馓子飘香

脑海里总定格着这样一幅画面，一闭上眼，就鲜活地铺展在眼前。清晨的乡村，还裹着薄薄的晨雾，金红的朝阳漫过青灰的屋脊，给斑驳的土墙上镀上一层暖光。老槐树枝桠遒劲，麻雀扑棱着棕褐的小翅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叫声，撞碎了乡村的静谧。各家各户的烟囱里，炊烟裹着柴草的气息，袅袅地升上天空，和晨雾缠在一起。街巷渐渐热闹起来，挑着菜筐的、推着粮车的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有沙哑的，有洪亮的，可穿透所有声响，最清亮、最勾人的，永远是虎奶奶的那一声：“香油馓子——又香又酥的香油馓子哟！”那声音拖着婉转的尾音，像山间的清泉，淌过每一条胡同，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窗缝。

虎奶奶家就和我家对门，不过几步路的距离。她炸的馓子，是整条街，乃至方圆几个村子都出了名的绝活儿。馓子条儿匀得像是用尺子细细量过，粗细不差分毫，盘成的小圈周正饱满，没有一丝歪斜。刚出锅的馓子，通体金黄，泛着透亮的油光，撒上的白芝麻星星点点。咬上一口，酥脆的外壳瞬间碎裂，渣儿簌簌地往下掉，满口都是浓郁的香油香和麦香，咽进肚里，那股醇厚的香气还萦绕在舌尖，久久不散。在咱这一带，只要提起虎奶奶的馓子，男女老少，没人不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小时候家里条件差，米面都紧着吃，馓子这般精细的吃食，是不折不扣的稀罕物。平日里连想都不敢想，只有等到过年、中秋这样的大节，家里才会凑齐食材，炸上一小筐，让我们这些孩子解解馋。可只要虎奶奶家的烟囱里，飘出那股勾人的炸馓子油香，我这个平日里上蹿下跳、爬树掏鸟的野小子，就像被无形的线牵住，又像被施了定身法，立刻收住玩心，乖乖地溜到她家院子里，抢着帮忙。虎奶奶脾气和善，脸上总挂着慈祥的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盛开的菊花。看见我扒着门框探头，她总是笑着招手：“峰娃来了？快进来，帮奶奶拉风箱。”

她用的是老式铁皮炉子，炉膛里烧着干燥的劈柴。我搬个小板凳，蹲在炉前，小手紧紧攥着风箱的把手，呼嗒、呼嗒，一下一下用力地拉着。风箱的声响沉闷又规律，炉膛里的劈柴噼啪作响，橘红色的火苗“腾”地蹿起来，贪婪地舔着漆黑的锅底。火光把虎奶奶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斑驳的土墙上，随着火苗的跳动，一摇一晃，温柔又安稳。

虎奶奶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站在案板前，动作娴熟又利落。盆里的面团已经醒得软糯劲道，她粗糙却灵巧的双手，轻轻按揉着面团，手腕灵巧一转，柔软的面团瞬间变成粗细均匀的细条。再轻轻一绕，一圈圈面条约好，整整齐齐地码在瓷盘里，每层之间，她都会细心地刷上一层清亮的小磨香油，防止面条粘连。待灶上的大铁锅，油面平静，微微泛起青烟，油温刚好到了火候。她左手虎口稳稳夹住面条的一头，右手指尖顺着面条，轻盈地往并排的四指上缠绕，不多不少，正好九圈，分毫不差。取来一双细长的竹筷，小心翼翼地撑开面圈，双臂缓缓向外一抽，面圈瞬间被拉成两尺来长的细面。紧接着，“滋啦”一声脆响，细长的面圈落入滚烫的油锅。油花瞬间翻涌，金黄色的泡沫包裹住面条，她握着长筷，指尖轻轻一扭，松散的面圈立刻定出漂亮的造型。炸到通体变成诱人的柿黄色，她迅速用长筷挑起，沥净多余的油脂，轻轻放在竹篾筐里。馓子还在滋滋冒油，热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不等彻底凉透，我早就踮着脚尖，伸着小手，眼巴巴地候在一旁。每次帮完忙，她总会笑着，抓上两大把热乎乎的馓子塞进我怀里，反复叮嘱：“趁热吃，慢点儿别烫着，凉了就不酥，没那股香味儿了。”

那时的馓子，是金贵的滋补品。大多是送给久病体虚的病人，或是坐月子的产妇，要是用滚水沏上鸡蛋，撒上白糖，那就是顶好的营养品，寻常人家轻易舍不得吃。虎奶奶的馓子之所以远近抢手，全在于她做事的那份较真与讲究。和面的面粉，要选当年的新麦磨制；水要用井里的凉水；盐、碱的比例，她从不用秤称，手指轻轻一掂，心里便跟明镜似的，分毫不差。盘好的面条，必须静置醒够三个时辰，她总说：“面跟人一样，得喘口气，让面气透透，筋骨才能舒展开，炸出来才酥得有底气，不是那种虚脆。”

她卖馓子，一辈子都守着本分，秤杆总是翘得高高的，从来不少一两秤。遇上家境贫寒、手头拮据的乡亲，她从不催账，摆摆手就让人先把馓子拎走，笑着说：“先给孩子老人补身子，钱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每天清晨，她都会仔细梳好齐耳的短发，发丝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穿上那件洗得发白、领口磨出毛边的碎花布褂，把竹筐稳稳地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筐里的馓子码得整整齐齐，盖好干净的粗布巾。她推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吆喝声脆生生的，带着一股子轻快的调子，像是在唱小曲。她还天生一副热心肠，兜里总装着些笑话、家常故事，走到哪个村口，哪儿就围满了乡亲，欢声笑语混着馓子的浓香，成了乡村里最动人的活风景。

