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风景：王蒙与西部

　　引 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王蒙的西部书写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这边风景》到《在伊犁》系列，王蒙以知识分子的敏锐与作家的热忱，描绘了一个超越地理概念的西部——那里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奇观，更是文化碰撞的场域、时代反思的空间与人性复归的净土。本文试图解构王蒙笔下的西部叙事，这中间，地理空间转化为社会文化的隐喻，边缘地带反转为精神中心，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在异质文化中获得了主体性的重构。王蒙的西部不仅是"这边"的风景，更是整个当代中国精神历程的镜像。

一、风景的复调：王蒙西部叙事中的空间社会与主体重构

1、迁移地理学：边缘作为中心的辩证

王蒙的西部叙事始于一种特殊的空间迁移——六十年代的一场社会风暴将他抛掷到新疆这片遥远的疆域。这种知识分子的流放轨迹，意外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边缘写作"。在《这边风景》（1979）中，伊犁河谷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板，而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叙事主体。王蒙以惊人的细节描写馕坑里跳动的火焰、葡萄架上垂挂的果实、巴扎日喧嚣的人流，这些充满生命质感的描写解构了传统西部书写的"异域情调"，将边疆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化为"自我言说的主体"。

这种空间社会的逆转体现在叙事视角的微妙变化上。当王蒙描写维吾尔族农民亚力买买提时，不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俯视视角，而是让这个"西部人物"自己发声："肚子饿了知道馕好吃，腿累了知道驴车舒服"。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凝视，使西部不再是内地想象的投射屏，而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生活世界。王蒙通过这种视角转换，实现了对"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解构，在人生的放逐地找到了精神栖息所。

2、文化间性：民族日常中的生活寓言??

王蒙西部书写的独特价值在于他将民族日常生活提升为普遍的社会隐喻。《这边风景》中一个看似简单的打馕场景——"面团的呼吸"、"馕坑的歌唱"——蕴含着对极端年代里生命韧性的礼赞。当社会运动席卷全国时，西部百姓依然保持着"揉面时手心与面团的那种默契"，这种日常生活的延续性本身构成了对非常狂热的无言抗争。

在文化碰撞的描写中，王蒙展现了惊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在伊犁》（1984）中汉族技术员与维吾尔族老农关于种玉米的争论，表面上是对农业技术的不同理解，深层则是两种认知体系的对话。王蒙不急于给出孰优孰劣的判断，而是让不同声音保持平等的交响。这种"文化间性"的书写，打破了民族叙事的刻板印象，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的人性基础。当小说人物穆敏老爹说："雨是胡大给的，渠是人修的"，朴素的民间智慧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展现出西部文化特有的包容性。

3、叙事的形式：多元声音的文学民主

王蒙西部书写的艺术突破体现在叙事形式的创新上。《这边风景》采用了一种"复调"结构，让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人物的声音平等对话，形成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效果。这种叙事民主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更是王蒙文化立场的体现——西部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风景，而是多元文化共生的交响。

小说中一个典型场景是各民族群众在粮站排队时的闲聊，东干族的谚语、哈萨克族的歌谣、维吾尔族的笑话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语言文化的马赛克。王蒙不厌其烦地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对话，实则在构建一种超越社会话语的民间交流空间。

王蒙的西部叙事最终超越了地域文学的限制，成为当代中国精神史的重要篇章。当我们将《这边风景》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对比时，会发现王蒙选择了一条更为复杂的叙事路径——不在控诉中沉沦，而在发现中重生；不在伤痕中自怜，而在交流中疗愈。他的西部不是供人猎奇的异域，而是照见中国多元文化共生的镜子；不是人生放逐的终界，而是精神复归的起点。

4、伤痕与重生：知识分子的精神复归

王蒙的西部经历恰逢其个人与民族的双重创伤期。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西部书写中少有直接的伤痕控诉，反而充满了生活的欢欣与发现的喜悦。这种叙事选择暗示着一种更深刻的精神疗愈——在自己身份被剥夺的境遇下，王蒙通过融入西部生活重获了作家的主体性。《这边风景》中那些对烤包子、手抓饭近乎狂欢式的描写，不仅是感官的放纵，更是精神禁锢后的释放。

西部对王蒙而言成为一个"颠倒的乌托邦"——在人生意义上的流放地，却成为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当全国深陷某种狂热时，伊犁的葡萄架下还保持着相对平静的生活节奏；当知识分子在内地被批斗时，王蒙却在维吾尔族乡亲的朴素关怀中找到了尊严。这种悖论式的体验，使王蒙的西部书写超越了个人命运的慨叹，升华为对特殊年代人性持守的深刻见证。小说中穆敏老爹那句"什么运动不运动的，庄稼该种还得种"，道出了兄弟民族同胞对社会动荡的超越性智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西部通常被视为边疆、异域或文化他者。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到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西部文学往往带有浪漫主义或民族志的色彩。然而，王蒙的西部书写却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他的作品既不是简单的边疆风情画，也不是生活伤痕的直白控诉，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流放经历，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与人的日常生活交织的复杂世界。

　　二、多元视角下的西部文学谱系

王蒙的西部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坐标。与张承志的浪漫主义、红柯的神话建构不同，王蒙的叙事更倾向于用知识分子的理性视角观察边疆日常；而相较于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史诗、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的魔幻叙事，王蒙的《这边风景》则呈现出一种"去奇观化"的现实主义品格。这种差异映射出中国西部书写的多元谱系：

汉族作家的西部想象：往往带有"文化发现"的视角（王蒙、张承志、红柯）

少数民族作家的本土叙事：更强调文化主体的自我阐释（阿来、扎西达娃）

跨文化书写的可能性：王蒙的特殊性在于其"流放者"身份带来的双重视角

从某种理论看，这种比较揭示了西部文学中复杂的"表述模式"——谁有权代表西部？如何避免文化挪用？王蒙通过"参与式观察"的叙事姿态，在汉族作家中开辟了一条尊重文化主体性的书写路径。

1、文本品读：《这边风景》中的"打馕"场景与社会文化??

