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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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后排的绿萝又爬高了些，青嫩的藤蔓顺着斑驳的窗框蜿蜒舒展，肥厚的叶片垂在卷边泛黄的教案本上，叶尖的露珠滚落在密密麻麻的学生名字旁，晕开一小片淡墨的痕迹。我叫丁立峰，在临西最偏的乡村小学守了三十五个春秋，指尖的粉笔灰渗进皮肤的纹路里，混着老槐花香、玉米粥的甜香，早成了刻在骨血里的味道，洗也洗不掉。
一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热风卷着江村小学满树的槐花香，扑得人鼻尖发痒。二十岁的我背着卷着草席的被褥，踩着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黄土路走进校门。青砖砌成的校墙爬满了暗绿色的青苔，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红字，被数十年的风雨冲刷得褪成浅粉，边角还卷着细碎的墙皮。那年我接手三年级的语文课，又兼起了少先队辅导员的差事。彼时的江村小学，地处三县交界，生源复杂，不少学生跟着村里的闲散青年厮混，课桌抽屉里时常藏着半截烟蒂，墙角的砖缝里，还能捡到被踩扁的烟盒。
最让我揪心的，是十四岁的江金强。这孩子生得膀大腰圆，拳头硬得能砸开土块，眼神里裹着未被驯化的野气，三天两头跟人打架，连邻村的孩子都躲着他。我揣着笔记本去家访，低矮的土坯房里，江金强的爹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袋锅子磕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丁老师，这小子我管不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油盐不进。”老人满脸皱纹里写满无奈，烟味混着屋里霉味，呛得人眼眶发酸。我没当着他爹的面批评江金强，只是在一个月色清亮的夜晚，把他领进我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教工宿舍。
那台黑白录像机，是我攒了整整三个月的代课工资，托县城的亲戚买回来的，机身上还贴着出厂时的透明胶条。我塞进《青少年犯罪启示录》的录像带，斑驳的画面在小小的屏幕上跳动，铁窗里的少年剃着光头，对着镜头泣不成声，诉说着一时冲动毁掉的人生。江金强坐在小板凳上，起初还梗着脖子，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节绷得发白。当画面里的母亲隔着探视窗，哭着递过一件棉袄时，他紧绷的肩膀猛地一颤，攥紧的手慢慢松开，指甲在掌心掐出几道深深的红印。“丁老师，我以后不打架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月光从木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汗津津的额头上，映出晶莹的泪光。后来这孩子学成了高级车床工，去年带着刚收的徒弟回村，特意绕到学校，给我捎了两袋厂里刚发的新茶，茶叶罐上还印着他工作的工厂名字。
那些年，村里的孩子放学路远，不少“问题学生”基础薄弱，我总把他们领到家里补课。昏黄的煤油灯搁在木质方桌上，灯芯时不时爆出一星灯花，映得墙上的影子摇摇晃晃。我握着铅笔，在草稿纸上一遍遍演算数学题，孩子们就围在灶台旁，踮着脚尖帮我择青菜、掰豆角，指尖沾着菜叶子的碎渣。母亲架起铁锅，熬上一锅金黄的玉米粥，粥香混着柴火的烟火气，飘满了小小的院落。有个家在邻村的女生，寒冬腊月里，脚上还套着一双露着脚趾的单鞋，鞋面被泥水浸得发硬，走路时脚后跟冻得通红。我喊来妻子，翻出家里攒下的新棉鞋，鞋里还塞着妻子亲手纳的棉垫。女孩双手接过鞋子，冻得发紫的小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小声说了句“谢谢丁老师，谢谢师娘”，转身跑进漫天飞雪里。厚厚的棉鞋踩在积雪上，踏出一串深浅不一的小脚印，一直延伸到村头的老槐树下，慢慢被新雪覆盖。
清明节，我带着学生们徒步去烈士陵园扫墓。走了半程，学生王宝虎从布包里掏出自己的白面馒头，那是他娘凌晨起来蒸的，是他最宝贝的干粮。他毫不犹豫地掰了一大半，递给路边蜷缩着的乞丐，还把自己揣在兜里的糖块，也一并塞了过去。丁秀申家住村东头，邻居是位无儿无女的老爷爷，这孩子每天放学，都挑着小木桶去井边打水，一桶桶倒进老爷爷的水缸里，寒来暑往，整整坚持了三年。我把这些细碎的温暖，一笔一划写在教室后的黑板报上，用彩色粉笔描上花边。课间，孩子们挤在黑板报前，仰着小脸认真看着，眼睛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从那以后，教室墙角再也没出现过烟蒂，反倒时常有孩子攥着一把野菊花、蒲公英，用裁好的作业本纸小心翼翼包着，花瓣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轻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二
