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父亲

　  前言

我父亲在很多年前带着我在沿海的滩涂到处转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将来只会成为他儿子的写作素材。是啊！人生总是如此的无常，我想父亲在跟着他们连长后面做通讯员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的光辉前程不是在部队，而是在那千里之外的海滨。他的职业不是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一样种田，也没有像他所向往的那样成为一名工人，而是成为一位割草的人，而我也没有子承父业，我赖以谋生拿的是粉笔而不是草棍。草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进而产生一种行业，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事实上就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社会里，草其实一直是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百姓落草而生，草是他们生命的见证。

我的老家是沿海的一个小村庄，说是沿海，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我们老家离海边还有不少于二百里的距离。即使村民们割草的那些农场离真正的海边也有不下于一百里左右的路程。沿海的农场人少地广，沟头水草很茂盛，长着很多茅草。这是一种韧性极强的草，在塑料绳还没有被普遍使用的年代里，这种草很得大家的喜欢，因为可以用它搓成粗细长短不一的绳，那种绳很结实，而绳在农民家里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搓成绳外它还可以用来盖房屋、做苫盖等。也正因为此，茅草成了稀罕物，在乡村里一般成片的早被农户割了。而在海外的农场，你可以看到那沟渠里到处都是长得极其旺盛的茅草，那细细狭狭长长的，看上绿绿的，摸上去糙糙的茅草一束一束地插在土里，如同一把把别在滩涂这位侠客身上的佩剑，骄傲而飒爽地在海风中摇摆着。

草民

那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父亲骑着自行车，母亲抱着才两周岁的我，偷偷地从村子里溜了出去，因为很紧张、也因为看不见，所以到了半路上，母亲发现一只鞋子没了，再回头找根本不可能，就在那样寒冷的冬夜里她就赤着脚，不断用两只脚的脚底和脚背互相搓来取暖，让脚不至于冻僵。这一晚上他们骑了六七十里路，半夜出发，凌晨才到。合了一会儿眼，第二天就开始干活，这是父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惊险的出奔，而这次出奔的目的只是到百里外的地方割一些草，拿今天来看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在上个世纪还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是有些小惊险的。不久，靠着这第一桶金父母在村里率先建成了三间瓦屋。

窗外飘着的雪，父亲咪着小酒，看着坚实的砖墙瓦房已然可以将寒冷完全拒之门外了，母亲还在屋里忙着收拾，那些分家后的破家具在新瓦房里显得有点局促，仿佛一个穷小子刚刚闯入一样。他和母亲分家后建成的丁头府，拆下来的那几根小木棒、泥坯散乱地扔在门口的雪地里，那上面附着的贫穷对一对年富力强，热血青年而言，几乎可以视作一种耻辱，更何况父亲曾经是一位军人，曾经排级干部的光辉前程几乎触手可及，父亲猛地把酒瓶的最后一杯酒倾入口中，一股呛口的酒精味瞬间把所有的意识麻醉，然后那如白线般的烈酒走咽喉、下食道、穿肠胃、进血液。

“干就得了！”

父亲的决心来源于前几天他自己的舅舅--一个长年走乡穿镇的小贩带来的消息：在几十里外有个叫东坝头的农场，那里有很多草。作为一种燃料，草自然是有着极其庞大的市场，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土地就有草，草的数量也极其浩瀚。所以只有那种对草的数量有较高要求的行业才会购买这肆意横生的燃料。它就是在各个村破土而出的小土窑，它们的烟囱是这些草的最终去向，那烟囱里冒出的青烟，给贫穷的人们注入更多的力量。因为青烟过后，便是一窑窑的青砖青瓦，把那青砖青瓦买回来砌成房子就是那时老百姓内心最为丰满的梦想。所以草摊是为这些小土窑而生的。而这些如雨后春笋般的小土窑又是为那如韭菜一样存在于村里的丁头府而存在的。丁头府是当时村里最为普遍的一种房屋建筑。这种建筑即使在白天里采光效果也不好，里屋光线较暗，从外间往里走，光线犹如从中午往夜晚跨越。下了雨，冷不丁墙还有冲塌的可能，这种房子没有谁会去留恋。建房子自然需要砖瓦，那时轮窑厂还是国营的，买砖瓦是要条子的，定额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奢望的，这就是小土窑的价值。

