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到母亲

（一）

陈芳华发觉自己最近和母亲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一开始，她和母亲两个月发生一次争执，到后来是一个月，再后来是一个星期，而这个星期她们已经吵过了两次。

每次吵到最后总是相似的结局。她的母亲愤怒地嚷嚷着：“我们以前对你做了那么多，你现在就这样对我们！”而她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吼回去：“我宁愿你们当时没有生我！”然后她们被抽泣哽住，一个回到房间“嘭”一声把门带上，另一个则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无声地流泪。

两个做丈夫的往往在这时候发挥出作用。她的父亲的声音从紧闭的房门后传来，用一口武汉味的蹩脚普通话半是劝半是应和地与她母亲对话。丈夫黎皓则坐在她身边，皱着眉：“何必呢？一点小事，又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你看，你都吓着小景明了。”他一只手轻拍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则抚摸着四岁的小景明的头，“有的时候不要太生气，会伤到身体的。”他永远是慢悠悠的老好人，而她自己则确实是个急性子，陈芳华想。丈夫温吞忍耐的性格既包容她让她有安全感，又有时让她感到气馁：她好像从他那儿很难得到一种情绪上的支持。

“我宁愿她没有生我。”她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喃喃地说，“我真的宁愿她没有生我。既然如此，当时干脆就没有生我多好呢……”

她确实本不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陈芳华想。彼时还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指标，而在生下陈芳华的四年前，陈父陈母已经有了一个男孩，那就是她哥，陈建华。夫妻俩都很疼爱这个孩子，按理说故事应该就此走上正轨，可偏偏一件事永久地改变了这一切。某天下午，陈母的一个朋友与陈母一起闲聊，而后突然谈起了孩子。朋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叹着气说：“唉，我这辈子是没有福气养一个孩子了。”在陈母的追问下，她坦承自己的子宫有问题，怀孕恐怕有些危险，于是夫妻俩深思熟虑后决定不生孩子。“这个指标空着也是空着，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拿去吧。即使不愿意，也可以先留着，万一哪天你改主意了呢？”朋友大方地把自己的指标给了陈母。

陈母回家后，和陈父说了这件事。那时正是晚餐时间，陈父用小杯子装着白酒，培着一点下酒的辣黄瓜，边抿着酒边听她说这件事。等她说完，陈父慢慢地把一筷子黄瓜放到米饭上，看着那红红的透亮的辣油慢慢渗进米粒之中，接着他抬起头，轻描淡写地说，只要养得起，那就生一个呗。

于是就有了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街坊邻居纷纷来贺喜，说你家真是好福气，有男有女，龙凤双全，往后啊男的出去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女孩子呢也能照顾着点家里。热闹的气氛中，陈父咧开嘴笑了，露出他参差不齐的牙齿，而陈母站在他斜后方，露出微微的像是腼腆的笑容。

然而，生一个孩子如此容易，养好一个孩子却如此困难。陈芳华这个意外到来的福气，只是让她的父母喜悦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后繁杂的现实很快让他们对她有了些距离。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计划之中的大儿子身上，而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小女儿，则有意无意地轻视了些。尽管还是个孩子，但陈芳华敏锐地感觉到了父母的这种无视，为此她努力成为更优秀的人，以此来博得父母的注意。

陈芳华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考九十九分的那一天。那一场考试真的很难，但她做到了，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钦佩，为此她高兴了一个下午。回到家，她把书包挂好，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张试卷，庄重地摆在桌子上，又用手轻轻把它抚平。“等父亲来喊我吃饭，他一定会看到这张卷子，然后夸奖我的。他们会为我骄傲的。”小陈芳华美滋滋地想，心里如同吃了冰糖葫芦一样酸酸甜甜。于是她故意正襟危坐，在卷子旁边写着作业，同时极力不去碰到或遮住那张卷子。

然而没有。她期待的事完全没有发生。陈父进来叫她吃饭时，她确信他看到了那张卷子，但他什么也没说。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她和哥哥沉默地扒着饭，看着父亲喝他那杯小酒，听母亲絮叨青菜涨价的事。直到陈芳华把碗筷放进厨房时，她才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了这么一句：“……把那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生怕人看不见。”而母亲微微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然后并未刻意压低声音地说：“不知道还以为她考了一百分呢！嘚瑟……”

怎么回到卧室里的，陈芳华已经记不清了。她看着桌面上的卷子，忽然很想把它撕碎，但最后还是没有。她舍不得。她把它放回书包里，努力告诉自己那只是一次普通的考试。接着她躺到床上，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她很想哭，但她哭不出来，她的眼睛是如此呆滞、干涩，流不出一滴眼泪。于是她试着小声抽咽着，发出呜呜的声音，在想象的哭泣中得到了某种慰藉，最后沉沉睡去了。

（二）

工作狂、女强人、强迫症、一点就着……陈芳华身上有很多标签，她的同事、上司、下属如此评价她，而她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承认这些是一部分对自己的客观判断。偶尔，当她努力梳理这些标签或者说特质的源头时，最后总会指向那个夜晚，那个被冷漠与嘲讽伤害的夜晚，指向那个缩在被子里呜咽着哭不出来的女孩。

陈建华说起过一件事，他们兄妹俩都记了很久。他说，有一年春节，他们一起去外祖父家拜年，中午一起吃午饭。陈父陈母在厨房忙里忙外着打理，乒乒乓乓锅碗瓢盆碰撞声一阵阵传来；外祖母带着老花镜，眯着眼睛，坐在沙发上织毛衣。而外祖父则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用小酒盅盛了酒，边盯着电视边小口小口地喝。他的面前摆着一盘花生米，就是那种炸的微焦的酥脆的花生米。他盯着电视出神，然后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头喊她哥：“建华，建华！你过来……”陈建华听话地走过去，外祖父便小心地端起盘子，用筷子扒拉几颗花生米，落在他小小的掌心。“吃吧！”外祖父摸摸他的头，慈祥地笑着。

