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知青,下乡的时候,还没我呢!村里老人每提起她来,总和着一声叹息。
她叫秀慧,来自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临时,她父母首当其冲,在她下乡的第二年,她父亲不堪受辱自杀,母亲也跟着走了。几年后,她嫁给村里的男青年,那后生长得粗短,但好在勤勉踏实,对她是实打实的好,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她。她就像一个被抛弃在荒野里的孩子被光照亮,以为此生有靠。没想到,婚后不到一年,丈夫意外死亡。于是,村里流言四起,说这个女人是克星,都不愿意与她来往。公婆为了给她小叔子娶亲,让她腾出婚房住到村北一间废弃的柴房。她没反抗,顺从地卷起铺盖让出了她和丈夫的家。——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争的呢?!
那个柴房是一幢石头屋,是她男人祖上的祖上传下来的,黑黝黝的,爬着藤蔓,沧桑中透着生机。北墙有一扇小窗,这是除门之外唯一能送进光的地方。她用黄泥填补掉石块之间的缝隙,挑来沙石铺在湿黏的泥地上,在石屋外插竹片为栅栏,圏了一个小院,种了一棵乌桕树,养了几只鸡在院里溜达。一个简陋的家就在袅袅炊烟中建成了。
乌桕树长到远高于石屋的时候,六七岁的我们,走进了她孤清的家。她长相秀气,说话温婉,虽然不讨大人们的欢喜,却深受孩子们的崇拜。她的家是全村最老旧的,却是最整洁漂亮的。她会画画,手还巧,墙上挂着她用麦杆编的老牛与农民的春耕图;野花香时,她总会去采来搭配着一些青草,富有层次地被插在石屋的哪个器物上。她会唱歌,还会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和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在孩子们眼里,好像全村的女人们加在一起都没她知道的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听父母的话,却对她的话唯命是从。
冬天的时候,石屋旁的乌桕结满蒴果,像顶着满头的雪花。她说,这个可以做蜡烛。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急不可耐地扛来梯子,背来竹杆,七手八脚摘下乌桕果。浸泡一夜后,我们跟着她来到村祠堂的石磨边,把泡软的果子一勺勺舀进石磨里,她把舵,我们推磨,“吱吱呀呀”的,玩闹间一桶乌桕果就成了粉。拿回家上灶加水熬煮,看着混浊的水里慢慢溢出的油光,我们惊讶极了——这里面是不是藏着肥肉啊!怎么会冒出这么绵密的油脂泡泡呢?熬好后,盛出浓稠的汁水,她用沙布沥出杂质,告诉我们要静置一夜。
好不容易天亮。我们带着家里的塑料小酒杯和茶叶罐的盖子敲开她家的门。只见那盆浓稠的液体上已经浮起了一坨乳白色的蜡块,跟家里熬好的猪油似的。捞出来加热化开,慢慢地倒进小酒杯、罐盖、还有一个小伙伴临时听到消息后带来的印糕板里。待稍有凝固,插入提前一夜沾水冻硬的棉线和几片红色的花瓣。脱模后,取一根点上,跳跃的烛光里飘着淡淡的花香,——这东西哪是外面小店能买到的啊!我们得意不已,拿着它到处炫耀,也让村人对她刮目相看,说她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懂的就是多。但她,没有因为有文化而过得比谁轻松。
那个时候,农闲时村里的女劳动力都在做手工刺綉的活,有的去镇上的刺绣厂,有的拿了活在自己家里做,她也在自己家绣花。冬天,石屋冷,取暖就靠一口火缸(其实就是一口箍过后盛不住水的水缸),一米不到的高度,五十左右直径。进入腊月,她就把平时收集起来的树根、烂木放进缸里生火取暖。这个时候,我们玩起来就无所顾忌了。小伙伴们穿着棉鞋比着赛的去踩积成冰的水洼,一脚下去,“吱啦”一声,裂帛般的声音常让我们兴奋不已,再找一个再踩……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一脚下去,棉鞋全湿了。不敢回家,就跑她那里——她家生火缸呢!这是我们可以肆无忌惮踩冰的底气来源。
看我们湿漉漉的进来,她不问,给我们换了鞋子,擦干净溅脏的衣裤,架上铁丝网,放上湿棉鞋,让我们团团围坐,自己把棉鞋烤干。
有时,雪后的屋瓦倒挂着长长的冰柱,我们用扫把柄去捅来吃;有时,露天的大水缸结了厚厚的冰,我们把它拖出来,趴在上面,用吸管吹洞,然后串了尼龙绳挂扁担上抬着巡村。那个时候,火缸上烤的就是棉袄棉裤了。
那个低矮的石屋,不但盛下我们很多欢笑,也让我们学到不少东西!我刺绣的手艺就是在她那里不知不觉间学会的,然后在我初一的暑假里,突然绣神附体般地觉得自己能挣钱了,跑去找工头领来绸缎和丝线,混进绣娘堆里,在她们怀疑的目光下,我成功完成了第一件绣品。据说,那个工头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逢人就表扬我的“无师自通”。可秀慧不知道,她早已回了上海。
她是在春天走的,石屋外的乌桕树刚吐出新绿。天下着雨,她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终于忍不住,她回了头,她说她不会忘记我们,让我们好好读书,能考去上海。我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这个地方,与她而言是孤独的。
后来,我家搬离了祖辈生活的村庄。再后来,我融入了城市。四十多年过去,那幢石屋在与不在,似乎已不再重要,因为它早已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生命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