对于父亲而言，这根草虽不能说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但确乎是一根改变命运的草。

农场

父亲打工的地方叫农场，农场有两种，一种是劳改农场，一种是农庄式农场。两种农场关系很紧密。劳改农场不关押犯人之后就变成了农庄式农场。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上海的飞地。1936年，大丰公司将金墩东北侧庆丰、安丰、乐丰、时丰等八区约20万亩抵押土地还债于上海银行，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12月，在以四岔河为中心约20万亩土地上，就是原大丰公司抵押给上海银团土地上，设立了上海农场。这些农场在解放初期关押过从上海送过来的犯人，后来逐渐地转变其功能，原有的部分犯人就成了农场的职工。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跟着父母在这样的农场里玩了一个多月。那时才七八岁吧，坐着母亲骑的自行车，那条路似乎是无比漫长，冷风从包着脸上的围巾的各个角落灌进来，浑身冻得几乎没有知觉，下车的时候，两只脚根本就不像长在自己身上，无法挪步，无法抬脚。这种感觉太深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开着摩托车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经过那一段路，仍然感到有一股寒意袭上心头。在那里其实很无聊，因为大人不可能陪你，也没有小孩子陪你。还记得在那里的第一个清晨，我醒来后，父母都到田里去割草了，就独自一个人走了出去，我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那时候的景色现在已经不太可能看到了。两侧大圩上长着成排成排的树，各种树都有，有钉子槐树、檩树、杨树，其中钉子槐树居多。那时候树木还不像现在这么值钱，好多树歪倒在那里也没人问。林子里鸟鸣声此起彼伏，那时候正是清晨，农场的工人都在田里干活，树林里就我一个人，还有那些鸟儿们。那条路很小，长满了趴地草、小蓬草、牛筋草、车前子、阿拉伯婆婆纳这些知名不知名的草，那时的我们挑猪草、割羊草是每天必做的家庭作业，所以对一些草还是比较熟悉的，比如哪些草猪喜欢吃，哪些草羊喜欢吃，我们甚至还给它们起了名字，比如阿拉伯婆婆纳叫“甜菜”，车前子叫“猫耳朵”，这些都是当时农村酒席上非常吃香的主打菜。我一边走着，一边用脚踢着这些草，手里揪了一把狗尾巴草，随意地在手里甩着。路边是一条特别宽广的沟壑，沟壑中间纵横交错，高低不平，因为是冬天，所以沟里并没有水。途中偶尔会遇到拿着镰刀割草的人，他们似乎认识我，也有的逗我一下，也有的从我身边经过什么话也没说。后来到了一个水电站遇到了母亲。这些就是所有的印象了，其余的就模糊不清了。这一个多月的玩耍带来的后果就是再上学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成为挂黑板的专业户。

二十多年后我又机缘巧合在农场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时的农场不再是像当年那样，把我当作一个客人般小心地侍候，而是露出它本来的冷峻面孔。我和父亲住在一楼的小屋子，地方倒也干净，可是到了晚上，你就知道和那里的蚊子相比，这种干净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海边蚊子都是黑色的，身体又长又大，至少是我们老家蚊子的两倍，蜇了人之后，让你摸摸又疼、抚抚又疼，蜇的地方又红又肿。它们还都不怕死，一般的蚊子你动一动身体，它就飞走了，那里的蚊子你不要指望这一点，它钉上你的身体，就没想离开，它就拼命地吸血直到你把它打死，嗜血饥渴到不顾性命的地步，你能奈它何？我们每天早上走的时候点燃蚊香，回来时蚊子都被熏死了，但是一开门，它们就又成群结队地如同听到集合号一样涌了进来，我们只得再次点上蚊香，同时把门关上，因为空间只有15个平方左右，关上门后，室内的温度很快就上升了，比室外温度通常要高个4－5度，于是蚊子被熏死了，人也被闷得快要蒸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刚躺下就无比希望天快亮，因为天亮了就可以出去了，白天没有蚊子，也不需要闷在这个如罐子一般的小屋里。但是漫漫长夜总要度过，那怎么办呢？于是我们睡一会儿就起来用冷水擦身子，睡一会儿就起来到外面转一会儿，这样才能把漫漫长夜打发掉。

割草

当那一个个丁头府改换成砖瓦房之后，小土窑也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于是那些草也就很少有人要了，所以那个时候父亲和乡亲们主要是割那些芦苇和茅草，而不是荒草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里有很多人靠养鸡、养鸭致富，他们盖鸡棚和鸭棚需要大量的芦苇秆编成帘子，而连成芦苇杆的绳子则用茅草编成，所以又需要茅草，芦苇和茅草需求量很大。割草到了九十年代后就变成了以割芦苇、茅草为主了。霜降之后，便是草民们动刀的时节，这个季节也正是芦苇开花的时候，一杆杆芦苇顶着那白色的芦花在江风中舞动着，这是一种最为朴实的花，它是芦苇由青春而衰老的标志。也许它根本不能算是花，因为它没有桃花、藤萝那样的大红大紫，没有桂花那样的香气浓郁，更没有牡丹那样的雍容华贵，但它是实用的，水煮浓汁可以治霍乱、鱼蟹中毒。烧灰吹鼻可以止鼻血，另外用它做的枕芯，既轻又暖和。