当时陈芳华也想吃花生米。这种小零食永远轻轻地在小孩子的心上挠痒痒，让他们总想尝尝。于是她走过去，故意皱着眉，叉着腰大声对哥哥说：“你不能吃，那是给外公下酒的！”外祖父愣了愣。他看着这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训斥她哥，而那个做哥哥的花生都已经进嘴了，居然真的不敢嚼，转头看向他像是在寻求支持。然后他看穿了这小小的幼稚的把戏，于是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皱纹都挤在了一起，笑得他涨红了脸咳嗽个不停，直到外祖母扔下毛线，带着无奈的微笑走过来拍拍他的背，他才停下来。他弯下腰，把小芳华搂到跟前，也抓了一小把花生米到她手里，用大手把她那只小手紧紧地包住：“来来来，你也来，你也吃吧。”小陈芳华攥着拳头高兴地跑开了。

说起这件小事时，兄妹俩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同。陈建华回忆时，总是带着一些赞扬或者说羡慕的想法。他说，他从那时就意识到了妹妹和自己不一样。他是哥哥，但他也总是弱势的一方，这并不是因为他主动地谦让，更多的是因为他认识到妹妹身上有一种天赋，有一种小机灵鬼一样的智慧，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他是心安理得的忍受者，如果没考好那就没考好，如果没得到那就没得到。这一点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他的婚姻之中，面对他那咄咄逼人的老婆，他也依然是这样一种退让的姿态。他后来和他们的父亲、外祖父他们一样，有了喝点酒的习惯。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时，他喜欢骑着他那辆隆隆作响的摩托车一路开回家，喝点酒便涨红了脸。当他在餐桌上迷迷糊糊地听着老婆骂骂咧咧地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生活，平平淡淡，但也挺好，没那么多狂喜或伤悲。陈芳华说他很像自己的丈夫，他不置可否：他们确实一见如故。

对于那件事，陈芳华并不这么想。她不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人，在她的大儿子黎景辰长大后她更确定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她大儿子是那种考试前最后一天才学都可以考到好成绩的人，是那种只要有兴趣即使没什么知识基础也能做出惊人结果的人，是那种老师都推荐她让他早点学更高一级知识的人。而她不是，她没有天赋，她的一点一滴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她是不被偏爱的那个，唯一拥有的是证明自己的野心，和埋头苦干的毅力。就像那件关于花生米的事，陈芳华后来跟丈夫说起时，是这样说自己当时的想法的：“我并不是那个会被叫过去的人，但我还是想要。那时候的想法简直幼稚得可爱。”“所以你还是去试了。”“嗯，”她垂下眼眸，“那不是聪明，那是知道‘我不会被选择’但还是想试一下的‘野心’。”

就这样，陈芳华带着“证明自己”的野心逐渐成长。向谁证明自己呢？她其实并不清楚。她一次又一次向父母证明自己，而得到的是一种赌气别过头去一样的沉默。后来她想，那是一种失策后的维护自尊的姿态：或许对于走出来的是她而不是她哥这件事，她的父母，特别是她的母亲，一直都不想承认。“如果走出去的是陈建华而不是陈芳华就好了。”他们是不是这样想的？陈芳华偶尔也会如此猜测。这彼此倔强不肯让步的气氛在沉默中发酵，悬在她们家庭上空，宛如一朵暧昧的模糊不清的云。就在这样的气氛下，陈芳华考上了大学。

（三）

关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的事，陈芳华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夏天，武汉的天热的如同工厂的火炉，空气烘烤着路上的行人，行人的汗水如雨一般落下。她擦着汗，一路小跑着回家里跟父亲说起这件事。当时，陈父就坐在桌子前，一只手摇着他那硕大的扇子，另一只手拿着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计算着什么，不时“嗯”地回复她一声。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她一眼。陈芳华的兴奋慢慢降下去，心里感觉像在火热的夏天坠入了冰窖。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站在那里，但她就是呆呆地站着，直到她母亲抱着菜篮子走出来给了她最后一击。她说，他们可没打算出钱供她上大学。说完她就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慢条斯理地择菜。客厅陷入了冰冷的、死一样的沉寂，只有父亲手中的铅笔和纸张摩擦的“沙沙”声，以及母亲将菜叶摘下时发出的细微的清脆的声音。

她不明白为什么。彼时，陈建华已经高中毕业了。他成绩很差，没什么希望读大学，于是他主动报名参军，离开了家，家里的开销实际上只有陈芳华和陈父陈母三个人。彼时陈父还是某单位机关的工程师，他们家虽说不上富裕，但也没什么大手大脚的习惯，完全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那个年代，上大学还是一件大事，只有很少年轻人能上，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即使砸锅卖铁、借钱借贷也要供他们去。但她，她为什么就不能得到这样的支持呢？陈芳华坐在床上，看着明亮的窗外，外面“哔——哔——”的蝉鸣声连绵不绝，叫的人心烦。后来她想明白了，不能和不想是两码事。陈芳华看着惨白的阳光，慢慢露出了苦笑。

可是她想读。

她真的很想读大学。她知道，读了大学就意味着能见到更大的世面，而不是困在这个叫老河口的小地方；她能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去到别的地方看看别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她可能遇见在乎她的人，关心她的人，愿意回应她的人，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但如果不去读大学，那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她坐了很久，直到白色的日光转变为橙黄色的夕阳。最后她那种野心又冲了上来。她决定自己借钱去读大学。

借钱的人是她的亲戚，但具体和她的辈分关系，陈芳华其实已经记不太清，大概是她的舅舅之类的吧。当时，对方还很惊讶，问她，你们家应该有钱供你上大学吧，她含糊了两句糊弄了过去。她只是在三跟对方请求，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母。至于还钱，她跟对方沟通了很久，最后男人心软了，同意她每个月还一些，数量没有要求，读完大学还完就行。他甚至说，如果读完大学也还不完，那就工作后再慢慢还，还完就行。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后来每次回武汉，她都会去看看他。

