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关系,我就说几件有关父亲的……小事儿。”
徐亚辉老书记的二女儿黄建新话音落下,却久久没有继续。
会场陷入一片柔软的寂静,只听得见窗外风过枝梢的细响。桂花的香气透过纱窗,一阵阵漫进来,清甜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涩。
我的目光,从面前摊开的《徐亚辉纪念文集》移向斜对面。
黄建新正低头用纸巾按着眼角。她抬起头,像是要平复情绪,可泪水又一次涌上来,她不得不再次埋下头去。
那本页数不算太多却显得格外厚重的纪念文集里,记载着徐老1964年从江苏鱼米之乡远赴贵州山区,先后在独山、贵定两县任职十三载的历程。
“在贵州工作十三年,”她终于又开口,声音里还带着未散尽的哽咽,“大家能想到,父亲到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去过几次吗?”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才轻轻吐出答案:“一次都没有。从来没有。”
她接着介绍,1977年,父亲调回盐城,不是留在市区,也不是回到家乡大丰,而是去了全市最贫困的响水县,担任他跨两省四县的第五任县委书记。
“1972年,我独自坐上西行的火车,去贵州。那时父母身边没人照顾,总是生病。”她的声音渐渐沉入回忆,“两年后我高中毕业,父亲就动员我下乡。按政策,我是可以留下的。但父亲说,‘我是县委书记,就该带头。’他甚至嘱咐我,没有重要事情,不要回家。”
于是,黄建新留在了贵州,成家立业,成了永远的贵州人。
“1990年,父母重回贵州看望老同事、老朋友。在独山,老部下王代文书记送了一瓶茅台。”讲到这儿,她忽然抽了张纸巾捂住眼睛,“那时茅台只有三块八一瓶,可父亲为此整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去王书记那儿,硬是把酒退了回去。”
“哎呀,我的发言时间……还有一分半钟。”她看了眼时间,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复杂的光彩,“最后讲个令我爱恨交加,却终身难忘的故事。”
“父母离休后,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回盐城探亲。母亲记得贵州有时缺医少药,问我要不要带点药。我想到了便宜又实用的黄莲素。”
她的语气轻快起来,仿佛在讲一件趣事,“没想到父亲为此大发雷霆。母亲说用她的医疗卡给开两盒,父亲说:‘这怎么行?离休是我们的荣誉与待遇,怎能让家人沾光?不可以!’他直接拍了桌子,说:‘你们该反思反思自己的思想了!’”
“时间到,我就说这么多。”黄建新微笑着结束了她的发言。
这时,我看见她的姐姐和妹妹都在悄悄抹泪。
窗外,又一缕桂香飘来,清冽甘甜。
我忽然觉得,那苦涩廉价的黄莲素,仿佛被这满室的桂花香温柔地包裹起来,在岁月的沉淀中,竟也透出别样的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