那成千上万株头顶苍白芦花的芦苇，和像我父亲一样的那些沿海生民何其相似。他们填海垦壤，吹海风沐炎阳，把生命写成一根脆弱而又韧性的芦苇立于沿海大地，成为拦阻海潮最坚强的一道大坝。芦苇生生不息，落地生根之后，它便不断繁衍它的子孙，看着这排列得密密麻麻的芦苇，我想到那水下的芦苇根部，来年的生命已在悄悄萌发，在这地母水父的哺育之下，来年的夏天，那如绿玉般的芦苇定会窈窕而又悠扬地在水波中跳舞。但这种闲情逸致也只有像我这样无用的文人才会有，我的乡亲们对芦苇不会有太多美好的感受，因为他们要在寒冬腊月从水下割这些芦苇。

割芦苇最怕的是割鱼塘里的芦苇，因为需要下到很深的鱼塘去割。以往在条沟里割芦苇也会碰到沟里有水的情况，但那水只不过齐小腿深。鱼塘水最深处达2米多，当然芦苇一般生长于鱼塘的浅水处，但是浅水处也有一米多深，基本齐到一个成年人的腰部。这就给割芦苇带来极大的难处。所以父亲和他的工友们都要准备一身下水裤。下水裤是皮制的，下半身是封闭的长裤状，不漏水，腰部皮的高度要比普通裤的高度高一些，一般会达到人的胸部，上半身有两个背带连接腰部。腰部因为比较宽松，不利于工作，所以也会用一根绳子束住。一件下水裤重量也有十几斤，所以穿上去比较累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大冬天的，不采取这种措施，割芦苇可就割不了了。穿着这样的衣服下水后，下半身自然不会弄湿，但是割芦苇的痛苦并不能完全解决，因为最终还是靠手去割芦苇，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把手伸进河水里，是一种什么滋味，而且在水中一泡就是一整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割芦苇的人们手上基本都长满了老茧、冻疮，满手都是又红又肿、还有很多裂口子，口子上都已经结了痂，指头上正常还都缠着胶布，胶布原来的白色往往也变成了泥色。白天任何时候，摸到他们的手都是冰冷的，而且是又粗又糙的，摸上去就像一片老树皮，没有丝毫皮肤的鲜活感，但是这样的一双手干起活来，无论是陆地上还是在水下都十分灵活、迅速。一片芦苇，两个人合作，一人在水里割，一人在岸上接，很多芦苇就会放倒。

水中割芦苇其实还是有些困难的，首先是行走不如在平地上方便，水的浮力让人有一种失重感 ，手里的镰刀不容易抓稳，伸进水里也不容易找准位置，找准位置也不太容易着力。水里的淤泥让人站都站不稳。而且水底的地理形势高低不平，如果一个不注意，一个趔趄，就有可能摔倒，即使不摔倒，身子失去重心，水漫进下水裤里，那就要重新上岸换衣服，也是个麻烦事，因为一来二去半天工夫可就耽搁了，出来打工的人都把时间看得很紧，他们不怕苦，怕的是苦不来钱。另外，割下来的芦苇留在水下的芦苇根也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割过的芦苇根坚硬而尖利。如果不注意会戳破下水裤，戳破了，就会漏水，晚上回去还要补，一处两处还可以，多了，下水裤可就报废了。水中的人割完一把芦苇后还需用绳子扎好，然后岸上的人用绳子拽上岸去。这个过程想要不沾水几乎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割一天芦苇下来，人们身上基本没干的也是正常情况。在水里干割芦苇活的大多数是男的，女的主要是在岸上做做较轻的拉芦苇、码芦苇的活儿。到了晚上，这些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就会大碗喝着廉价而烈性的酒，御寒祛病。寒冬腊月，海边的夜晚湿气大、寒气重自是不须说的。由于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劳动，他们很多人都患有腰气劳损、风湿病等，没有酒的话，有时会疼得彻夜难眠。这就是这些做苦力的生民们的生活。对于养尊处优的城里人而言，那种生活犹如炼狱，对于他们而言，能赚到钱再苦也是天堂。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但他们从不会怨天尤人；这就是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也从不会怪上天不公。在草棚里那昏暗的马灯光下，他们扯着闲话，算着一天做下来的几十块钱，然后满足地躺在茅草铺成的地铺上。

