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戒

今天是周三，早读课的铃声刚落，老校长就像一阵风似的卷到了办公室门口。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沾着点粉笔灰，手里却攥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袋口还露出半截红塔山的烟盒边。“中午别买饭了，泰山大酒店，我请客。”他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砸进了平静的水面。

办公室里瞬间静了，连笔尖划过作业本的沙沙声都戛然而止。老校长可是出了名的“铁算盘”，抠门的事迹能编成一本小册子。去年冬天办公室空调坏了，他揣着个旧温度计在屋里转了三圈，红笔在备课笔记上记了一串温度，最后一拍大腿：“还没到零下五度，先忍忍，省点电费给学生买图书。”就连批改作业用的红笔，他都要把笔杆拆开，对着光看有没有剩一点笔油，非得用到写不出一个红勾才肯换。此刻他说要请去全县最气派的泰山大酒店——那可是办喜酒都要提前半个月订包间的地方，我们面面相觑，手里的教案都差点滑落在地，像听见了天方夜谭。

“校长，您莫不是中彩票了？”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他嘿嘿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菊花，露出泛黄的牙齿：“哪有那福气，快收拾收拾，别让人家等。”说罢，他背着手踱回自己的办公室，脚步里竟透着几分少见的轻快。

到了酒店包房，水晶吊灯晃得人眼晕，折射出的光落在锃亮的红木圆桌上，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服务小姐穿着熨帖的旗袍，踩着高跟鞋袅袅婷婷地走过来，递过一本烫金的菜单。我们几个穷教师互相使眼色，手指在“家常菜”那页打转，心里都盘算着点个青椒土豆丝、番茄炒蛋这类实惠的。老校长一把抢过菜单，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别抠搜！今天敞开了吃，每人点道硬菜！”他自己翻到最后一页，手指重重敲在“清炖甲鱼”几个字上，语气斩钉截铁：“这个必须有，补补身子。”

菜上齐时，香气漫了满屋子。老校长端起酒杯，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壁晃出细细的痕，顺着杯沿慢慢滑落。他盯着酒杯看了半晌，才抬起头，声音突然有点哑：“再过三个月，我就退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你们在这偏僻小村待了这些年，守着这三尺讲台，苦了。”

第一杯酒，他敬的是王老师。老校长颤巍巍地给满头白发的王老师斟满酒，手背上的青筋突突跳着：“您教了四十年书，从青丝教到白头，那肺不好，是那年冬天给毕业班补课，在漏风的教室冻出来的吧？”他的声音越来越低，“那三千多块报销药费，学校账上一直欠着……我记了五年，总想着等学校宽裕点……”王老师赶紧摆手，指节因为常年握粉笔，关节处泛着难看的红肿，他笑着摇头：“校长，我这病不算啥，学生能考上大学，比啥灵丹妙药都强。”老校长没听，突然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像一张弓。王老师的酒杯在手里晃了晃，酒洒在洁白的桌布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渍，像一滴没忍住的泪。

给江老师敬酒时，老校长的手轻轻摸了摸他那条不太灵便的右腿。裤管下，那道长长的疤痕隐约可见。“那年维修教室顶棚，你踩着木架子上去换瓦片，架子突然塌了，你摔下来，腿里至今还留着块钢板。”他的声音沉得像浸了水，“要不是因为这个，你也不会……”后半句话哽在喉咙里，没说出来。我们都知道，江老师当年本有机会调到县城中学，就是因为这腿伤，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江老师却打断他，仰头干了杯酒，喉结滚动着，发出咕咚一声响，他抹了抹嘴，脸上带着笑：“校长，我媳妇虽哑，手可巧了，昨天还给我纳了双鞋垫，绣着鸳鸯呢，暖和得很。”

轮到我时，老校长拍着我的后背，力道大得让我忍不住咳嗽。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小丁，你是咱校第一个正经大学生，来了三年，我托人给你介绍了八个对象，结果呢？都嫌咱这地方偏，山路难走。”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个磨破了皮的小本子，翻开，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电话。他指着其中一行，字写得工工整整：“我托县城的老战友问了，邻乡中学有个女老师，也爱看书，跟你一样喜欢鲁迅的文章，回头你们见见。”我脸一红，目光扫过那本小本子，才发现上面记的不只是相亲对象，还有谁家孩子生病了需要帮忙，哪个老师家里农活忙不过来，甚至连学生的家庭住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哪里是本子，分明是他这些年揣在怀里的，沉甸甸的牵挂。

酒过三巡，甲鱼汤的鲜香漫开来，暖乎乎的热气熏得人鼻尖发酸。老校长喝得满脸通红，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突然一拍桌子站起来，非要给我们唱《小白杨》。他扯着嗓子吼，调子跑了十万八千里，却唱得格外认真，眼角的皱纹里都漾着笑意。我们使劲鼓掌，掌声震得窗玻璃嗡嗡响，连隔壁包间的人都探出头来看。正闹得欢，他身子突然一歪，像棵被狂风刮倒的老树，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手里的酒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一地晶莹的碴子。

医院急诊室的灯亮了一夜，惨白的光透过门缝渗出来，映得我们几个的心七上八下。第二天一早，教育局的电话就打到了学校，听筒里的声音冷得像冰：“有人举报你们公款吃喝，校长还喝进了医院，必须严肃处理！”我们急得团团转，翻遍了学校的账本，也找不到一丝公款的痕迹，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医院找老校长。老校长刚醒，脸色苍白得像纸，挣扎着就要下床：“我去解释，这钱是我自己的，跟学校没关系……”

话没说完，病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校长老伴拎着个蓝布包袱闯进来，眼圈通红，头发都乱了，一进门就拍着大腿哭：“你个老东西！我攒了大半年卖猪的七百块钱呢？是不是拿去胡花了？那可是给孙子买奶粉的钱啊！”

“我……”老校长张了张嘴，想解释，却被老伴一把推回去，摔在病床上，疼得龇牙咧嘴。“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不走！”老伴叉着腰，眼泪掉得更凶了。

我们看着怒气冲冲的校长老伴，再回想起昨天在酒店付账时，老校长从怀里掏出的那沓皱巴巴的钞票——有十块的，有二十的，还有几张一块的零票，凑在一起，正好是七百块。

王老师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压抑的呜咽声从指缝里钻出来。江老师的手死死按在腿上那道旧伤疤上，指节攥得发白，眼圈红得像要滴血。我盯着老校长那张因过度操劳而显得苍老的面孔，看着他鬓角的白发，看着他眼角深深的沟壑，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砸在冰冷的地板上。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叫得欢，像在替我们说那些堵在喉咙里，说不出口的话。

后来，教育局的调查撤了。有人偷偷递了话，说调查组看到了老校长那本记满牵挂的小本子，也查到了那七百块钱的来路。老校长出院那天，我们去接他。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照进来，金灿灿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他这些年在学校那条泥泞的小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每一步，踏实，又带着点让人鼻子发酸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