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村娃”圆梦

20世纪70年代，安化山村的经济较为落后。改革开放初期，村子里的年轻人纷纷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沿海地区打工的道路，老人和小孩则被迫留守村庄。随着年轻父母的离开，山村的教育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显得尤为淡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内心深处的教师梦开始萌芽。

那时，父母在我家的土砖瓦房里，用木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阁楼，楼上供我睡觉，楼下则做成妹妹的卧室。砖房的窗户被一层薄薄的塑料膜覆盖，透进的光线昏暗而微弱。每当夜晚来临，我就点亮一盏煤油灯，任凭微弱的火光在黑暗中跳跃。昏黄的光，照亮了我手中的书页，也点亮了我求知的心。白天，为了捕捉更多光线，我常搬着小凳子，坐在家门外的走廊上。这条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木板走廊，就是我儿时读书的小天地，我在这里背诵古诗，演算数学题，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偶有邻居路过，透过薄膜窗户看到我勤奋读书的身影，便会向我投来好奇与赞许的目光。

那时，10岁左右的孩子通常需要上山砍柴。幸运的是，我经常得到照顾。“你学习好，就专心读书。这些柴火，我们来帮你。”玩伴们说，脸上尽是动人的纯真。

4年的村小生活转瞬即逝，因成绩优秀，我考入了乡中心小学，继续五年级的学业。那年，我身边的学伴竟变成了“0”。以前朝夕相处的玩伴中，有的因为厌倦学习而退了学，有的因为跟不上课程进度而被家长留在家中帮做农活，有的因为习惯不好，经常受到老师或家长的批评，索性自愿留在家中，或上山砍柴，或下田放牛，还有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外出打工了。

那时，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孩子们不愿意读书，家长们也不强求，学校对此无能为力。看到这种情况，我非常伤心，却无可奈何。每当放假，我就去找以前的伙伴玩耍，渐渐地，我和他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欢笑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

12岁的我萌发了一个天真却坚定的念头：如果每一位老师都能尽心尽力地教育好每一个孩子，也许我的伙伴们就能拥有和我一样的学习机会，我们的童年就会有更多的欢声笑语。

13岁那年，我考上了乡里的初中。班里除了我，还有3个来自同村的同学。学校一周上6天课，周三、周六可以回家拿粮食。每到去学校的日子，天还没亮，我们三人就会背上装满腌制菜和几斤大米的书包，踏上翻山越岭的上学路；回家那天，我们又一起有说有笑，爬过山，翻过坳，饿着肚子，摸黑回家。

初二的那个夏天，我的妹妹也从村小毕业了。与我不同的是，一张冰冷的成绩单，将她拒绝在了初中校门之外。那一刻，她眼中浓重的失落与迷茫，让我的世界也顷刻失去了色彩。

我恳求父母让她继续读书，却只见泪水在母亲的眼眶里打转。她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最终，只发出了一声无力的叹息。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捉襟见肘，孩子的学费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妹妹没被初中录取，家里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帮她争取机会，所以，母亲只能无奈地让她留在家中，帮做一些家务活。记得我初三学业还未结束，妹妹就已经踏上了南下广东打工的路。她瘦弱的身影渐行渐远，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思念。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凝视窗外的星空。想起邻居和亲人中，有太多像妹妹一样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小小年纪便背井离乡，被迫放弃了求学的梦想。这些画面如同锋利的针，一次次刺痛我的心。

一个坚定的声音在我心中响起：我要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用知识改变乡村孩子的命运，用行动改善落后的家乡。

初三时，我日夜不息地汲取知识的养分，终于通过层层选拔，考上了益阳师范。1993年，我带着满腔热情回到生我养我的乡村，成了一名小学教师。消息传开，村子里弥漫着喜悦。乡亲们用淳朴的笑容和羡慕的目光迎接我，而我也用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回应着少年时的初心。

岁月悠悠，转眼间，我已教书育人三十一载春秋，陪伴数千名“农村娃”成长与蜕变。他们中，有的成了医生，有的考上研究生，还有的当上了律师……

于我而言，越来越多的“农村娃”圆梦校园，就是对我初心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