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夺胎换骨”作诗法

“江西诗派”是宋代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这一流派是以黄庭坚（1045-1105）的诗歌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黄庭坚的核心诗歌观点是“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夺胎换骨”是方法，“点铁成金”是“夺胎换骨”所要达到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

“夺胎换骨”原是道家用语，指夺人之胎以实现转世，黄庭坚把这个成语引入诗歌创作理论，指借用古人诗文的原意，以自己的语言进行重新创作，或对古人诗文的原意进行演绎和发挥，从而创作一首新的诗歌或新的诗句。北宋末期诗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总结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时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可见，“夺胎法”又是对“换骨法”的升级。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黄庭坚与“夺胎换骨”法，即：黄庭坚为什么要“夺胎换骨”；黄庭坚是怎样“夺胎换骨”的；“夺胎换骨”为何属于黄庭坚。

一、黄庭坚为什么要“夺胎换骨”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历经四言古诗、五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诗等各种体裁，隋以降直到清末民初的诗人主要创作近体诗。

唐代是近体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不是无端形成的，它是唐代特殊国情及国情演化的必然结果。

唐代诗人的创作素材非常丰富。唐代疆域空前广阔，除了汉族，境内还居住着突厥、回纥、吐蕃等众多少数民族，不同民族均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大大小小的城市为各民族的货物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此外，唐代还跟阿拉伯、波斯、天竺、日本等国有着频繁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往活动。五彩缤纷的国内、国际各民族生活为诗人们提供了远远超过前代的写作素材。

唐代实行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在尊崇儒家思想的同时，唐代统治阶级也提倡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唐代大小城市里不仅有孔庙，也有道观和佛寺，唐高宗有时候还亲自参与翻译佛经，道家著作在盛唐时期甚至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宽松的文化政策开拓了文化空间，为诗人们创作灵感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唐代实行多样化取士制度，既鼓励文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也鼓励文人通过军功谋求官爵。科举考试中的行卷之风，还迫使文人一边读书一边进京多方活动以求拜门子，固然这会给舞弊带来便利，但是这也促进了文化交流，这样的文化交流有助于诗人们诗艺的提高。从军则开拓了诗人的眼界，并激励诗人的报国情怀，有助于诗人们提高诗歌的趣味和格调。

诗歌体制的稳定也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建立在“四声八病”理论基础上的南北朝时期的“永明体”诗歌，经过上官仪、“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不断完善，近体诗的体制趋于稳定。这种既有格律要求又相对灵活的新的诗歌体制方便诗人们展示诗歌才艺，从而可以快速反映生活。

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正是得益于以上所述的唐代的国情。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全唐诗》收录两千二百多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至于质量，唐诗质量之高不仅仅在于唐诗拥有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人，还在于唐诗大多是诗人们兴之所至而创作出来的，因而唐诗往往属于灵感到来时的“纯诗”，它们自然天成，毫无雕凿的痕迹。

唐诗赖以发展的这种环境，到宋代时几乎都不存在了。

社会生活能够给宋代诗人提供的创作素材大大减少。北宋的疆域主要限于汉族聚居区，而且还要去掉燕云十六州，北宋所守的只是唐代的半壁江山，而守着北宋半壁江山的南宋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宋代还要一直抵御来自辽、金、西夏、吐蕃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民族关系异常紧张。狭小的疆域，单一的民族，守势的战略，不仅妨碍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妨碍了国际交流。这种局面不仅减少了宋代诗人创作题材的来源，也限制了诗人们眼界的开拓，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势必要向内转。

宋代在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物质财富收入之际，在文化思想上对文人采取了钳制政策。宋代特别是北宋大量使用文人为官，但是又设置众多相互牵制的机构以强化君主专制体制，并防范文人结党，文人势必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狭小空间中。宋代以理学思想为社会主流思想，理学学说为全社会制定了一整套教条的规矩，把儒学、神权和王权相结合，文人是理学思想的倡导者和遵守者，不敢越雷池半步。唐代诗人凭借一卷好诗就可以找门路做官，科举考试也以诗赋为主。宋代取士不再有其他途径，仅剩科举考试一条路，虽然科举取士的规模远远超过唐代。而参加科举考试，宋代文人只会作诗是不行的，宋代科举考试重经义轻诗赋，文人必须把五经背的滚瓜烂熟才能应付考试，这将迫使诗人坐在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终年扒拉那几本儒学经典。

近体诗的体制早已被唐人固定下来，其具体的艺术风格在唐代已经实现了百花齐放，并且各种风格都非常成熟甚至已经登峰造极。孟浩然的自然平淡，王维的清幽空静，李白的清新俊逸，高适的沉雄壮阔，杜甫的沉郁顿挫，岑参的新奇瑰丽，白居易的明白晓畅，韩愈的雄放诡奇，孟郊的清幽峭硬，李贺的冷艳怪丽，李商隐的绵邈奇丽，杜牧的峭健明快等等，分别引领唐代及五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各自形成了“粉丝团”。而即便唐代的那些二三流诗人如韦应物、刘长卿、元稹、顾况、刘禹锡、柳宗元、贾岛、姚合等等在艺术上也都各领风骚。宋代诗人要想另开新的诗风，实在是太难了。

狭窄的社会生活面制约了宋代诗人创作发乎性情的“纯诗”的能力，紧缩的思想文化与科举考试制度制约了宋代诗人诗歌灵感的喷发，丰姿多彩的唐代那些“纯诗”像巍峨的群山挡在宋代诗人的面前。基于宋代诗人生活优裕，大多拥有长期躲在书斋中的条件，黄庭坚提出了“夺胎换骨”的作诗法。

