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奔星：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

现代诗人、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胡适和钱玄同的入室弟子吴奔星，1913年6月出生于湖南安化，1937年毕业于北平师大。曾经参加湖南农民运动、“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出席开国大典、跟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共商国是。

吴老文坛起步甚早，他15岁开始写诗歌、散文，23岁创办北平《小雅》诗刊，抗战期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系现代派诗歌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最早一批现代文学研究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创始人及理事，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顾问等等。

鲁迅研究专家、诗评家潘颂德未到上海社科院工作以前，已经业余从事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近20年，写了《毛主席著作修辞例话》、《鲁迅演讲系年》、《鲁迅论读书》，与吴绍釚先生合著《古代儿歌童谣选讲》，总共40多万字。

出于对才华横溢的前辈仰慕，粉碎“四人帮”不久，潘颂德写了一封信给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吴奔星教授（错划“右派”贬至该学院，1982年平反后重新回到原单位南京师大），同时附上刊登有自己文章的《开封师院学报》（《河南大学学报》的前身），请吴老批评指正。

吴老在给潘颂德的回信中道：“希望您写点文章，迳寄《徐州师院》校刊编辑部，并像对我写信一样，作点自我介绍。因校刊的编辑最喜欢来稿者曾经发表过文章。”潘颂德按照吴老指点“行事”，将所写《鲁迅与体育》、《鲁迅与美育》两篇稿子一起投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顺利发表。此后，两人一直保持通信。

大约1979年，吴老到上海出差，向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友雄说，想和潘颂德见个面。于是，陈友雄联系上潘颂德，带他前往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宾馆，和吴老见面，两人正式认识。吴老大个子高、背部直、嗓音洪亮、笑声爽朗、待人和蔼，潘颂德第一次看到他，脑海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两年后，潘颂德考进上海社科院，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仿佛如鱼得水。赴曲阜、济南、北京、南京等地，参加研究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等现代著名诗人以及新诗形式美学的全国性及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时，一次又一次碰到吴老，无形中给了他当面请教前辈的机会，每次聆听他的发言或教诲，都感到受益匪浅。

1986年山东济南“臧克家学术讨论会”休息期间，潘颂德向吴老谈了自己想写评论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家的著作，吴老看了他开列的名单后指出：“梁实秋的文艺观点固然有许多错误，但他的诗论有可取之处，应当将他作为一家写入。” 潘颂德根据吴老指点，将增写的《梁实秋的诗论》收入《中国现代诗论40家》（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6年后再版）。该书由于资料丰富翔实、评论客观公允，获得广泛好评，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

后来，潘颂德承担国家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的写作时，仍然根据吴老指点，在该书第二编“转轨期”第二章“本时期的新格律诗派诗论家”中，以专节评述了梁实秋的新诗理论批评，此书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潘颂德从近20年来撰写的书评中选出一部分，编成《书海徜徉录》拟出版，想让吴老为其作序，年已86岁且患白内障的吴老欣然应允，对他“立论客观公允、态度诚恳、文字好懂”，学术兴趣与文学趣味广泛，给予了充分肯定。

回忆上述往事，潘颂德认为，自己在新诗理论批评史研究方面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与包括吴老在内的众多前辈诗论家的指点、帮助与关注密不可分。

进入历史新时期，为把“文革”期间失去的大好年华“夺”回来，吴老开始了与时间赛跑——千方百计地参加文学活动，往往刚参加完一个会，就赶去参加另一个会，且人不下火车，直接从车厢里把脏衣服扔下来给家人，以至于得了个“吴奔会”的绰号。他接连撰写、出版了《奔星集》《中国现代诗人论》《虚实美学新探》《当代抒情诗拔萃》等多部诗歌美学著作，并提出了“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的命题，在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潘颂德1999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新诗形式美学研讨会”期间，请吴老为其题词时，吴老除题写“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还题了“提倡散文美，反对散文化”，这两句话不但简明扼要地解释清楚了文学和诗学的区别，而且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诗创作中应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只有形神兼备的诗才能称得上好诗。