草棚里面，人们用割下的茅草和农场里的稻草铺在地上，厚厚的一层又一层，周边用芦苇捆收边，一般铺有多长，芦苇就截成多长，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床沿。为了防止芦苇捆移动，人们还在芦苇捆里面插入小的树棒，钉入泥土，起到固定的作用，树棒长度并不长，藏在芦苇捆内，人们坐在芦苇捆上时也不会硌着屁股。各人铺上自带的被褥，一个统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统铺就是每天晚上割草的农民们安憩的小窝。虫子是没有的，老鼠当然是不会少的，低矮但并不潮湿，狭小但倒也温暖。睡在里面感受确实是不太一样的，这种地铺会让你和大地几乎是零距离的接触，昨日身下还是一片草地，还是那广阔的滩涂中的一个小点点，现在却成了你的睡榻，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睡在里面，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以及风吹着草棚哗哗的声音，你会真切地感受到身处大自然如同襁褓中婴儿般的柔弱和温馨。父亲和他的工友们酣然入眠，睡在大地的怀抱里了。

开闸

我的家乡在沿海的一个村庄，其实这个沿海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因为真正海边的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在北宋年间，范仲淹在西溪（今属东台）盐仓担任盐监时，为阻挡海潮，发动通、 泰、楚、海4万多民工兴修海堤，堤长181里，这就是著名的范公堤，其位置大致和现在204国道的一部分重叠。当年确定这个位置时，范仲淹从当地农民喂猪时桶沿漂浮的稻糠而产生灵感，让老百姓撒喂猪的稻糠于海滩，等退潮后根据弯弯曲曲的糠线确定堤坝的地址，所以在北宋年间范公堤堤下就是海边。那个位置在我们老家西边五六十里路的地方。也就是说北宋年间，我们老家那地儿还是在海里。但是到了清代，海边已经向东推了120华里。那时候大海已经反过来离我们有五六十里远了。为了防止海水上涨淹了农田，从古到今，官府、政府都要兴修水利工程。范仲淹时代是修堤坝，现代除了修堤坝，还要修建闸口来控制水位的升降，所以不仅是沿着那112公里海岸线有很多大闸，沿着海水上溯也随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闸口，这一道道闸站就像一条条捆龙索，把海水这条孽龙牢牢捆住。最壮观自然是靠近海边的这道闸啦！九十年代后，割芦苇的地点基本集中在四岔河一带的海丰农场，四岔河的大闸叫四卯酉闸，因为1917年大丰公司建立后，进行了科学规划，先后筑成一条海堤，开挖了东西走向的一卯酉、二卯酉、三卯酉、四卯酉、五卯酉5条干河。四岔河的主干河道就是四卯酉，四卯酉河上的闸当然叫四卯酉闸。四卯酉闸分为老闸和新闸，老闸以前也是靠近海边的，随着大陆架变成农田，海岸线不断东移，老闸逐渐起不到放闸泄洪的作用了，于是新闸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过不了几年，现在的新闸又会变成老闸。

新闸上平时基本没人，那里的环境也不太适合人居住。一方面人比较少，那里没有配套的生活设施，临近大海，如果出现海啸或者海水倒灌都是很危险的事。常听人说放闸时很热闹，放闸泄洪也不是常有的事，一般也只有在汛期才会看到。我和父亲有幸一次看到了这个壮观的场景。放闸时一定要通知闸附近水道不能泊船下锚，否则汹涌的波涛会把它们送到爪哇国去的。开闸放水时，水流奔涌恰如万马奔腾，军队厮杀，让天地变色。那声音惊天动地，如虎啸龙吟、如战鼓擂响、如天雷轰鸣。我们常说百川东入海，这个时候就是百川入海之时，那些从千里之外的雪峰高原、江河湖海汇聚而来的水流经过漫长的旅行，大概对这一天早已迫不及待了吧，恰如庄子在《秋水》中写到的那个终于见识到了汪洋大海的河伯一样。于是乎它们便争先恐后地、沿着不同的闸道纵身投入大海。也许正是这瞬间快乐情绪的爆发吧，所以即使你离得很远，也会有水雾溅到你身上，那不正是百川高兴的泪水吗。

那一滴滴晶莹的眼泪正是我的乡亲们，他们生就贫穷，但不甘于贫穷。在市场经济还没有今日这么发达的上个世纪，他们为了改变家庭的窘迫，为了让妻儿老小过上更好的日子，不顾一年忙碌的疲惫，打着背包、拎着镰刀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到农场打工割草。正像这水流一样，不辞劳苦、千里汇集、奔涌入海。

尾声

还记得那些个寒冷的冬夜，清冷的月光如水般泼洒在那旷野之上，几个低矮的草棚趴在盐碱地上，一盏马灯挂在草棚前突起的那几根木头上，远看去几点似有似无的火光在漆黑的夜空中飘动着，显得是那么脆弱而顽强，微不足道却又重要地存在，正如它的那些割草营生的草民主人们。我和父亲在荒野里走着，我们很少说话，父亲嘴边香烟头的火光就是我行进的方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我以为那样的日子会是永远，谁知这条路一共只有短暂的32年。突然我眼前一黑，我摔倒了，我哭了，我的哭声在旷野里显得很响亮却也很微弱，我抹开眼泪又爬了起来。父亲，你听到了吗？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