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玩笑

愚人节那天，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下午四点多，单位提前放了假，走廊里飘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松味儿——仿佛一年里最适合犯傻的一天，连空气都变得不太严肃。

阿P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是一份报表，他看了半天，脑子里却全是最近在酒桌上听来的那些关于“W局长”的段子：谁又给他送了礼，谁又在哪个酒店请他吃饭，谁又给他塞了红包……W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如今是市财政局局长，在市里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

阿P一边听那些段子，一边心里发痒：

“这小子，真有那么神？要不，我来吓他一吓？”

愚人节，不就是用来开玩笑的吗？一个荒诞的念头，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

黄昏时分，城市的霓虹灯刚刚亮起，街边的小店透出昏黄的灯光。阿P特意绕了几条街，找到一个角落里的公用电话亭。那电话亭玻璃上蒙着一层灰，里头一股潮湿的霉味，地上扔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巾。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电话卡，插进去，又犹豫了一下，心里闪过一丝不安：

“万一……他真有事呢？”

但转念一想：

“怕什么？我又没真的掌握什么证据，不过是开个玩笑，逗逗他，让他也尝尝被人威胁的滋味。”

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那头响了几声，传来一个略带疲惫却依旧带着官腔的声音：“喂？”

阿P故意压低嗓子，把声音压得又粗又哑：“喂，是W局长吗？”

那头沉默了一秒，显然在分辨声音：“你是谁？想干什么？”

“先别问我是谁，”阿P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阴冷，“我这里有一些资料想提供给你，你想不想听？”

“什么资料？和我有什么关系？”W的声音里多了几分警觉。

“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道来。”阿P咽了口唾沫，开始调动起自己在酒桌上听来的所有“素材”，“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全聚德大酒店，一个建筑队的包工头宴请你这位财神爷，饭后他们一次性送给你三十万元人民币，想取得市财政局办公楼的承包权，有没有这回事？”

电话那头明显一愣，随即传来压抑的怒气：“你胡说什么！”

阿P心里一紧：

“难道真有这事？”

但他已经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编：“不要发火嘛，听我继续给你讲——”

他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杏园春宾馆，你接受了两位小姐给你提供的性服务，为了酬谢她们，你送给她们每人一条价值千元的金项链，是不是这样？”

他一边说，一边在电话亭里想象着画面，仿佛那些传闻都变成了眼前的电影镜头。

“简直胡说八道！”W气得声音都变了调，“你这个无赖，你究竟是谁？有胆量就站出来！”

阿P心里一阵窃喜：

“看样子，他真被吓到了。”

他故意停顿了几秒，让沉默在电话线上拉得长长的，然后慢吞吞地说：

“听说你最近要被提升为副市长，如果你不想影响前程的话，就拿出三十万元钱。明天晚上十一点，放到市公园门口附近的垃圾箱里。否则，我就会把这些资料和照片送到检察院去。现在给你三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说完，他不等对方回话，“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电话亭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他的心却还在砰砰直跳。

“过瘾！”他在心里暗暗说了一句。

三个小时后，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城市。阿P在家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啤酒，又回到那个电话亭。他喝了两口酒，给自己壮胆，再次拨响了W的电话。

“喂，考虑得怎么样？”他照旧用粗哑的声音问。

这一次，W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大发雷霆，语气明显软了下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兄弟，有事好商量，要钱可以，但你必须交出所有资料和照片，否则我就去报案。”

阿P心里一乐：

“果然怕了。”

他故意冷笑一声：“你不会报案。”

“为什么？”W脱口而出。

“你自己心里清楚。”阿P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收到钱，我会把全部资料和照片还给你，绝不食言。”

挂了电话，阿P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笑得前仰后合。

“这玩笑开得，值了！”

他原本打算，等明天W把钱放好，他远远看一眼，确认W真的“上套”，就打电话过去，告诉他：“愚人节快乐，我是阿P！”

让W虚惊一场，又不至于真的损失什么，还能拿这事在酒桌上吹好几年。

可转念一想，他又有点不甘心：

“要是我当场把黑纱一摘，说‘是我’，看他那表情，肯定更精彩。”

欲望和虚荣像两只小手，在他心里挠来挠去。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他要亲眼看到W惊慌失措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城市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在马路上留下一串短暂的光痕。市公园门口的路灯昏黄而孤单，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有人在暗处窃窃私语。

