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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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行至六十，方知记忆如筛，滤尽了眼前琐事，却将过往的砂金留存心底。未来的光景难测，倒是旧日的点滴愈发清晰。趁着这些画面尚未褪色，我将幼年的片段一一拾起，缀连成文，为那段清贫而温暖的岁月留个见证。
春节：拥挤屋檐下的团圆
1967年的春节，记忆中是大伯一家七口的到来让原本局促的爷爷家顿时热闹非凡。地委家属院那两间小小的房屋，实在容纳不下骤然增加的十几口人。于是，我和四个堂兄便被“分流”到了爷爷在地委的办公室过夜。还记得那次为了争睡那张唯一的、看起来柔软无比的三人沙发，我和四哥各不相让。最终，爷爷一句“你是哥哥，要让着弟弟”，让四哥偃旗息鼓，我也就在那短暂的“特权”中，度过了一个心满意足的春节。
随着年岁稍长，有几个春节，我成了跟随父亲去他单位办公室住宿的“小尾巴”。我清楚地知道，为了这场一年一度的大团圆，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做着牺牲：姑姑要去塑料厂的集体宿舍借宿，四叔得挤回市一中的学生宿舍，就连在开封师范学院上大学的三叔，也要想办法另觅栖身之所。最后，奶奶、伯母、我母亲、五叔，以及姐姐妹妹们，才勉强在两间房内安顿下来。十八口人，便是用这种“化整为零”的方式，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固执地守护着家族团聚的暖意。
1968年的春节，记忆被一张黑白照片定格。那时，二哥已经在邯郸当上了一名翻砂工人，每月28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份令人羡慕的收入。我们一同在北大街闲逛，路过照相馆时，我摸着口袋里刚得到的、总共两块钱的“巨款”压岁钱（当时照一张两寸照片需要八毛四分），壮着胆子提议：“咱们照张像吧？”二哥欣然应允。开好单据后，我抢着要付钱，却被二哥坚决地拦下。他语气里带着刚参加工作的自豪与兄长的担当：“我挣钱了，这钱该我出。”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兄弟情谊，还有一个青年工人对家庭责任的初步觉醒。那时，能进工厂当工人，远比下乡务农更令人向往，或许这也是对收入微薄、子女众多的大伯家的一种照顾。那种朴素的时代风气，至今想来仍觉温暖。
求学：庙堂学堂与时代印痕
1967年，到了我该上小学的年纪。不知何故，实验小学那年不收地委家属院的子弟，我便被送到了北关小学。因为出生月份小，不足七周岁，我只能先等着，待到年龄够了才插班进入一年级。入学面试的情景记忆犹新：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顺利地一口气从1数到100，便算通过了考核。而一同前去报名的地委副书记的儿子“六一”（因六一儿童节出生而得名），虽然出生日期仅比我晚十几天，却因严格的年龄限制而未能被录取，当时幼小的我心里竟有一丝莫名的庆幸。那一年，社会的浪潮开始涌动，电影院门口聚满了激烈辩论的人群，口号声震天响。我虽不解其意，但那喧闹的背景音，成了我对那个时代最初的模糊印象。
北关小学是由一座旧庙改造而成，校舍极其简陋。我们的教室就是庙里的侧厢房，窗户四面透风，蓝砖铺地，终年泛着潮气。几张长长的木桌和条凳，一块会反光的黑板，粉笔擦划过时发出刺耳的“吱喳”声。冬天的教室中央，有一个用蓝砖砌成的方炉子，一根白铁皮烟囱像巨蟒一样横跨过课桌上方，伸向窗外。即便如此，同学们的小手依旧冻得通红僵硬，时常有人忍不住跑到炉边烘烤，否则连铅笔都握不住。老师便会适时地让我们全体起立，跺脚、跳跃，用身体的运动抵御严寒。
那时的课本很薄，内容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上学时用的教材，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则是“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词。第二课字数多，背诵起来有些困难，我便灵机一动，在心里默默哼唱旋律，借着歌词的节奏，竟也一字不差地默写了下来。没想到期中考试果真考了默写这一课，我侥幸过关，避免了留级的命运。
小学三年级时，我家搬至老工业局家属院，我也随之转入人民大道小学。那时，加入“红小兵”是每个孩子最热切的期盼，那鲜红的袖章象征着荣誉。学校大力倡导学雷锋，做好事：帮拉板车的工人推车、扶老人过马路、拾麦穗交公……这些都是加入组织的重要考察内容。这种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曾偷偷从家里拿出扫帚和簸箕，跟着街上的马车走上好几条街，只为捡拾马粪给学校的菜地积肥。内心渴望被老师发现，又羞于主动表功，那种矛盾而纯真的心理，正是那个年代孩子特有的写照。
成长：家务劳动与家风浸润
学校的教育不仅限于课堂，还延伸至家庭。老师要求我们每周必须完成一至两项家务劳动，并需家长签字确认。我家烧煤炉，和煤、添火便是我的“固定任务”。有一次周末煮粥，爷爷临时有事，叮嘱我看好锅，别让米汤溢出来。我紧紧盯着，见水一沸腾，便赶紧把锅端离炉火，自以为任务完成。爷爷回来揭开锅盖一看，米粒还硬着，根本没熟。他无奈地问：“怎么把锅端下来了？”我顿时面红耳赤，深刻体会到“看花容易绣花难”的道理。
寒假里，父母上班，我便被寄放在爷爷家。跟着他去办公室，看他如何洗衬衫，重点搓揉领口和袖口这些易脏的“领袖”部位。他教我洗袜子，打上肥皂细细揉搓，让我初识了生活的条理与卫生的习惯。爷爷有严重的脚气，每次抹药时，我好奇地问起缘由。他告诉我，那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印记——在家乡搞暴动、打游击时，常常夜间和衣而眠，鞋都不敢脱，久而久之便成了治不好的顽疾。爷爷是位老革命，曾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悬赏通缉，后辗转至解放区参加红军。若非1951年被误诊大病一场，此后长期休养，他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光景。这些碎片化的讲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悄悄埋下了对家族历史与时代变迁的朦胧认知。
在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渐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从小学四年级起，自己的内衣裤、鞋袜都由自己清洗，像煮粥、下面条、炒简单的青菜这类家务，也慢慢学会了。这些看似琐碎的劳动，却是童年里最扎实的成长课，它教会我的不仅是自理能力，更是一份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回望童年，物质虽是清贫的，住得拥挤，学得简陋，但那份家族的温情、师生的淳朴、社会的正气，以及劳动中体悟到的生活本质，都如同经过岁月打磨的琥珀，愈发晶莹温润。这些记忆，是我人生行囊中最珍贵的财富，提醒着我从何处来，也滋养着我往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