借完钱回家的时候已是黄昏，武汉的暑气在慢慢退散。她一下一下慢慢蹬着自行车，风轻轻地把她的头发微微吹起，让她感觉不那么燥热。那一刻，她从未如此轻松。

步入大学校门的那天，她孤身一人拎着行李箱，而周围都是来送行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这些父母有的捧着花，有的执意帮孩子拎最后一段路的箱子，有的看着孩子的背影，两口子长吁短叹。大学确实是一个特别的节点，父母们大都感觉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孩子的背影离开自己走入校园了。这座学校暂且还是一个可以找到的地方，但当他们的孩子从大学出来，飞向五湖四海天涯海角，他们又去哪里寻找他们呢？于是他们看着孩子的背影，想起了十多年前还不到自己腰高的孩子背着小书包，独自走进幼儿园或小学的时候，不免得沉默着，看着那个不再稚嫩的身影慢慢缩小，直至彻底消失。

陈芳华则没有人这样注视她。她一个人扛着箱子来到宿舍，把东西都布置好，很快融入了校园生活。她没什么朋友，一心投入到学习中，偶尔帮同学抄笔记或跑跑腿，挣一点小小的外快，攒着还上大学的钱。

但到了还钱的第二个月，当她拨通电话时，那人却说不用还了。“你母亲似乎知道了这件事，找到我，把钱都还完了。”那人顿了顿，“不是我告诉她的。”

宿舍楼内的座机前，陈芳华站了很久，然后她轻声说，嗯，好，那就这样。挂断电话后，她犹豫了一会儿，手指按下数字按键，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但当真的接通后，她忽然又不知道说什么了，良久后才问：“家里都好吗？”“都好都好。没事不要老往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女人等了等，然后快速地说，“没什么事我就挂了。”接着是漫长的忙音，嘟——嘟——，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耳。

陈芳华慢慢放下电话，一步一步踏上楼梯。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四）

在大学的四年里，陈芳华就处在这样一个没有父母操心、没有朋友解忧、每天泡在课堂或图书馆里埋头看书的状态。学业功课也很难，和压抑的关系一起，成为了一大重担。她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等大学毕业，我就去别的地方，有别的生活了。”陈芳华想。

但也就是在大学，陈芳华遇到了黎皓，她后来的丈夫。他读法学，和她并不是一个专业，但因为学校里的一些事情由陈芳华负责，黎皓和她对接，两人慢慢地就有了些交际。这个男人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四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他自认为身体不好，干不了农村的体力活，于是在家里的鼎力支持下努力学习，一次次高考：他高三复读了三次，在濒临崩溃时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从更北方的小山村里考到武汉。出于这种种原因，他无比欣赏陈芳华，用他的话来说：一个孤零零的、独自努力的女孩儿，谁都会喜欢的。

于是他开始追求她。他们的关系反反复复，无比曲折。陈芳华一开始并不想要男朋友，大学毕业后又不想要结婚，结婚后又不想要生孩子：她的潜意识里残存着对于“母亲”这一身份的恐惧，抗拒着在这条路上更进一步。面对陈芳华今天同意，过两天又反悔的别扭，黎皓以旁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全部包容了下来，直到她成为他的女朋友、他的妻子、他们孩子的母亲。“如果你现在不想，那我们就不去做，等到你能接受的时候我们再来。不管你最后怎么想，我都愿意等着你。”黎皓曾如此告诉她，陈芳华把这视为从未听到过的痴情告白：她终于被人坚定的选择，并长久的等待。他们之间的爱没有轰轰烈烈，不是一见钟情，不是义无反顾，而是细水长流的、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确立的一种“我需要你”的温柔感情。

在感情的过程中陈芳华也曾一次次怀疑自己。她不止一次问黎皓：“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我，现在你后悔吗？我从你这里得到了这么多的支持和耐心，但你从我这里好像什么也没得到。”“不是这样的。”黎皓摇摇头，说：“感情这东西不是能用得失来衡量的。我喜欢你，愿意为你付出，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快乐，得到了你的激励，我们一起变得更好，这就足够了。而且，我不是已经得到很多了吗？我得到了一个女朋友，一个好妻子，一个我爱也爱我的人。这就足够了。”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曲折地确定下来，并不断深化。大学毕业后，黎皓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去往广州，更加南方的地方。陈芳华也进入了同一家公司，于是他们一起去到了那座花城，在那里安家立业，举办了婚礼。在筹备婚礼时，陈芳华还是拨通了父母的电话：“我要结婚了。在广州，你们来吗？”电话那头传来长久的寂静，然后是陈父细微的咳嗽声。最后陈母说：“知道了。广州太远了，我们就不去了。”最后不知道是哪方先挂断了电话，结束了尴尬的局面。

关于这件事，陈父陈母后来给出了不同的版本。他们说，当时他们其实是想要来的，但一来那时交通还不大便利，他们的年纪也慢慢上去了，怕折腾不动，二来当时陈建华也刚结婚不久，正准备要孩子，他们得筹备着照顾。他们说这话时，陈芳华就坐在一边，沉默的听着，然后起身离席。她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被父母如此轻飘飘地一笔带过，他们永远地疏离着她，但她又感觉他们永远地控制着她。

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犹如一颗星球与它的卫星，卫星永远无法逃离也无法接近这颗行星，只能被引力牵引着，在自己的轨道上日复一日地旋转。这种关系并不是个例，事实上，星海中无数颗行星都是如此。而那些星球在有了自己的卫星后，或许还将延续这一关系，这就让情况更加复杂，堪比物理中最困难的星体运动问题。在日复一日的拉扯盘旋中，他们彼此注视着那条无影无形但又不容置疑的界限，于是宇宙间只剩下漫长的沉默和叹息。

