够的、该有的尊重。

村里的老人，又少了一个，父亲幽幽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