二〇一四年秋天，丁村的十几位家长，揣着热腾腾的窝窝头，结伴找到镇校区。他们拉着校区领导的手，一遍遍念叨：“俺们就信立峰，想让他回咱村教书，俺们的孩子不能没好老师带。”接到调令的那天，我揣着通知赶回丁村，新盖的校舍孤零零立在田野里，四周埋在一人多高的荒草里，狗尾草、蒺藜长得疯旺，砖缝里还挤着一簇簇嫩黄的野菊，风一吹，花瓣簌簌往下掉。
开学前三天，我喊上妻子、儿子，还有年近七旬的爹娘，全家老小齐上阵，拿着镰刀、锄头开荒除草。八月的秋老虎毒得很，太阳像个火盆，烤得地面冒起热浪，踩在泥土上，烫得脚心发麻。父亲戴着那顶戴了十几年的草帽，帽檐被汗水浸成深褐色，汗珠子顺着他花白的鬓角往下淌，滴在干枯的草叶上，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母亲蹲在地上拔草，粗糙的手掌被蒺藜划破，渗出血珠，她只是扯起衣角擦一擦，笑着对我说：“娃们能有亮堂的教室读书，吃点苦，值。”荒草除干净了，教学楼里还堆着成堆的装修垃圾，水泥块、碎木板堆在角落，米白色的地板砖上，溅满了黑乎乎的油漆点子。我找来了汽油和小铁铲，蹲在地上一点点刮，没通电的教学楼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汗水顺着我的脸颊、脖颈往下流，裤腰上的汗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结出一层白白的盐霜。五天后，当孩子们背着花色各异的布书包，蹦蹦跳跳走进干净整洁的教室，有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轻轻摸了摸雪白的墙壁，仰着小脸，怯生生地问：“老师，这墙这么白，我们不小心碰脏了，它会疼吗？”
那时的丁村小学，全校就我一个老师。我既是校长，每天盯着校园的角角落落；又是门卫，清晨开校门，傍晚锁大门；还要包揽学前大中小三个班、小学一二年级的全部课程。一天八节课连轴转，粉笔头在黑板上写断了一根又一根，嗓子哑得发不出声音，就攥着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字，用手势跟孩子们交流。晚上结束课业，我拿着老式手电筒，沿着坑坑洼洼的田埂去家访，手电光在夜色里晃出一道光柱，照亮路边的青蛙和蛐蛐。走到范庆昊家时，他娘正坐在灶台旁抹眼泪，屋里的灯泡瓦数太低，昏黄的光线下，女人的眼泪砸在打补丁的围裙上。原来他爹外出打工出了车祸，瘫痪在床，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实在凑不出孩子的学费。我蹲在她家的木门槛上，看着墙根下开得热闹的南瓜花，心里默默盘算着明天一早就去校区申请助学金。“庆昊娘，你放心，学费我去跟校长申请减免，孩子的笔和本子，我来买。你只管让孩子来上学，书不能不读。”后来范庆昊在我家住了半个月，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帮我生炉火，小脸蛋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却笑得格外灿烂。
王保博的事，我记了一辈子。这孩子原本活泼开朗，自从他娘跟他爹闹矛盾，赌气回了娘家，他就像被霜打蔫的禾苗，脑袋总是耷拉着。上课眼神放空，盯着窗外的杨树发呆，下课也不愿跟同学玩耍，稍不顺心就挥拳头打架。他爹急得团团转，脾气上来就抄起木棍揍他。我每次都冲上去，紧紧拉住他爹的手，沉声劝道：“孩子缺的不是打骂，是娘的笑，是家的温暖啊。”为了劝和，我骑着那辆二八式自行车，往返保博娘的娘家三趟。土路颠簸，车轱辘陷进泥坑，我就下来推着走，裤腿上沾满了黄泥。在我的劝说下，他爹终于放下身段，骑着三轮车，带着保博去接妻子回家。那天保博娘走进院门时，保博猛地扑过去，紧紧抱住她的腰，小脑袋埋在母亲的衣襟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把她的外套打湿了一大片。后来，保博用蜡笔画了一幅画送给我，画里三个小人手拉手，站在开满小花的草地上，旁边用拼音夹杂着汉字，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们是一家人，谢谢丁老师。”
丁村的校园地势低洼，一到夏天，暴雨过后，操场就积满齐脚踝的泥水，孩子们只能待在教室里，没法户外活动。我顶着烈日，跑了好几趟村委会，商量拉土垫操场的事。村干部被我的执着打动，拍着大腿说：“丁老师，你为了俺们村的孩子，跑前跑后，这事必须办！”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地里空荡荡的，村民们自发推着小推车、扛着铁锹来帮忙，连放学的孩子们，都提着小竹筐，一趟趟往操场运土。欢声笑语盖过了车轱辘的滚动声、铁锹的碰撞声，尘土飞扬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汗珠，也挂着笑。如今操场铺上了平整的水泥地，下雨天，孩子们穿着雨鞋，在院子里跳皮筋、踢毽子，溅起的水花映着金灿灿的太阳，亮得晃眼。