（五）

来到广州后，陈方华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她和黎皓结了婚，买了房，后来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黎景辰。这个孩子如此聪明伶俐，她疼爱着他，对他的天赋则是既惊喜又担心：因为天赋有时候也是一种阻碍。黎景辰有时所呈现的沾沾自喜的、满不在乎的、糊弄的态度让她心急，特别是当他因此失去了一些机会的时候，她甚至会有些焦躁生气。她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而他则永远呈现出玩味的幼稚的姿态。在成长的过程中，母子俩逐渐因为这种分歧而争吵，她也曾愤怒地拍桌子、撕书，吓得男孩瑟瑟发抖。在黎景辰进入青春期后，这种争吵开始向焦头烂额的状态发展。但总的来说，她还是爱她的孩子的。“我就是那种严母。谁不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好呢？”陈芳华想。

她在工作上也慢慢得到了认可。尽管一些领导看不惯陈芳华据理力争的性格，一些同事看不惯陈芳华精益求精的追求，但大多数人都承认，陈芳华在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同事这么评价她：“她有那种工作的热情，一种拼命把事情做好的激情。她看不惯很多客套的东西，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毫无疑问，她是一个优秀的人。”于是，陈芳华一路从普通员工进步到经理，到主任，到部门主管，并且得到了若干位上司的欣赏。她有种骄傲感，这种骄傲感源于她的责任感，以及她对自己责任履行到位的确信。

来到广州后，陈芳华很少再回武汉。寥寥几次中，她印象中最深的那一次，是黎景辰周岁，和父母打电话时他们说想看看外孙。那次，陈母意外的温柔，让陈芳华都有了些恍惚。直到她说要给陈芳华炖只鸡补补身子，陈父陈母带着她在菜市场里逛了三圈，三次路过卖鸡的摊位，陈母却还犹犹豫豫。陈芳华听见她嘟囔：“怎么鸡肉最近这么贵了。”陈父则瞪了她一眼，说：“买吧买吧。”于是父女俩站在一边，看着她和摊主讨价还价了十分钟才以几块钱的优惠买了一只鸡。当晚，陈母从那一小盘鸡肉里——她只炖了半只鸡——往陈芳华碗里夹两块肉，念叨着：“这肉可贵了，都多吃点。”然后她又把鸡腿鸡翅几块肉扒拉到陈建华的女儿——他比陈芳华早几年有了孩子——碗里，最后又给陈芳华夹了两块蘑菇和土豆。陈芳华看着小女孩大口大口吃着鸡腿，低下头往嘴里扒着饭，眼泪不自觉地就落下来了。陈建华和父亲碰了个杯，转头意识到了妹妹的情绪，于是从桌子底下递给她一张纸巾，拍了拍她的手。她埋下头，悄悄把眼泪擦干。

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但没当谈起这件事，陈芳华还是很容易就涌上眼泪。“我不是怪我侄女，她那时还小，也正是吃肉的年纪……只是母亲的态度让我很反感，磨磨蹭蹭才买一只鸡，炖又只炖半只，几个大人都不够分的。”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就是给人感觉：你不配吃这只鸡，这只鸡是为你买的，所以它贵都怪你。可是实际上我回去的车票钱都不止那一点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芳华跟着黎皓回他的老家，那个小村庄的记忆。尽管那里并不富裕，但黎皓的母亲和哥哥姐姐等人还是热情地招待他们，把自家的鸡蛋、蔬菜都拿出来做了很多菜，大家围着桌子吃。有一次，正好隔壁村的一头小牛意外死了，于是黎皓的大哥还买了几斤肉回来，辣炒牛肉、手撕牛肉、炖牛蹄……张罗了一顿简单但丰盛的午饭。陈芳华看着坐在炕上啃牛蹄的黎景辰，慢慢踱步走到院子里。天空是灰蓝色，山是森绿色，空气中漂浮着新鲜的尘土气息。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有过从未如此被包容的轻松和平凡的快乐。

（六）

虽然陈芳华在来到广州后很少回武汉，但她倒是接陈母来过一次广州，那是为了治病。

在一个普通的清晨，陈母拎着菜慢慢走入小区，然后忽然间她眼前一黑，四肢无力，晕倒在路边的花坛里。有路过的好心邻居认出了她，急忙跑去找陈父——那时他正蹲在一堆人旁边看象棋，就听见有人喊他。他一抬头，就看见邻居气喘吁吁跑过来，说，你老婆不知怎个晕倒在路边了，你快看看去吧。陈父赶紧拎着他的塑料小马扎，跟着那人一路跑过去，把昏迷不醒的陈母架回了家。

武汉的医院走廊里，陈建华坐在走廊里冰冷的钢制椅子上，慢慢地读医生下的诊断书：脑血栓。患者症状表现为四肢无力，意识不清，记忆缺失，行动能力受限，建议尽快采取药物或手术治疗。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不认识字了一般。渐渐的，他的手指攥紧了那张纸，轻微地颤抖了起来。“尽快治疗”，对，当然要尽快治疗，可问题是，钱从哪里出呢？彼时陈建华早已退伍，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中干着一份不上不下的职务，赚钱养家。他那咄咄逼人的老婆没一份正经工作，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家里干家务。他们家或许自力更生还好，但一旦面对这种突发的疾病，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饭桌上，当陈建华弱弱地提起拿一部分钱来给陈母治病时，他毫不意外地遭到了老婆的强烈反对：“我们家自己钱就不够用，还拿出来给她去治病？”女人大大咧咧坐在椅子上，啃着骨头，不屑地说，“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问问她愿不愿意喽。反正，陈建华你给我听好了，你别想从我这拿走一分钱。”陈建华很想说，那些钱本来就是他赚的，但看见女人的眼神，他又低下了头，一点点喝他的酒。

深夜的时候，妻子和女儿都已经睡熟，陈建华翻身爬起来，拿起手机走到阳台，给妹妹打了个电话。但当电话接通的时候，他忽然又哽住了，不知如何开口。最后他还是磕磕绊绊地把事情告诉了妹妹，但陈芳华一直没有说话。“这样下去，妈真不行了。你要不，”他知道自己的话听起来别有目的，知道自己大概没资格说这话，但他闭上眼睛，还是说，“把咱妈接去广州，见她一面。”

