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度量

上半月读书不多，目前只读完了一本散文集《鹅公坪》和李绪爱（剧作家李应该的大姐）写的《父母的艰苦岁月》。

《鹅公坪》是南方几个朋友推荐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和作者相熟。读完后总体感觉，这本书在同类题材中并不算出类拔萃，乡愁的模式都是类似的，现在很难找到“另类”的乡愁，也就是在社会表象之后的更为深沉的东西，或者相反，能够找到更为“肤浅”的东西。

类型化是乡愁的“愁人”之处，尽管谁都认为自己笔下的家乡是独一无二的。

由此联想到夏立君最近发表在《农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了我：“那一年那一天，发生了一件无法抗拒、无法篡改之事——我在刘家庄出生。这件事渺小到如小猫小狗出生一样可忽略不计，刘家庄的历史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无我之前，有我之后。”

无我之前，村庄并不在意识里，但不存在吗？无我之后，村庄随着意识消失，但不存在吗？那么我们纪念的、怀念的是那个实体的村庄还是意识的村庄呢？

从物质角度来说，有我之前村庄已在，无我之后村庄仍在。但我们经过村庄的意义何在？

所以“无我之前，有我之后”这八个字，寄托不可谓不深，胜过一部长篇散文。

这还可以联想到小说创作中“展示，而非描述”这一经验，就像造作的宫廷工笔，费尽彩墨去勾画全部的细节，远不如江湖之上一笔淡远的山水。

这是对专业写作者（艺术家）的要求。

对于李绪爱来说，她不是专业的写作者（艺术家），要求自然不必如此苛刻。何况，普通人写的回忆文章，我们从中汲取的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史料价值。未经过训练的写作者，字里行间会有很多急于表白的个人意志或者倾诉需求，这些都是可以包容的，只要做到事件真实、言语朴实，这样的文章就算是好文章了。

《父母的艰苦岁月》，其中内容不多介绍，我很是有感于李应该给这本书写的序言。李应该是位大文人，通晓琴棋书画，剧作全国闻名，他的序自然提炼精当，有着相当的“文气”。于是对照两种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城乡两种文明对共乳同胞的不同塑造，还可以看出文人和普通人的思维不同之处。

李应该在序言中提到灵魂的问题，提到了世间如果没有灵魂的孤寂。李先生已然作古，如今亦不知灵魂何寄。但从他的观点中，可以寻见民间文化在他思想上的烙印，这种“灵魂说”，并不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也许，也只有这片东夷故地，才会产生如此奇妙的联想。

毕竟，文学不是科学。如果文学失去联想和想象，全凭逻辑和理性，那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上半月弃读了几本散文集，书名不列了。作者南方一位，台湾一位，俱是当时名人。其中一位学陶渊明，定期住到山中做隐士，写“自然散文”，但是，如果读者但有点社会阅历，有生活和没生活是一眼能够分辨的。没苦硬吃，没字硬码，在贫瘠的山村中做一个精神贵族，别人在沟坎间累死累活，你在别墅里伤春悲秋，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这不叫融入自然，这叫矫揉造作。

至于台湾那位，上世纪末当红，拥趸不少，但我没有读过其文章。出于好奇，月初找了她的几本集子，初翻时满纸云霞，再读书时味同嚼蜡。词语浮华，花团锦簇，其骨骼却孱弱不堪。就如同一只伶俐可爱的贵宾犬，一旦剃光了毛，那场面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评论家一直强调散文的语言要美、格调要美，还有什么什么各方面都要美，但，“美”到极致就是丑。当一个写作的人为了适应读者或者编辑口味而去追求这种“美”，不仅仅是对个性的扭曲，更是对美的亵渎。

如果美是相同的，是可以标准化的，那肯定不是美。西施的美不可复制，东施们整出来的美却可以全球统一，但“吾与徐公孰美”，包括徐公自己，心里也不是没个死数。至于又丑又作，还成天美得不得了的那种东施，放到这篇小文中有点超纲，就不必提了。

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满，说满了容易圆不回来。就像昨天晚上我小女儿逛夜市，捎回来这么一个东西——前一段时间突然在网络上爆红的拉布布。你说它可爱吗？美吗？难道是“丑到了极致就成了美”？

但好像也说明，潮流不是以美丑为标准的，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对于特别在乎美的人来说，追求和时尚的矛盾是无解的。名媛耳朵眼里穿着曲别针，手脖上套着扭曲的铁钉，拎着绝版塑料袋，并不是为了时刻准备着去掏小区的垃圾桶，而是为了展示一种“贫贱不能移的”富贵。

所以，对于美，你真懂？

如果美丑之间消失了距离，它们之间的边界具体在哪里，谁又能说得清呢？

就像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小文，自以为起头藏锋露拙，中间诙谐幽默，结尾余韵犹存，不料却收到一句评语：神经兮兮。

我回道：言之有理。

因为，对于文章，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既然我都曾经这样认为了，就不能不让别人也这样认为。毕竟，认识美和分辨丑，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

2025.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