在《这边风景》第12章中，王蒙用近千字篇幅描写维吾尔族老人阿卜杜拉打馕的过程：

"面团在老人手中呼吸，馕坑里的火舌舔着土壁。他布满皱纹的手腕翻转三次，一个完美的圆便在掌间诞生——这动作重复了六十年，连文革的批斗会都没能打断。"

这一场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日常生活的抗争性：在社会运动狂热的年代，打馕这一日常劳作成为对抗历史断裂的稳定力量。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中所言，重复性的身体实践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阿卜杜拉的手势不仅是技术，更是维吾尔族文化基因的具身化保存。

圆形馕的隐喻：馕的完美圆形与文革时期"破四旧"的暴力直线形成对比，暗示边疆文化对主流话语的柔性消解。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强调，圆形是包容、和谐的象征，王蒙通过这一意象建构了西部作为"文化容器"的空间诗学。

跨文化对话的可能：当汉族干部老王试图学习打馕却捏出歪扭的形状时，阿卜杜拉大笑着将失败品扔进火中——这个细节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排他性，但也暗示了通过身体实践达成理解的可能。

2、王蒙、张承志与红柯的西部书写范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描写过"馕"这一意象，但赋予的意义截然不同：

王蒙笔下的馕是跨文化理解的媒介（《这边风景》中老王与阿卜杜拉分享馕）

张承志将其神圣化为信仰符号（《心灵史》中"馕是穷人的圣餐"）

红柯则将其野性化（《西去的骑手》中"馕像石头一样砸向敌人"）

这种差异生动体现了西部书写的多元可能性。

3、王蒙与扎西达娃

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将藏传佛教的轮回观融入叙事结构，形成独特的"密宗魔幻现实主义"；而王蒙的《在伊犁·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维吾尔族老人用"胡大让杏树提前开花"解释反常气候，则是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民间智慧。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

扎西达娃：魔幻作为本体论（"皮绳结上的时间"是现实）

王蒙：魔幻作为认识论（汉族干部对"非理性解释"的困惑）

这种差异恰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尔加斯·略萨的区别——前者相信魔幻即真实，后者用魔幻折射现实。

三、文化记忆理论的介入

1.文化记忆视角下的"逆向书写"

王蒙的叙事颠覆了传统边疆书写的权力关系。按照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理论，伊犁在《这边风景》中成为文化互译的场域——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语时发生的语法错误（如将"馕好吃"说成"好吃馕"），恰恰暴露了语言背后的认知差异。这种"错误"非但没有影响文化等级，反而创造了幽默的对话空间，与"克里奥尔化"策略不谋而合。

2.文化记忆的具身化传递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曾区分"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前者依赖档案记录，后者通过身体实践传承。王蒙描写的维吾尔族民歌传授场景——老人用手指在年轻人掌心打节拍教学——正是功能记忆的典型例证。这种非文字的记忆方式，在文革的"破四旧"运动中意外获得了更强的生存韧性。

3、作为方法论的西部

王蒙的西部书写提供了一种超越地域的文学方法论：

反边缘化的叙事策略：通过将边疆建构为意义生产的中心，挑战了传统的地理政治学想象。

微观史学的价值：以打馕、修渠等日常实践解构宏大历史叙事，呼应了新文化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创伤书写的另类可能：相比直接控诉，王蒙选择用文化共生现象暗示历史的荒诞，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更接近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

　　结 论

在"一带一路"倡议重新定义西部地位的今天，重读王蒙的西部叙事具有新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交融不在于符号化的尊重，而在于像作家小说中的老王那样，愿意把手伸进馕坑被烫出水泡的一种笨拙尝试。

王蒙的西部书写，在中华民族大融合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其价值判断愈发清晰。作家那种对不同文化平等对话的坚持，对差异中寻求共通的努力，展现了一种非常理智的文明态度。他的西部书写最终指向一个更为辽阔的人类图景——在这边，在那边，在所有文化交汇处，都存在着理解与共情的可能。这种文学理想，使王蒙的西部叙事超越了时空，获得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因而形成一道十分独特的这边风景。

参考文献：

1、王蒙《这边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王蒙《在伊犁》，作家出版社，1984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4、张颐武《边缘与中心：王蒙的西部叙事》，文学评论， 2005

5、李敬泽《王蒙与新时期文学的多元性》，当代作家评论， 2010

6、Said, Edward. Orientalism. Vintage，1979

7、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1994

8、Assmann, Ja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P，2011

9、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Routledge，1992

10、红柯《西去的骑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11、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7

12、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3、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作家出版社, 1985

14、Spivak, Gayatri.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cmillan, 1988

15、Erll, Astrid. Memory in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6、刘大先《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