寂静。午夜的城市中没有任何声音，兄妹俩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如此微弱又如此真切。最后他听见妹妹淡淡地说，好，把妈送过来吧，我来想办法。

于是陈母就由陈父陪着，坐火车来到了广州。陈芳华见到陈母时，陈母已经有些痴呆的症状了。她走不稳路，很多事都记不住，两只手总是不断地颤抖着，连东西都握不稳了。陈芳华带着父母去医院时，那个医生看了看CT片子，又透过眼镜看着她们三人，然后清了清嗓子，说：“还好，其实也不算很严重，没有太大概率会致死。两种治疗方法，可以吃药慢慢去处理，这个见效慢，但是安全稳定。另一种就是手术，见效快，手术完再修养个一两个月就行了。不过，这个年龄的话……”“这个药是多少钱。”陈父插嘴。陈芳华忍不住对他说：“你出去。”她的语气从未如此直接，陈父愣了愣，最后还是悻悻地离开了问诊室。陈芳华咨询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保守治疗，吃药一年慢慢调理。

其实当时陈芳华也不是很有钱。她和黎皓刚刚升职，工作上算是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一年的疗程，自然是一大笔费用，但比钱更让人烦恼的，是陪护。工作日里只能让陈父照看，但他并不认真，没多久又打入了本地的象棋圈，每天带着陈母来到公园，让她自己散步，然后就一头扎进那群围着看象棋的老头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所幸没发生什么坏事。

到了周末，陈芳华就让黎皓带孩子，自己带着母亲出去走走。楼下的小区里有一小片树林，母女二人经常在那里散步。那里种的都是些落羽杉，这种树的树叶像是一簇柔软的针，陈芳华在树林里走路时，总能踩到一层厚厚的、软软的、巧克力色的羽毛样落叶，闻着杉树特有的植物清新气息，让人格外放松与安心。陈芳华搀着母亲慢慢地一圈一圈地走着，心里五味杂陈。陈母在生病后虚弱了很多，也因此柔软了很多，她搭着女儿肩膀，一步一步颤颤巍巍，大概意识也不太清楚。她真的是陈芳华前半生里所见到的那个冷漠的、伶牙俐齿的、斤斤计较的女人吗？陈芳华有时也感到恍惚，就好像她才是那个母亲，正耐心地陪伴着她胖胖的矮矮的女儿。但记忆中的那些伤痛有时又提醒着她，让她无比纠结。她们很少说话，一个人是因为有太多话要说，而另一个人暂时失去了开口和聆听的能力。她们只是沉默地一圈圈地走着，沉默在各自的思绪里，从黄昏到日落。

一年后陈母的病基本痊愈，陈芳华送他们回武汉。火车晃晃悠悠地开走了，陈芳华才如梦初醒，掏出手机告诉陈建华父母已经上车了，让他那边注意接人的时间。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删删改改，犹豫了很久，还是补了一句：“照顾好他们。”

（七）

陈芳华后来邀请父母来广州长住时，实际上她正处在一张名为中年危机的广泛大网里。对于那些感受过这张网的人而言，他们会敏锐地指出，构成这张网的事物彼此联系并不密切，但交织在一起，就让人手足无措，只能无力地挣扎。

其中一件主要的事，是黎景明的出生和黎景辰的抑郁。在黎景辰初三那年，陈芳华和黎皓有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黎景明。彼时国家正鼓励二胎三胎，夫妻俩也想给黎景辰生个弟弟，两人有个伴。出于不想打扰黎景辰备考的想法，陈芳华一直没有告诉他。事后想来，黎景辰或许早就看出了端倪——天赋带给他的还有敏感——有时陈芳华会发现记录备孕用的本子或者医院发的手册位置似乎稍有变动，但她怀着侥幸的心理什么也不说，直到她的肚子慢慢隆起来，再也无法掩饰。记得那是某一天，黎景辰忽然问黎皓：“你们是不是要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了？”黎皓说是，黎景辰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在初三和青春期的双重重压下，陈芳华和黎景明母子俩本就偶有争执，以至于彼此间有了些许芥蒂。陈芳华想的是，接着生孩子的机会和黎景明暂时隔离，等这段时间过去了，两人再好好谈谈。黎皓则说：“你照顾景明，我去管景辰就好。”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管好。当时的黎景辰正从被父母管教已久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自由。他小学时被压了六年，考上一个不错的初中，初中又被压了三年，被要求考一个好一点的高中。这九年间，他上了无数节课外班，刷了无数道题，和父母争吵又和好了无数次，双方默默流泪了无数次。现在他处在管教的真空期，于是他背着父母疯狂地通宵打游戏、看小说，直到开学那天被父亲在枕头底下发现了那台手提电脑。黎皓气坏了，他一脚把儿子踢倒，扼住儿子的脖子，把他摁在床上，冲他咆哮着：“你不愿意念书就给老子滚蛋！”陈芳华在里屋喊：“让他自己玩去吧，他以后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黎皓的眼眸中倒映着儿子倔强的模样：他平静地对视着父亲，一声不吭，憋得满脸通红，直到黎皓放开他他才猛地咳出声，不住地喘息着。黎皓看着儿子，揉着脖子，看着他一言不发，然后慢慢地把写了没多少的作业塞到书包里换好校服。他那冷静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让黎皓更加怒火中烧。他拎起黎景辰，把他扔出了家门：“滚！老子不想再看到你！”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这个中年的男人不住地叹息着，同时听见了陈芳华在屋里克制的呜咽声。后来他一直记得，当时黎景辰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惊恐，只有一种古井无波的平静。他的愤怒在儿子的无视面前如此无力。黎皓忽然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儿子长大了，不听话了。

但最后中考成绩出来时，陈芳华看到的那个数字远超夫妻俩的预料。那是一个不仅能去普通班，更能去最顶级的班的一个数字，一个让她怀疑名字那一栏是不是“黎景辰”三个字的数字。当陈芳华念出这个数字时，黎景辰发出了一声几乎非人的、压抑已久的、野兽一般的声音，吓得小景明一阵啼哭。黎景辰其实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欢呼还是咆哮。这时陈芳华有些后悔没有填更进一步的志愿，但随后又安慰自己，求稳总是没错的，结果是好的就行。

