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城里的孩子乡里的狗”。意思是,城里的孩子见多识广,比较聪明;乡里的狗,逢人就叫,少见多怪。
我是从水库边来的,虽说那地方是城市户口,又是个事业单位,但我也只能算是个乡下人。
其他乡下人进城,是否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老电影《陈奂生上城》里的主人公那样可笑,我不知道;但我却是个在乌鲁木齐待过二年的大学生,毕业后又在水库上当政工干部,开会、学习、出差等机会不少,城里乡下常来常往,颇有点《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三进山城”的感觉。
不过,几十年来,我在城里可不是个匆匆“过客”;也不是西藏同胞“逛新城”,“看看拉萨新面貌”后,“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更不象那些“下海”经商者,是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来城里“挖金子”;也不是外籍移民,来这里跟城里人抢饭吃;倒有点象乡下的民工,来城里打工,帮助当地人民搞好“三个文明”建设似的。说白了,我是应聘到城里一个单位上班,要“长住沙家浜”了。
虽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是令当今中国领导人头疼的一件大事。但我在原单位,毕竟是个享受一切待遇的业务干部,衣食无忧;对农民兄弟的疾苦,虽知之甚多,但因人微言轻,无力解决;也只能深表同情,发一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罢了。
可是,在城里打工的境遇,却令我感到,自己也是个“农民兄弟”,深深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艰辛。因此,也时时想起自己在“乡下”的“小康”生活。
我觉得,乡下虽然经济、文化条件比城里落后一些,信息闭塞,交通欠发达,人流、物流也不通畅;既没有城里的摩天大楼、五星级宾馆和繁华热闹、令人眼花缭乱的街市,更没有扑天盖地、五花八门的广告以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靡场所。既很少看到硬质路面和车水马龙的场面,也少了很多吵得人睡不着觉的汽车喇叭发出的噪音。暖气、煤气也用得不多,大多是用烧炉子来取暖、做饭。商家、店铺也很少,买东西或修理东西都不太方便。二、三产业的不发达,是造成这些落后现象的主要原因。
但是,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凡事有利就有弊。
乡下少了些工厂,也就少了些污染,多了些生态农业和绿色家园;少了些如蚁排衙的车辆,也就少了些噪音和废气、油烟,留下了一片洁净的蓝色天空和静谧、安宁的田园风光;少了些粉红、暧昧的灯光,也就多了些纯朴、文明的民风。同时,烧煤、烧炭,节省了石油等战略资源,对伊拉克那样的战争似乎也不会落到乡下人的头上。在农家小院里,种点蔬菜、瓜果及油料等经济作物,养些小鸡和大肥猪,便可节省家里的大笔开支。乡下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对城里人而言,吃菜和水、暖、电等费用,才是过日子最需要解决的事情。
在这些方面,乡下人好象比城里人要好过一些,因为他们有土地这个最宝贵的资源,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它。夏禹的父亲鲧,曾得到一块能生生不息的土地“息壤”,他只是用它来治水。其实,所有的土地都是“息壤”,要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了土地,而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呢!
光种粮食的乡下人,是比较缺钱。但如果在乡下有块土地,再挣上一份工资,那就真象陶渊明一样自在、逍遥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怪不得陶老爷子“给个县长也不干”呢,“不为五斗米折腰”嘛!五斗米的“高薪养廉”,怎比得上他这优哉游哉的“田园诗人”风光呢!又有名,又有利;还自由、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而在城里,山珍海味,赏心悦目、香气扑鼻;名牌服装,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这些,似乎是给人看的,而不是用的;至多是给有钱人享用的。对于打工者来说,只能象宋朝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的那样,“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如果不是原单位在大精简时,把政工岗位象“阉割”似的一刀切掉,就象现在城里有些单位在改制时,对“4050”人员弃之如敝屣一样的话,我可能还真不会头脑发昏、稀里糊涂地跑到城里来看“西洋景”的。
在城里,虽然蒙上苍眷顾,暂时还有个地方肯收留我这个“落难公子”;但是,一旦贴上“聘用人员”这个标签,就永远只配做个二等公民。城里人不赶你走,给你碗饭吃,让你在大街上欣赏一下如花似玉的姑娘和美丽的霓虹灯,就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打工仔挣个吃饭钱,就已经很不错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够合法合理的了;没有要国家总理来给你讨工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还想跟“正式”员工一样?还想要同等的“国民待遇”?真太天真了,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骂了一通自己后,只希望哪一天,城乡差别能象马克思他老人家企盼的那样,放到历史的博物馆里去。如果那时我还健在的话,我一定会去参观、凭吊一下,说不定还会“洒一掬同情之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