三
妻子常打趣我，说我“把学校当成家，把家当成了旅馆”。早些年乡村教师的工资微薄，除去给学生买文具、补家用，所剩无几。我整日泡在学校，地里的庄稼顾不上打理，春耕错过了最佳时节，秋收时，玉米棒比别人家的小一圈，麦子也稀稀拉拉的。有一年秋收，妻子拿着卖玉米的薄薄一沓钱，坐在灶台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浸湿了手里的钱票。“立峰，你天天泡在学校，家里的事不管，庄稼也顾不上，这日子可怎么过？”我站在一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把刚发的优秀教师奖金，轻轻塞进她手里。那笔钱，是我给学生买课外书、作业本剩下的，带着油墨和粉笔的味道。
前年冬天，天降大雪，爹娘双双病倒住院。我白天站在讲台上，带着孩子们读书写字，脸上挂着笑，不敢露出半分疲惫。傍晚放学，锁好校门，我骑着那辆旧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骑四十分钟的土路赶往医院。路面结冰，车轱辘时不时打滑，我只能下车推着走，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得脸颊生疼。在医院里，我给父亲擦身、翻身，给母亲喂饭、喂药，听着他们絮絮叨叨的叮嘱，强忍着眼底的酸涩。凌晨时分，我告别父母，骑回学校，宿舍里的炉火早灭了，冰冷的空气裹着寒意，钻进骨头里。我裹上厚厚的军大衣，趴在堆满教案的办公桌上，眯上两三个小时，天一亮，又打起精神，迎接孩子们的早读声。有天母亲拉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手背，哽咽着说：“儿啊，别熬坏了身子，学校的事，别太拼了。”我用力点头，转身走出病房，关上门的那一刻，积攒了多日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可第二天，当我站在讲台上，听着孩子们齐声朗读课文，那清脆响亮的声音，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所有疲惫，又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
四
三十余载春秋，教案本的封皮换了一本又一本，从泛黄的牛皮纸，到结实的塑料皮，每一本都写得密密麻麻，边角被翻得卷边起毛。我的教学论文，偶尔发表在县市的教育刊物上，鲜红的奖状、荣誉证书，贴满了办公室的整面墙壁，阳光照在上面，泛着柔和的光。可这些荣誉，都比不上村口大爷大妈们，隔着田垄喊的那句“丁老师，来家喝碗热粥”；比不上毕业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校园，指着我，骄傲地对孩子说“这是教我写第一个名字，教我做人的丁老师”。
去年江金强带着徒弟回村，站在崭新的教学楼前，忍不住感慨：“丁老师，这学校变化真大，跟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笑着，抬手指向校园的角落，那棵当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有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树干粗壮得需要两个成年人合抱。“你看，那棵老槐树还在，就是比以前粗了好几圈。”斑驳的树影落在地上，像一个巨大而温暖的怀抱，把一代代孩子的欢声笑语、琅琅书声，都轻轻拢在了里面。
如今，我依旧守在丁村小学，每天清晨，在孩子们清脆的早读声中醒来。窗台上的绿萝，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又抽出了嫩绿的新叶，叶尖上挂着晶莹的露珠，映着初升的晨光，也映着教室里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这大概就是教书育人最本真的意义：你在三尺讲台，默默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用真情浇灌，用大爱守护，不必急于求成，总会在某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看到它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长成撑起一片天地的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