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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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颗敌人的子弹把左脚膝盖打破了，一走一拐的是我的外公。
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经历了万里长征的也是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叫刘平和，于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1月9日出生于通山县黄沙镇梅田村六组，位于大幕山北面的山脚下，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门口那一条清澈的小河，日夜流淌着春夏秋冬的岁月，也流淌着外公的往事。
外公的家除两间正房外，靠东边搭建了一间比正房矮半截的砖瓦厨房，与其他农民一样，外公过着一种简单而又清贫的生活。那是在1978年秋天，我在梅田小学读三年级，因学校离我外公家的距离只有三百多米，从田埂小路步行只几分钟就走到了，母亲时常带我一起到外公家里吃饭。那时候，外婆就快七十岁了，眼睛基本看不到了，我依然记得外婆在做饭时，都是凭手慢慢摸着做的，饭菜有时难免有一点柴火的小枝丫，但在我的心底里至今还飘着饭菜的香味。
有时母亲回娘家，也偶尔会住上一晚，母亲和外婆睡一间房，我与外公同睡另一间房。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瓦房的窗户很小，是用石块做的，光线特别暗，除了一张稻草铺的木床外，床边仅有一张一米来宽的破桌子，在外公的家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新奇的物件。最让我难忘的是，在这个小房间里，还有一个地窖，大约有三米深，每年秋收时用来储存红薯的，有一次我还从木梯子下到地窖里，帮外公把红薯一个一个地装到竹篓里，然后由外公用长绳拉上来，储存在窖里的红薯就是外公的主要粮食了。记得当时在房间走时，我还是挺害怕的，生怕井盖的木盖板踩断了，外公看出我的心思，总是笑着对我说：“小家伙，不用担心，我当红军时，我都敢往下跳呢。”我一听吓一跳，因年纪小，根本不知道“红军”的意义，但我看到了外公在这一间简陋的房间里留下来的知足和快乐。
在梅田小学读书三年，在外公的家里多了，外公就常给我讲些红军的故事：“我十几岁去当兵，1934年底，就加入了红军长征的队伍，当时我才27岁，两年的长征，我经历了各种想象不到的苦难，饿得实在没办法时，我吃野菜、摘树叶吃，渴得实在难受时，喝过马尿，没有一餐吃饱过，当我看到一个个红军战友为了革命胜利，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就什么苦也不怕了，再大的困难，我都要挺下去……”
每次说到长征的经历时，外公的声音特别洪亮，有时候还用手比划着各种情境，我好像在看一场战斗的电影片。
“记得在贵州的一场战役中，我的左膝盖被敌人打了三颗子弹，膝盖打破了，因当时医疗条件差，只取出来两颗弹片，还有一枚小弹片未取出来，所以我现在走路一走一拐的，但我不后悔，因为长征胜利了，我还能在乡下平平安安的种田耕地，还能为你讲我们长征故事。”说完，他总是乐哈哈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最简单、最朴素的笑容。当时只读小学的我，听到外公亲口讲述着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时，外公的英雄形象就深深地刻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外公的精神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解放后，外公重新回到了故乡，与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生活，哪怕是走路不方便，还是坚持做一些农活。有时激情来了，在田野上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谣。是的，我曾经仰望的天空，深情地飘着外公的歌声和田野上的鸟鸣。
1983年，经各级政府再三核实，一辆专车把我外公接到了咸宁市光荣院。咸宁光荣院原来座落在原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后面的一个小山包上，环境极好，院内有五排一层的瓦房，每个房间配有两个床位，住着两位老红军，并配有卫生间，光荣院里有专业的服务员和医护人员。我与母亲去看望过外公几次，外公总是感觉特别的幸福：“感谢共产党，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习惯，日子过得开心，享共产党的福。”
如今，外公走了，母亲也走了，原来的光荣院也搬迁了。每当我开车去温泉，从老光荣院的地方经过时，望到那一片小小的天空上面仍然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外公在咸宁市光荣院享受了五年的晚年幸福生活，因病于1988年12月28日过世。骨灰运回故乡梅田后，当地村民为外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作为一个土书生的父亲，还专门为外公写了一首诗作为追悼词《悼岳父》：大人脱俗去为仙，亦是乘鸾登彼天。万里长征功勋在，十年战果古今传。黄沙铁索人难渡，草地雪山马不前。愿你从兹归乐土，婿兮空自泪涟涟。”一首诗，记录和总结了外公的一生，也承载了外公不朽的长征精神。
我记忆中的外公，除了是一个不怕牺牲的军人外，再也看不出来其他的特殊性了。返乡后一直过着简朴的农民生活，既不向任何人炫耀战争的功绩，也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我相信，是一条长征路，坚定了外公一生的信心，是一条长征路，抒写了外公一生的家国情怀。
外公的长征路，从小就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自从我走出农村后，我就一直行走在商业的“长征”路上，这么多年来，我坚持遵纪守法、管理好企业的同时，努力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2006年我被评为“感动咸宁十大人物”，2015年再次被评为“南鄂楷模”等几十项荣誉。
是的，外公的长征路一直在我的前方延伸，在这条漫长的“长征”路上，我既要学着外公走好，更要带着下一代、再下一代一直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