黎景辰是在进入高一后的下半年崩溃的。在黎景明出生后，出于对新生儿的呵护，也出于对黎景辰的信任，陈芳华并没有太在意他。而黎景辰那时面对的，是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孤独。高一有九门课，他喜欢能学好的只有一两门，而他本引以为傲的中考成绩，在他高中那个班，是倒数第二。同学间竞争的压力，老师讲课的速度和难度，以及父母的轻视，共同造就了黎景辰沉甸甸的困境。据黎景辰说，当时他在学校里格外活泼，喜欢开玩笑，和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进了学生会。认识他的同学都说他变了，因为初中时他是公认的沉闷、呆板、脱离于群体之外的人。但只有黎景辰自己知道，那是一种恐惧，一种不被注意的、忽然一无所有的恐惧，他必须努力获得他人的注意，无论是通过成就，还是幽默。在这里，天赋只是入场券，而努力则是拍卖无上限报数的价格，这是黎景辰从未接触到也从未设想过的。

于是一天晚上，黎景辰看着堆积如山的作业，意识到自己连最喜欢最擅长的那一门课也无法完成时，他就崩溃了。陈芳华带着他看了很多心理医生，大都认为是抑郁和焦虑症，可又觉得没那么严重，连药都不用吃。陈芳华一开始也并不太在乎，她也只是想通过医生告诉儿子你没病，你可以去上学，但黎景辰依然抗拒。陈芳华的耐心逐渐耗尽了。有一天她站在黎景辰紧闭的房门外，忍不住大声呵斥起来：“……一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的还以为死里面了呢！走，景明，我们下去玩去，别像你哥一样——就让他烂在房间里面吧！”她带着小儿子下楼了。后来，当黎皓下班回家，经过黎景辰的房门时，他听见压抑的、痛苦的哭声，他打开门，发现那个少年缩在床上哭得浑身痉挛，他不断地撕咬自己的肩膀和手臂，直到布满牙印，直到黎皓拉住他，用他有力的大手一次次安抚他。

另一次则是陈芳华拿出了黎景辰屋里的一个玩具人偶，给黎景明玩。小孩儿好奇地摆弄着。那是黎景辰小学最好的朋友送给他的，然后，“咔哒一声”，他把它的腿掰了下来。当黎景辰看见时，他疯了一样冲上来把它抢走，并对黎景明大声训责，让小孩子忍不住哭了起来。陈芳华上前拉住他：“你急什么？不就是一个玩具吗？”黎景辰看着她，痴魔了一样重复着“不就是一个玩具吗，不就是一个玩具吗”，然后忽然大笑起来，又忽然哭起来。陈芳华摇摇头：“疯了，真疯了。”她转身进厨房端菜，却听见黎景辰哭喊着：“就是因为你们都是家里最小的那个！所以你们才护着他！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你适可而止！”陈芳华忍无可忍地喊了回去，黎景辰没了声，趴在沙发上抱着玩具哭。吃饭时，黎皓看着一旁趴在那里的景辰，用胳膊肘顶了顶陈芳华，小声问：“你也不安慰他一下？”“为什么要安慰？”陈芳华瞪了他一眼，随后提高声音：“不吃饭就别管他，我们吃我们的。”黎景辰的身体抽动了一下，然后一动不动了，连哭声也如此微弱。

第二天清晨，陈芳华上班时，听见了黎景辰屋里的呜咽声。“还没好吗？”陈芳华顿时有些生气。她打开门，却没在床上找到儿子，最后在书桌底找到了蜷缩着的黎景辰。他微微地哭着，头顶着桌底，窗外的晨曦照得他眼睛亮亮的，面色苍白。陈芳华把他拖出来，弄到床上，自始至终他都如此安静，任人摆弄，像一个没有生机的大号布娃娃。当陈芳华慢慢抚摸着他的手臂，看着他从急促地呼吸抽泣慢慢平静下来，睡过去的时候，她想起黎景辰还是婴儿时自己曾写的一段日记：“……今天我又对小景辰发火了……也许距离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我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她忽然明白过来，并感到了自责。

从那以后，黎景辰总是把饭端进房间，即使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再也没有在外面的餐桌上吃过饭。他的作息昼夜颠倒，他离学校越来越远。

陈芳华再也没有责备他。

（八）

而另一件事，则是陈芳华和黎皓工作上的变动，这方面他们早就隐隐约约有了感觉，却未曾设想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措手不及。

黎景辰从父母的行为举止中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陈芳华说的，他是个敏锐的孩子。他还记得，在他休学在家的某一天，他一天没有出门。下班回家后的黎皓把他按在床上，给了他一巴掌，气乎乎地说：“你赶紧振作起来，现在家里没人了，老子都要被裁掉了，你妈工作也要调整了，你知道不？”然后他忽然停下，愣了一会儿，黎景辰看着父亲的气势慢慢衰弱下去，从某种猛兽重新变回那个矮小的、发福的、有些脱发的男人，像瞬间枯萎的绿植。他看着黎皓慢慢走开，关上门前男人顿了顿，说：“晚饭好了，你现在吃吗？”黎景辰没有答话。门内外的两个人都如此孤独，无助。

黎皓最后离开了他工作了十多年的法律部门，转到一个他并不熟悉的部门工作，客观来说，算是平调。他并没有不满于这一安排，只是明显没了干劲，没了那种天天加班、月月出差、时常出去应酬的干劲，以及没了下班后常常环绕着他的酒气。他只是尽责地完成他那一部分工作，然后回家，陪陪黎景明，然后刷刷短剧，玩玩一些消磨时间的电子游戏。他逐渐安逸下来，平和下来，性格中温顺的那一部分主导了他的生活。是的，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衰老。一个人的衰老并不是年龄或是身体上的，而是心态上的细微变化，当你安于现状，当你不再拼搏，当你厌倦了努力换取回报的交换……白发一根根悄悄钻出来，一点点的，我们就老了，直到有一天惊讶地看着满头白发，然后又释然地长舒了一口气。