阿P提前十分钟到了。他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帽子，脸上蒙着一块黑纱，手里拎着一个空的布袋，故意把步伐放得又慢又稳。垃圾箱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馊味，几只流浪猫在旁边翻找食物，被他的脚步声惊得四散而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心跳却越来越快。

“万一……他真的拿不出钱怎么办？”

“万一……他真的报警了呢？”

他甩甩头，把这些念头赶走：

“不可能，他要是真干净，昨天就不会软下来。”

十一点整，一个黑影从公园深处急匆匆地走来。那人同样戴着帽子，衣领高高竖起，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走路的姿势有些慌张，却又刻意装作镇定。

走到垃圾箱旁，那人压低声音问：“东西带来了吗？”

阿P心里一喜：

“来了！”

他故意压着嗓子反问：“钱呢？”

黑影拍了拍手中的皮箱，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在这里。”

就在这一刻，阿P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主角，所有的紧张、刺激、兴奋在胸腔里翻涌。他猛地伸手，一把扯下脸上的黑纱，正要哈哈大笑，说一句：“哈哈，W，是我，阿P！愚人节——”

话还没出口，几束刺眼的强光突然从旁边的树丛中射了出来，像几支冰冷的长矛，直直地刺向他们。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四面涌来，几名穿着警服的人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按在地上。

“别动！警察！”

冰冷的手铐“咔哒”一声扣在他的手腕上，金属的凉意顺着皮肤一路爬到心里。

阿P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喉咙里打转：“怎……怎么回事？”

他被人从地上拽起来，强光灯照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透过刺眼的光，看见那个黑影也被控制住了。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熟悉的脸——正是W。

W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额头上满是冷汗，眼神里既有恐惧，又有愤怒。当他认出阿P时，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了足足两秒，随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声音都破了：“你……你……”

阿P这才反应过来，急忙解释：“别误会，别误会！我是阿P，是跟你开玩笑的，愚人节玩笑——”

一个警察冷冷地打断他：“玩笑？敲诈勒索三十万，你管这叫玩笑？”

另一个警察走到W面前，语气客气却不容拒绝：“W局长，您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以便协助调查。”

W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眼神像泄了气的皮球，垂了下去。

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桌子、椅子、墙面都是冷冰冰的白色。阿P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还被铐着，手腕被勒得生疼。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

“警官，我真的只是开玩笑，我根本没有什么资料和照片，都是我瞎编的，我和W是老同学，就是想愚人节逗他一下……”

警察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几分难以言喻的复杂：“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带三十万现金来吗？你知道那三十万是从哪儿来的吗？”

阿P愣住了。

与此同时，另一间审讯室里，W面对警察的询问，额头的汗一滴一滴往下掉。

“这三十万，是你自己的合法收入吗？请你解释一下来源。”

W张了张嘴，嘴唇发干：“这……这是我……平时的积蓄。”

“平时的积蓄？”警察翻开桌上的账本，“你名下的工资、奖金、存款，我们都查过了，你所谓的‘平时积蓄’，和这笔钱对不上。再给你一次机会，说清楚。”

沉默像一堵墙，把整个审讯室堵得密不透风。W的手指在桌底下不停地颤抖，脑子里闪过这些年的一幕幕：饭局、红包、工程、签字、笑脸、感谢……那些曾经让他得意洋洋的画面，此刻都变成了一张张狰狞的脸。

他最终还是没有撑住。

“是……是一个包工头送的。”

“什么时候？”

“去年夏天，全聚德……”

警察的眼神微微一沉：“继续说。”

多米诺骨牌，从这一刻开始，一块接一块地倒下去。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W的家里，也上演了一出戏。

那天晚上，W接到第一个勒索电话后，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的老婆B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焦躁不安的样子，心里早就起了疑。

“怎么了？谁打的电话？”B冷冷地问。

“没什么，骚扰电话。”W敷衍道。

B冷笑一声：“骚扰电话能把你吓成这样？”

W烦躁地摆摆手：“你别管。”

他躲进书房，关上门，又给秘书兼情人S打了电话。

“喂，是我。”

“局长，这么晚了，什么事？”S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娇嗔。

W把电话里的内容简略说了一遍，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慌乱：“你说，我该怎么办？要不，我报警？”

