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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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一楼和小院的旧房改造，无异于重建兼装修。敲敲打打，拆拆补补，总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重头戏是泥工，怎么请一位泥工师傅，着实费了我一翻脑筋。
夏师傅是泥工，八一年生，通山县石门村人。身形颀长，换下那身沾满灰点的工作服，你说他是个乡村教师或是文书，我都信。可他一拿起砖刀，那份书卷气便瞬间敛去，整个人沉静下来，像一口古井，只映着眼前一方砖、一道缝的天地。
我家的泥工活，是包工包料包给他的。这年头，这么干的人少了，都怕麻烦，也怕“吃亏”。可夏师傅的账本，好像只记着四个字：“慢工细活”。
贴卫生间墙砖那会儿，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绣花的耐心”。角落边角处的水泥略略高出一些，远看根本无妨。我正琢磨着这点瑕疵是否值得说道，却听“啪”一声脆响，他自己已经一瓦刀背敲了下去。碎瓷砖溅开，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弯腰清理，重新拌浆，再贴。动作稳得像钟摆。我帮他递过一支烟：“夏师傅，这…也太较真了，谁趴墙角看呐？”他接过烟顺手夹在耳边，手上活儿不停：“砖贴上去，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现在马虎一点，你将来每次瞅见，心里就得硌应一次。划不来呐。” 那支烟，直到那面墙全部妥帖，他才就着自来水龙头洗了手，蹲在门口默默点上。
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院子里那个砖砌的洗菜台。他自己设计，自己砌筑。台面以下，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柜体内部。我说，里头反正也看不见，抹平水泥就行了，瓷砖就省了吧。他摇摇头，竟裁好了小块小块的瓷砖，然后，整个人匍匐下去，像一条潜入深水的鱼，一点点“游”进了那窄小的柜体空间。我看见他沾满泥浆的双脚紧贴地面一动不动。里面传来瓦刀轻微的刮擦声，和着他嗡声嗡气的指挥：“大姐，劳驾，右边数过来第三块砖，再递我一下。”等他灰头土脸地钻出来，头发眉毛都白了，指着内部严丝合缝、光可鉴人的瓷砖墙面，眼睛里有光：“这下好了，水汽浸不透，用一辈子都成。”
厨房里那个放不进煤气罐的老地柜，本不在他的活计之内。我随口一提，他蹲下看了看，只说“能改”。没有推诿，没有加价的暗示。他借来手锯，又一次趴在地上，蜷着长手长脚，像拆卸一件精密仪器，一小块一小块地锯下隔板。木屑和陈年灰尘喷起来，给他罩了一层浓浓的“雾”。活干完，煤气罐严丝合缝推进去，他成了个“白人”，咧开嘴一笑，牙齿显得格外白。
两个光秃秃的水泥窗台，他也顺手给贴上了瓷砖，边角磨得圆润润的。我真心道谢，他摆摆手说：“顺手的事，料也是零头，没什么。”
我说：“小夏，你这人，干活吃得亏，很实在。”他正用砂纸细细打磨一块瓷砖的锋口，头也不抬：“手艺手艺，手上活儿利不利索，就是艺。艺没了，就剩‘手’了，跟机器有啥两样？”我乐了：“你这劲儿，赶上央视‘大国工匠’了，要海选，我一定投你。”他这才直起腰，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上的灰，笑了：“咱就一泥巴匠，糊口的营生。要说工匠…嗯，我两个儿子，那才是我这辈子最要紧的‘作品’，得精雕细琢。”
这话匣子一开，我才知道，这位把自己“埋”在砖石灰尘里的父亲，心里另有一片光洁如瓷、规划严谨的天地。他有两个儿子，大的读高三，小的念初中。爱人在学校附近的蔡林记打工，一家人晨昏交替，最大的开支与指望，都在孩子身上。
“村里镇上也有中学，省钱，也近便。”夏师傅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着他被阳光晒得红红的脸庞，“可那不一样。我吃过读书少的亏，就会卖力气。力气总有卖不动的一天。孩子不能这样。”他告诉我，大儿子初中就被他送进了市里最好的中学，谁知高考失利，他以不菲的学费把老大送进一所重点高中复读。小儿子眼看还不错。“我算过账，”他眼神里有种工头看图纸般的精明，“我现在多流几身汗，多抠几个砖缝，他们以后的路就宽几分。重点中学，不只是学知识，是看世面，是交朋友，是知道天外有天。这笔‘教育投入’，比在城里买间房都值。”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那不是一个仅仅知悉“读书有用”的朴实愿望，而是一种经过现实打磨、近乎战略性的家庭投资眼光。他舍得在孩子身上“一掷千金”，正如他舍得在看不见的柜体内贴上最工整的瓷砖。眼前与长远，面子与里子，他算得门儿清。
夕阳西下，他收拾好工具，仔仔细细扫净地上的每一粒灰沙。换下工装，穿上干净的外套，那个“翩翩书生”又回来了。只是手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白色泥灰，那是他身份的徽章。
他开上那辆既装工具杂物又兼座驾的旧车，准备回租住地，明天再来。晚风拂过他不再年轻的脸。我知道，他所奔去的，不仅是炊烟，更是一个他亲手一块砖、一片瓦，在现实的土地上，为孩子们默默砌起的、更高也更坚实的窗台。那里，终将迎来比我这旧屋更明澈的光。（咸宁市作家协会 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