吴老治学向来勤奋而严谨，即使到了耄耋，仍坚持从第一手资料人手，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学风。1992年1月，他写信给潘颂德，让他帮忙查一下陈子展先生发表在1936年春《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上的关于“胡适之体”的文章。信中建议：“先查《申报·自由谈》合订本，查不到时，再查《申报》”，并说“具体时间当在1936年3——4月初。” 由于说得非常清楚，潘颂德很快查到文章复印后寄出。

在信中，吴老还谈到了个人对胡适的评价观：“我请您复印资料，是因为我正在写《三十年代诗坛的一桩公案——关于‘胡适之体’的论争》，只是我老眼昏花，复印资料已难以辨识。但既找到线索，就非常感谢您了。我一直对胡适一分为二，学问上我要向他学习，政治上早与之分离……”他这种一分为二的治学态度，对潘颂德做学问和做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吴老生性耿直，不光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并且关心友人，“不平”则鸣。譬如，1996年潘颂德将《现代文学沉思录》寄请吴老斧正，他从“作者简介”上得知潘颂德只是副研究员，在来信中写道：“大作《沉思录》收到。在谢谢您的同时，也敬佩您在现代文学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我完全同意陈鸣树同志在字言里说的几个方面。奇怪的是，您的职称似乎尚未解决，您是不是太谦虚了，抑别有缘由？”，潘颂德感谢吴老关怀，告诉他主要是因为外语成绩拖了评职称的“后腿”。

第二年，潘颂德将另一部著作《鲁迅散论》寄请吴老斧正，他在回信中又道：“以您的学养，延至今日尚待外语升级，是谁之咎欤?鄙意重视健康第一，别为一时之名而影响长寿。中国各地职称发生笑话太多，有的虽早已转为正高，其水平实不如副高。没有人引吭呼吁，大搞形式主义，扼杀多少人才，可叹也夫！”

正是在吴老等许多前辈与友人的不断关心和鼓励下，潘颂德咬定青山不放松，1998年第三次参加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取得了外语“合格”证，当年年底职称评比即由“副”转“正”，晋升为研究员。

白内障是老年人常患的一种病，吴老也不例外，他曾在给潘信中云：“我患白内障，医生说：眼只能用两年了，当然是生命危机，但能看见这样灿烂的祖国，那怕只是一天，我也是兴奋的！”知道自己失明进入“倒计时”，无论对谁都很痛苦，可吴老却能够坦然相待，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不但对潘颂德，而且对所有的晚辈都有激励作用。

2004年4月，吴老因病不幸逝世，潘颂德为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好人而难过，他以《怀念逐日深》为题，追思了吴奔星先生，同时与吴老的后人一直保持着往来。去年是吴老逝世二十周年，斯人虽远去，风范却长存，潘颂德在缅怀吴老前辈的同时，念念不忘他的诗学思想：

“我以为现代诗应该努力与旧诗分家。其努力的途径，第一应有新意境，第二应有新比兴，第三应有新辞藻，由此‘三新’，才能叫做‘三新’，可以说达到了理想化的，如果‘三新’不能完全达到，也必须有其‘一新’或‘二新’，如并‘一新’而无之，则大可以搁笔……”“诗是情感为命脉的，而今日所最需要的情感，是‘大我’的情感，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必须培养热爱民族国家的丰富的情感。”

作为诗歌理论批评家，潘颂德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上，他根据自己学习、研究新诗的体会，提出新诗创作必须实现“三化”：情思意象化、语言乐感化、分行有机化。即感情与思想必须化为意象，新诗不一定押韵，但必须具有音乐的美感，不能随意分行，应该讲究行的独立、有力、美感。

从“三新”到“三化”，既是后辈对前辈新诗观的传承，也是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