S在那头沉默了几秒，忽然笑了一声：“报警？你报什么警？你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吗？”

W被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

S接着说：“破财消灾吧。只要能保住局长这个位置，以后还怕没钱捞？三十万，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W心里某个阴暗的角落。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那……我从……小金库里拿一点出来。”

他们都没有想到，书房门并没有关严，门缝里透出的灯光，照在客厅沙发上B的脸上。她静静地站在门外，一字一句地听完了这段对话。

醋意、愤怒、屈辱、恐惧，像一锅被突然点燃的油，在她心里炸开。她咬紧牙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好啊，W，你这个王八蛋。”她在心里狠狠地骂，“背着我跟那个小妖精勾勾搭搭，还拿我们家的钱去填窟窿！我跟你没完！”

她没有冲进去撕破脸，而是转身回到卧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录音笔——那是她之前用来“防备”他的。刚才的对话，一字不落，全录了下来。

她坐在床边，手抖得厉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良久，她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按下了三个数字：“110”。

“喂，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她没有说勒索，只说有人在公园门口进行非法交易，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至于W，她只字未提——她要的，是让他在自己最得意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

审讯室里，阿P还在苦苦哀求：“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他会真的拿钱来，我就是想开个玩笑，我没有想害他，更没有想敲诈他……”

警察看着他，语气不重，却带着一种冷硬的清醒：“你知道你打的是‘玩笑’，但在法律上，这叫敲诈勒索。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对他人实施威胁，索要三十万元，已经构成犯罪。”

“可我根本没打算真的要那钱啊！”阿P几乎要哭出来，“我本来想当场告诉他，是我，是我跟他开玩笑……”

“你是没拿到钱，”警察说，“但你已经着手实施了。至于你说的‘玩笑’，被害人可不这么认为。”

阿P张了张嘴，终于说不出话来。他忽然想起自己当初在电话亭里那种“过瘾”的感觉，想起自己为了看W的表情，执意要摘下黑纱的那一刻。

那一瞬间的虚荣，此刻像一块巨石，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案件的调查并没有停留在那三十万上。警方顺着线索，一路追查，很快就发现W在工程招标、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方面存在大量可疑之处。

银行流水被一点点调出来，公司账目被一页页翻开，证人一个个被请到了公安局。

那些曾经在酒桌上、在包厢里、在办公室里被人半开玩笑半认真提起的“传闻”，在证据面前，一个个变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W从最初的否认、狡辩，到后来的沉默、崩溃，再到最后的“配合调查”，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他开始主动交代一些问题，希望能换来“从轻处理”。但他心里也明白，很多事情，一旦开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半年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W因贪污公款、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那天，W站在被告席上，头发已经花白了许多，背也有些佝偻。他听完判决，嘴唇动了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在另一间法庭里，阿P因敲诈勒索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当法官宣判的那一刻，阿P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骨头，瘫坐在椅子上。他忽然想起愚人节那天下午，办公室里轻松的空气，想起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那个荒唐念头——

“要不，我来吓他一吓？”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兴起的一个“玩笑”，竟把自己和W，双双送进了监狱。

监狱的高墙外，城市依旧喧嚣。

财政局换了新局长，办公楼的工程早已完工，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偶尔还有人在酒桌上提起W，说他“太贪”“太不小心”。

有人说：“要不是那个勒索电话，他可能还坐在局长的位置上呢。”

也有人说：“要不是他自己不干净，一个电话能把他吓成那样？”

还有人提起阿P，说他“脑子有问题”“玩笑开过火了”。

有人笑，有人叹，有人摇头。

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那天夜里，电话亭里的心跳，公园门口的灯光，审讯室里的沉默，以及一个女人在卧室里按下“110”时的眼神。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玩笑”，

表面上是一时兴起，

骨子里，却藏着欲望、侥幸、虚荣和心虚。

阿P以为自己只是在别人的生活里导演了一场恶作剧，

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也不过是这场戏里的一个角色——

一个既可笑，又可悲的角色。

而W，他以为自己能一直站在权力的高台上，把所有的交易都藏在暗处，

却没想到，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一个老同学的玩笑。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一个玩笑，撕开了两张面具，

也揭开了一座城市深处，那些看不见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