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刚走到村口，就看见围了一群人，心一下子揪紧了。挤进去一看，虎奶奶倒在路边，自行车歪进了旁边的土沟，竹筐翻倒在地，金黄的馓子撒了一地，沾满了泥土，再也拾不起来。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摩托车还歪在一旁，车把上挂着急诊的药包。他声音颤抖，带着哭腔：“大婶，对不住对不住，我娘重病，急着去镇上请医生，车速快了点……”旁边的乡亲们气不过，攥着拳头要上前理论，有人厉声喊着要揍他。虎奶奶捂着磕破的膝盖，眉头紧紧皱着，额头上渗满了冷汗，却依旧直摆手，声音虚弱却坚定：“别，别吓着孩子，都别动手。我就是磕了一下，不打紧。”小伙子愧疚万分，执意要送她去医院，还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要塞给她。虎奶奶咬着牙，硬生生把钱推了回去，摆着手让他赶紧离开。可第二天，虎奶奶的小腿就肿得像发面馒头，淤青发紫，动弹不得，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儿子儿媳守在病床前，又心疼又埋怨，数落她太过心软。虎奶奶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轻轻叹了口气：“人家家里都快过不去坎了，急着救亲人的命。我这点小伤，养养就好，再逼他，不是把人往绝路上推吗？做人，得留几分情面。”

还有一年，我娘查出重病，需要立刻开刀，还差五百块的手术费。那个年代，五百块是一笔巨款。父亲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低头求人，却处处碰壁。傍晚，他蹲在街头的老槐树下，双手抱着头，粗壮的汉子，无声地抹着眼泪，肩膀微微颤抖。夜色渐深，虎奶奶拄着拐杖，揣着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粗布包，敲响了我家的门。她坐在炕沿上，一层一层慢慢打开粗布包，里面是用旧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零钱，有十元的、五元的、还有皱巴巴的一元、五角，票子上沾着淡淡的、熟悉的香油味，那是她起早贪黑，一根一根卖馓子攒下的血汗钱。“这五百你拿着，”她不由分说，把钱狠狠塞进父亲手里，语气不容置疑，“是救命要紧，还是脸面要紧？先给孩子娘治病，其他的都不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笔钱，是她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准备给虎叔娶媳妇的彩礼钱。因为这笔钱，虎叔的婚事，硬生生拖了两年。之后每年过年，我们家都会准备些米面、猪肉，送到虎奶奶家，却总被她连推带笑地赶回来。她拍着我的头，笑着说：“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客气啥。谁还没个难处，帮衬一把是应该的。”

后来，虎奶奶的腰杆渐渐弯了，手脚也不如从前利索，再也经不起起早贪黑、守着油锅炸馓子的辛劳。她想把这门祖传的炸馓子手艺，传给儿子虎叔。可虎叔觉得炸馓子又苦又累，挣钱又慢，一心想着外出打工，挣快钱，婉言拒绝了她。那段日子，虎奶奶总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灶房里，看着落了灰的案板、风箱和铁锅，对着冰冷的灶台发愣。眼神黯淡，没了往日的光彩，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我不怕老，不怕走，就怕这门手艺到我这儿断了根，以后再也吃不到这口正宗的香油馓子，我到了地下，也闭不上眼啊。”

直到村里的郑姓小媳妇，慕名找上门来，想要学习炸馓子的手艺，虎奶奶才像是重新焕发了生机，眼里重新燃起了光。她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从头开始，手把手地教郑媳妇。从和面的软硬度、醒面的时长，到盘条的手法、炸油的火候，每一个细节，都倾囊相授。面和硬了，她亲自示范，一点点添水；碱放重了，她耐心指导，分次加面中和。炸坏了的馓子，她捡起来，一点点分析问题所在，毫无保留。郑媳妇学成出师的那天，灶房里香气弥漫，新炸的馓子堆成了小小的金山。虎奶奶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阳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看着竹筐里金黄酥脆的馓子，看着郑媳妇忙碌的身影，脸上绽开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笑得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

可今年春天，万物复苏，院里的槐树抽出新芽，灶房里的香油香还没散去。虎奶奶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收拾灶台，准备教郑媳妇改良馓子的口味。却突发脑出血，一头倒在了陪伴了她大半辈子的灶台边。家人发现后，火速送往医院，可一切都晚了，送到医院时，她已经没了气息。

如今，郑姓小媳妇接过了虎奶奶的衣钵。她也推着自行车，绑上竹筐，走街串巷。那声熟悉的吆喝声，再次回荡在乡村的街巷里，腔调、韵味，像极了虎奶奶：“香油馓子——又香又酥的香油馓子哟！”每次路过虎奶奶家紧闭的大门，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多望两眼。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她系着蓝布围裙，站在暖阳下，柔软的面团在她粗糙的双手里，转着圈，变成纤细的面条。油锅里，馓子翻滚着诱人的金黄，浓郁的香风一阵阵飘过来，穿过街巷，漫过岁月，温柔地包裹住我整个温暖又难忘的童年。那股馓子香，早已不仅仅是食物的香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是乡村最质朴的善意，是永远不会消逝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