陈芳华则没有那么平和地去接受她的命运。她总是一再反抗，即使意识到无能为力也不断反驳，直到头破血流。一开始，她的部门裁了一个人，然后是几个人，直到只剩三四个人，干着原本七八个人的活。新调来的领导并没有负责过这方面的工作，给出的指标总是超出预期、不切实际，陈芳华每次去沟通又都被他驳回，两人没少在工作内容上发生争吵。有一次，新领导甚至直接对陈芳华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陈芳华忍气吞声把那份文件拿起来，回办公室修改，眼泪在眼眶中打转。部门内部也是持续的低气压，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孩和领导争吵，哭了，她问陈芳华：“陈姐，为什么？为什么咱们部门就这么累呢？”陈芳华开始还能勉强安慰她，到最后自己也流下泪来，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对视着流泪。后来那个女孩辞职了，走之前陈芳华看见她一脸轻松。她没有和陈芳华告别，就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陈芳华看着窗外，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她听别人说，女孩没有和她告别，但走时和别的很多同事打了招呼。她模模糊糊感觉到是因为自己吹毛求疵的问题。即使部门已经走了很多人，她作为主管还是按着之前的质量标准要求下属，甚至有时还会超出标准：她习惯性地要求部门不仅要做好本职，还要考虑对接执行等其它问题，这一点曾让她广受赞誉，但在如今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她的要求只是徒增工作量，而现在其实已经没那么需要这些了。陈芳华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完美倾向，但脑子里仍本能计算那些部分，直到她忙得晕头转向。

她不是没想过辞职，可一方面，她需要这份工作的工资，另一方面，领导也不愿放她离开。她曾和一个欣赏她的老领导谈起过她的境遇，老领导叹着气：“没办法，现在各个部门都在精简，调整来调整去，最后忙死个人。”他浑浊的眼睛透过眼镜片看着陈芳华，恳切地说：“三个月。小陈，你再干三个月，我退休之前一定帮你调到别的部门去。”陈芳华心软了。她想起自己就是被眼前的老领导赏识，提拔到现在的位置来的。他对于她像前辈，也像老师。“好。”陈芳华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三个月，我再干三个月，三个月后，如果您没给我个好下落，我就辞职。”说这话时，她看着桌上透明的茶壶里茶叶浮沉，然后慢慢起身离开。

和老领导对话的第二天，陈芳华请假在家里躺了一天。她什么也没做，醒了，就盯着天花板发一会儿呆，然后又睡过去，什么也不吃，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傍晚，她醒来，看着下班的黎皓走进房间，脱下外套和衬衫挂在衣柜门上。黎皓听见她说：“现在我知道黎景辰的感受了：什么也不做，躺一天，是有必要的。”她的声音因为刚醒而有些微微的嘶哑，黎皓走过去抱住了她，任由女人静静地把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她的呼吸真轻啊，黎皓想。

硕大的压力下，陈芳华和黎皓几乎没什么时间照顾黎景辰和黎景明。前者还有生活自理能力，但后者，一个三岁的孩子，即使已经过早地去到了幼儿园，但接送、照顾，以及一部分别的家务仍需要一两个成年人负责。本来负责的是黎皓的母亲，但她年级大了，自己都需要他人照看，最后坐火车离开了广州，回了老家生活。而夫妻俩又考虑到有太多不负责的保姆，因此还是想请亲人来照顾。最后，万般无奈之下，陈芳华想到了陈父陈母。于是，她再次和她青年时发誓要逃离的人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只不过是在广州。

（九）

陈芳华和父母发消息请他们过来时，特意说了一句：“来帮点忙就好，但不是来享受的，能接受吗？不能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一晚后那边回消息：“行。”依旧简短，看不出感情。不管怎样确实解决了一大难题，陈芳华想。

在火车站接父母的时候，陈芳华一眼就认出了他们：胖胖的慢慢一步一步走来的女人，和她身旁瘦瘦高高穿着羊毛夹克“臭讲究”的男人。她忽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于是走过去自然而然地接过了他们手中的箱子。她问他们路上怎么样，来这里能接受长住吗，并稍微把事情跟他们说了一下。陈芳华的声音又响又急，像在刻意遏制住什么，又像是在给自己听。忽然她听见母亲说：“你头顶都白了。”她一下子住了口，像卡住的磁带，然后磕磕绊绊地重新播放：她支支吾吾地说，你们头发也全白了。

母亲的话让陈芳华意识到自己没有戴假发。往常出门前，她会往头顶小心地夹一片假发片，盖住花白的发根，但今天不知怎么忘了带。她有些尴尬，又忍不住想，难道父母来这件事如此重要，以至于她匆匆出门却忘了假发？但这不应该，因为她总是提前十五分钟出门，在这之前还总会留三分钟清点东西。忘了就是忘了，没什么的，陈芳华有些烦躁地想。

陈父陈母就这样加入了陈芳华在广州的生活。他们疼爱着黎景辰和黎景明，安然接受照看他们的任务。白天空闲时，陈父便躺在躺椅上看电视，陈母则洗衣服，然后两人一起出去散步。下午，陈父接黎景明回家，陈母则负责晚饭，饭后他们喜欢去珠江边走走，再回家洗澡，上床睡觉。他们过着如此清闲的生活。渐渐地，陈芳华也对父母敞开了心扉，她有时也会和母亲聊几句，和父亲打趣几句，或者在餐桌上开个玩笑，让餐桌的气氛轻松活泼一些。她觉得这才是家庭该有的样子，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帮忙。她暂时沉醉在这平和家庭气氛的泡沫中。

