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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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最底层压着本磨破的《水浒传》，纸页泛黄发脆，扉页上“1983.5”的字迹已模糊。这是我用三筐猪草从邻村大叔那换来的，也是三十多年文学梦的起点——有些梦，一旦在心里发了芽，就再也忘不掉了。
一
80年代的乡村，书比糖稀罕。五年级那年，我的《晚饭以后》被老师用红笔圈了满篇，评语写着“有生活气”。那天放学，我攥着作文本在槐树下站了很久，风卷着槐花落下来，像给我戴了顶香扑扑的帽子。
从那以后，我成了“借书专业户”。村东头老会计家有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帮他扫了半个月院子，才换来三天阅读权。夜里躲在草棚里看，煤油灯把保尔的名字映在草墙上，我摸着自己冻得通红的鼻尖想：原来文字能让人心里发烫。为了看《安徒生童话选》，我把娘给的压岁钱全买了糖，分给有书的同学；为了借《新儿女英雄传》，跟着放羊的大爷在坡上跑了一整天，鞋跟磨掉了，脚底板全是泡。
初中的图书室在废弃的粮仓里，弥漫着麦秸和旧书的混合味。我在那里读鲁迅的《呐喊》，读巴金的《家》，读冰心的《寄小读者》。读到《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时，正赶上村里有人欺负老实的五保户，忽然懂了文字的分量——它能戳破假的，护住真的。后来又迷上路遥和贾平凹，《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啃黑馍的描写，《商州初录》里山野的风，都让我觉得：写东西，就得贴着土地的温度。
二
高中毕业后，我扛着铺盖进了建筑工地。白天搬砖和泥，汗水把衬衫浸成盐疙瘩；晚上蜷在工棚的木板床上，就着工地的探照灯写东西。铅笔头削得只剩半截，稿纸是从废品站论斤称的，背面还印着别人的账单。
家人不理解，说“写这些能当饭吃？”村口有人见我蹲在墙根写东西，背后叫我“神经病”。那些话像针，扎得人疼，可只要笔尖落在纸上，疼就忘了。有次写得太投入，工头喊我上工都没听见，被骂了顿，还扣了半天工钱。我攥着皱巴巴的稿纸想：总有人要为心里的光受点委屈吧。
后来报了河北文学院的函授班，每次收到教材，都像过年。在工棚的灯下啃《写作基础》，蚊子嗡嗡地叮，我就往身上抹点柴油。1992年冬天，《天津工人报》发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特殊行动》，拿到样报那天，我在工地的雪地里跑了三圈，冻出的眼泪落在报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三
当老师后，白天的时间属于课堂，属于孩子们的作业本。只有深夜备完课，或寒暑假的清晨，书桌前的台灯才真正属于我。我写村口的老槐树，写赶集的货郎，写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这些在别人眼里平常的事，在我笔下都带着热气。
有年暑假，为了写篇关于麦收的散文，我跟着收割机跑了三个村子。正午的太阳把地面烤得冒白烟，我蹲在地头记笔记，汗珠滴在本子上，把“镰刀”写成了“廉刀”。后来这篇《麦收时节》发在《河北科技报》上，收到样报那天，给我送麦的大爷摸着报纸说：“这写的不就是俺们吗？”那一刻，觉得所有熬的夜、跑的路，都值了。
这些年，三百多篇稿子像蒲公英，落在《新作家》《少年文学报》这些报刊上。有四篇得了奖，奖状被我压在书桌玻璃下，和孩子们送的画挤在一起。去年《龙首诗文》的主编赵福君老师打电话约我出书，我握着听筒愣了半天——当年那个借本书都要费尽心机的少年，竟也能有自己的集子了。
选稿时，我把那些带着乡土气的文字都留了下来。小说里的王大爷，原型是村口修鞋的老人；散文里的卫运河，是我小时候摸鱼的地方。它们或许不够精致，却带着我对这片土地的心跳。
四
如今翻开那本磨破的《水浒传》，还能闻到淡淡的霉味和草香。这味道里，有少年时的执着，有工棚里的灯光，有讲台上的粉笔灰，更有文字带来的踏实——它让我这个底层小人物，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始终能摸到心里的光。
有人问我“写了这么多年，值吗？”我总指着窗外的炊烟说：你看那烟，看着淡，却能把家家户户的日子连起来。文字也是这样，它或许不能改变什么，却能把那些该记住的，都好好记下来。
这样的人生，我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