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的日子

上世纪七十三年，我初中毕业。早在毕业前，我就下定了决心：不考高中，尽快找份活计，帮家里缓解贫困。可那时正式工名额稀缺，我只能四处打零工谋生。之所以说 “四处”，是因为零工从来做不长久 —— 这里干一两天，那里待两三天，总在奔波中换着生计。

在所有零工里，脱土基算是能做久些的活计。虽说整个旱季都是脱土基的好时候，可需要土基的人家有限，能连续做上一个月到半个月，就已经算是幸运。可这活也是最苦最累的：从挖取泥土、加水和泥，到用木模把泥压成规整的土基，第二天还要把土基削平整翻面晾晒，等到第三天才能码放整齐，等着用户验收 —— 而验收往往要等上两三个月。那时一天最多能挣 2 元，这已是拼尽全力的极限，没几天就累得直不起腰。即便如此，平均下来一天能有 1 元左右的收入，在当时也算得上不错了。

没土基可脱时，我就找其他零工糊口：去食品厂削菠萝、刮生姜、包糖果，或是到河里捞沙子，用手推车一趟趟运到工地。可哪怕像牛马似的拉一整天车，也只能挣一两元。不过，我倒不觉得这苦难以承受 —— 从小学起，我就常跟着母亲打各种零工，学校里每个星期五下午还有积肥种地的劳动课。有了这些从小的锻炼，眼下这份超负荷的累，也就不算什么了。只要每月能有二三十元收入，对家里来说就是一笔可观的补贴。只是零工零碎、收入不稳定，心里总揣着股焦愁，没个踏实劲儿。

后来，一位熟人给我捎来消息：芒棒村组织了一支基建队，承包了农机局一千米长的围墙工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当即爽快答应。虽说只是砌土基围墙，却也是门讲究技术的活 —— 先砌石脚，再垒围墙，最后还要粉墙：第一道糊稀泥打底，第二道用沙灰勾缝、打磨平整，第三道刷上石灰浆，一堵雪白挺拔的围墙才算完工。

在这支七八人的小队里，我年纪最小，也是唯一一个没做过泥水工的，只能干些搬运材料、和稀泥的粗活。队里的老张师傅是核心，他曾是远征军战士，后来在芒棒村落户，娶了当地傣族姑娘，解放后一直以泥水工为生，村里谁家盖房都得请他掌勺。老张师傅性子实在，在工地上总是手把手教大家手艺。我一边干着粗活，一边悄悄盯着他的动作：砌第一层石脚要用大块石头垫底，填碎石时沙浆得灌满才结实；石脚露出地面后，要选两面平整的石头，既要立得稳，朝外的一面还得齐整；拉上水平线砌土基时，得挑规整的土基对着线摆，不平整的地方就用泥刀削平；要是墙面出现凹凸，哪怕已经砌了好几层，也得拆了重新来……

看着看着，我也忍不住见缝插针地试着做。从一开始笨手笨脚，到后来渐渐有了模样，两三个月下来，我竟成了队里的骨干，原本动作慢些的两个成年人，反倒接替了我之前下手的活。

再后来，我也成了这行的师傅，带着两个同龄伙伴一起干 —— 一个是化工厂的子弟，叫赵虎；另一个是缅甸回来的华侨姑娘，好像姓杨。我们一起承包过农科所的一小段围墙工程。虽说我是牵头的师傅，可收入始终是三个人平分。几十天的合作里，大家有说有笑，干活时互相搭把手，休息时聊些家常，那段日子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暖和。

搞基建的收入比打零工稳定不少，可我心里总不踏实 —— 还是盼着能找份正式工作，这样日子才算有奔头。多年后，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要是当初你一直干下去，等改革开放后，说不定就成包工头了，还能发笔大财呢！” 可我从没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就算现在让我重新选一次，我还是会坚持初心，走那条 “求文化” 的路。

当然，我打心底里感谢那些打零工的日子。那段经历磨出了我不怕苦、能扛累的韧劲 —— 后来进工厂、考大学、当老师，一步步往前走，走得平稳，也走得踏实，总算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总想着把这份 “吃苦磨炼” 的心得传给孙辈们，可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絮絮叨叨跟他们讲过去的事，讲得越多，他们越像没听见似的；我想带他们亲身体验体验，哪怕只是一起走一次远路，也没机会 —— 孙子上初一了，每天早上七点十分就得到校，晚上九点才放学；周六周日又堆着一大堆作业。我哪儿忍心再占用他的时间？

说到底，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一代有一代的活法，一代有一代的难处。或许我能做的，就是继续保持自己的勤奋习惯，用自己的行动悄悄影响他们 —— 能这样，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