然而，伤痕永远存在，只是暂时掩盖在谈笑之下，但当它被触碰到时，人们依然感到痛苦，感到悲伤和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芳华和陈母的纠纷重新浮上了水面。陈母偶尔念叨着钱不够用，或者抱怨干了一天活太累了，指责陈芳华也不知道帮着点。这种时候陈芳华总是忍无可忍，两人开始于辩驳，而后升级为争吵，偶尔发展到情绪最激动的情况，拍桌子骂人也是有的。

“她给我哥带了十八年小孩，我哥一分钱没给过她，偶尔还要跟她要钱，她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我一个月给他一两千，她不肯去菜市场买菜，说那里转头脏，转头拿去超市买最贵的菜，买一堆回来放着烂了就扔，说了也不听，然后一个月到头跟我说钱不够用。”半夜，陈芳华忍不住跟黎皓说起这些事。“我现在搬了公司，通勤打卡就要一个半小时，来回三个小时，到家哪还有时间有力气折腾那些？况且，周六日大扫除，带景明出去玩，做饭做菜，哪一件不是我们来做的？她平常就洗个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扔，景辰中午也不一定醒着要她做午饭，然后晚饭蒸个米饭炒个青菜炒个腊肉，这就算是一顿饭了，怪不得景辰景明都不爱吃。”黎皓侧躺着听她抱怨，不时“嗯嗯”两声。他不知道怎么回应。

有时透过关紧的房门，夫妻俩也能听见隔壁陈父陈母的交谈声。陈母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陈父偶尔答应，或者很快响起了呼噜声，然后是陈母长长的叹息声。

那一天的争吵也是这样，开始于一件小事。晚饭的时候，黎景辰出来端饭，陈母张罗着给他夹菜，而黎景辰不断推辞着“这些够了，这些够了”。“哎哟，你吃多点嘛，这个老贵了。”陈母说。陈芳华忽然感到难受，于是勉强笑着对黎景辰说：“外婆老是这样，没事的，你不爱吃就吃这些吧。”黎景辰进了房间。

“妈，以后别跟景辰这么说。他已经是大孩子了，喜欢什么会自己夹的。”陈芳华听见黎景辰房间传来“咔哒”一声轻响，于是跟陈母说。“我也只是想让他多吃点嘛……”陈母讪讪地放下盘子，嘀咕着，“不识好人心……”“那叫自作多情。”陈芳华忍不住呛了她一句。陈母的脾气上来了：“说得对，都是自作多情……你大学的学费还是我出的呢！”“我要你出吗，要你出吗！”陈芳华也激动起来，“你要出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出？为什么非要等我借完了钱你来当这个好人？”两人争吵起来。“你们别吵啦！”正在看动画片的黎景明不满地说。“没有在吵，妈妈跟外婆聊天呢。”陈芳华缓和了语气跟儿子说。两人的争吵暂时停缓，然后再慢慢激烈，像是一锅冒泡的粥。

陈父识趣地喝了他的酒，躲到厨房刷碗去了，黎皓则带着黎景明下楼玩，黎景辰的房门紧闭着。家里只剩下了两个女人、两个母亲针锋相对。她们互相揭开彼此最不愿回忆的痛苦记忆，互相撕开彼此的伤疤，鲜血淋漓，就好像她们不是互相纠缠的矛盾体，而是不能共存的敌人。最后，陈母喊出了那句：“我们以前对你做了那么多，你现在就这样对我们！”而陈芳华则喊了回去：“我宁愿你们当时没有生我！”然后那根紧绷的弦断了。陈母走进房间，陈父忙跟了进去，然后房门“嘭”一声关上。陈芳华坐在沙发上，疲惫地等丈夫回来，等一个人帮她收拾她破碎一地的情绪和回忆。

黎景辰拿着空碗出来，放到厨房。他犹豫着，瞟了一眼母亲，然后慢慢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后，黎景辰开始写日记，写今天发生的争吵。“外婆对母亲，也许也有着骄傲吧。她的儿子平平无奇，而她的女儿却无比争气，这或许确实让她感到骄傲，所以她愿意来帮忙，愿意偶尔听听女儿的插科打诨。她或许不知道，那之下藏着多深的对他们的渴望。”黎景辰咬着笔帽，然后继续写，“她或许也犟，到最后都不肯承认女儿的成功。她的女儿越是证明自己成功了，她越是要给她痛苦和更深的标准，让她感觉她没成功。外婆就是这样的人，她全力维持着她的权威，不允许她的孩子反驳她。她对女儿说，你就应该照顾家里，你就不会被在意，可她的女儿，我的母亲，多么努力地证明了她的错误啊。但她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一再地拔高标准，一再的苛刻，直到母亲失败，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批评她。”

“或许，她还认为严格的标准能帮女儿进步，自己是为女儿好。可她没有看见，她可怜的女儿已经快累死了。她的痛苦、她对被承认的渴望，会压垮她的。”黎景辰慢慢地写着。

“也许这就是母亲曾这样对我的原因。潜意识里，她或许确实觉得，高标准才会有成功的生活。她把自己的焦虑带给了我，直到我们都再也承受不住。”

“外婆是坏人吗？我不知道。人总是难以评定好坏。我不知道外婆的故事。也许她也有她的生活，她的故事，造就了今天的她。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如此巨大的齿轮上，当我们被碾压时，我们看不见着苦痛的来源，但我们知道它从遥远的地方来，从黑暗的、无意识的地方来，让无数人受苦，再成为新的施虐者。”

“而我的母亲呢……”

写到这里时，黎景辰停下了笔，他竖起耳朵仔细耐心地听着。他听到了什么呢？安静的夜晚里，他听到了陈母的嘟囔声、陈父的呼噜声、父亲的短剧的声音、弟弟梦中呓语的声音，最后，他听见了母亲的声音，陈芳华的声音。她平静地哼唱着摇篮曲，又或是读着故事书，这声音如此模糊遥远，又如此清晰。所有的声音都是今天的，而不是某个遥远的夜晚、夏日、或者火车站台前。

于是他顿了顿，写：

“我的母亲是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个坚强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