　　二、黄庭坚是怎样“夺胎换骨”的

“夺胎换骨”不同于抄袭和“搬运”，它要么改变了前人诗歌的形，要么改变了前人诗歌的意，是对前人诗歌艺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我们不妨以实例来看看黄庭坚在写诗时是怎样做到“夺胎换骨”的。

首先看黄庭坚的“换骨”。《和师厚接花》是一首五言律诗，诗是这样的：

妙手从心得，接花如有神。

根株穰下土，颜色洛阳春。

雍也本犁子，仲由原鄙人。

升堂与入室，只在一挥斤。

诗的第一联是对《庄子·天道》中“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和杜甫诗句“下笔如有神”的适当改造，除了多出“接花”这一行为，相关的句意并无大的变化。第二联是对蜀本《簒异》前四句“妙得花三昧，谁明幻与真。家风穰下土，笑面洛阳春”的改造，不仅语意差不多，而且还把第一联中的“接花”行为给补上了。第三联写了两个人物冉雍和仲由（子路），他们一个出身低下，一个性格粗俗，但是都通过修身而成为君子，两句诗来源于《论语》“雍也可使南面……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和“子路性鄙”，意思并没有变。第四联的两句诗则分别改自《论语》“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和《庄子》“匠石运斤成风”。

此诗“换骨”的妙处在第三、第四联。前两联写师厚以高贵的洛阳牡丹嫁接如同“野花”一般的邓州牡丹，结果邓州牡丹也如同洛阳牡丹一样生的艳丽。第三联由花写到人，揭示冉雍和仲由变成君子的缘由在于他们接受了孔子的教育。第四联则继续升华诗意，并实现了诗无达诂的目的，无论是种花、育人，还是政治追求、艺术追求等等，品质的提升均在于精纯外界的化育。这首诗虽然句句是对前人诗文的改头换面，但是由于诗人有自己既定的主题，所以通过“换骨”，诗人把零碎的古人已有的诗文句子的意义逐句叠加，最后“点铁成金”，落实到自己所要的主题。

再看黄庭坚的“夺胎”。黄几复是黄庭坚十年前的旧友，黄庭坚经常在自己的诗中写到他，比如七律《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根据这首诗的作者题注“乙丑年德平镇作”，结合诗人的生卒年，可知这首诗写于元丰八年（1085）。诗采取倒叙写法。后四句写友人黄几复干练、好学，但是却怀才不遇，以至于直到如今年纪已大了却还一贫如洗。前四句回忆自己跟黄几复的深厚友谊和十年来对他的深切怀念。既然是倒叙，诗的重点也就落在前半部分。

诗的第二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化自王安石嘉佑五年（1060）写给自己妹妹的七律《示长安君》中的第二联“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但是诗意的厚重远超王安石。

嘉佑五年，王安石由度支判官升任集贤校理兼知制诰，《示长安君》是他在一次出差前夕跟妹妹分别前写给她的，表达的是兄妹暂时离别的不舍之情。而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却不仅表达了诗人对旧友的深情怀念，还表达了自己跟师友苏轼的十年友谊和现实情形。黄庭坚写这首诗的数年前即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变法派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他当时也受到牵连。元丰七年（1084）守旧派执政，二人的命运得到转机，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表达了自己与苏轼的友谊和对命运好转的庆幸，但是庆幸又加重了自己对黄几复的同情和怀念之情。

黄庭坚夺王安石“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之胎，“点铁成金”，写出了自己的思想更加深刻的传诵千年的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除此之外，这首诗在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艺术追求。第七句“想得读书头已白”化自苏轼诗“读书头欲白”（苏轼《失题一首》）。苏轼原诗后边还有一句是“相对眼终青”，苏轼用西晋阮籍青白眼的典故，说自己因为读书连头发都快白了，到头来却跟世道格格不入，“读书头欲白”是苏轼中年时期调侃自己因作诗不慎而引发“乌台诗案”，意思是他白读了那么些年的书。黄庭坚改造后的“想得读书头已白”这句诗中，诗人想象中的黄几复也是头发快要白了，这不仅表达了诗人对黄几复刻苦读书的崇敬之情，对黄几复读书有成却依旧沉寂下僚的不平之气，还包含了诗人对黄几复的绵绵思念之情。黄庭坚夺了苏轼“读书头欲白”的自嘲之意，“点铁成金”，代之以诗人对友人的复杂感情。

后世有些诗评家批评黄庭坚的“脱胎换骨”有“相袭”之嫌，其实，自从有文艺以来，学习和借鉴前人以实现艺术突破从来都在有意无意的进行着，但是这与宋之问抄袭刘希夷的《白头吟》之类的文化官司无关，而黄庭坚把自古就有的合理和不合理的艺术借鉴现象总结成为“夺胎换骨”，从艺术创新的层面规范了艺术借鉴行为，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　

　　三、“夺胎换骨”为何属于黄庭坚

为什么黄庭坚能够提出“夺胎换骨”法呢？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学史上本来就有的关于文学借鉴方面的理论启发了他，二是他生在一个可以博览群书的时代。

宋代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非常发达，它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始终是健康的，进步的，历代封建政府都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保存、注解和传播，以此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因此，后人学习前人文学作品，甚至借鉴、化用前人词句，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夺胎换骨”是文学传承和文学创新的一种形式，它所反映的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正因为如此，“夺胎换骨”也不可能是黄庭坚所首创，类似的文学理论文学史上时有出现。

刘勰认为，通过借鉴、改造前人作品或词句以服务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这在文学史上是普遍现象，他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举例子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制策，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刘勰以后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李商隐、杨亿是著名的用典大师；白朴的《汉宫秋》时见白居易《长恨歌》的痕迹；王安石《明妃曲》是对之前历史上许多吟咏王昭君的诗歌的整体化用；等等。

韩愈明确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文学主张，以反对自古以来文人写作总借鉴前人的“恶习”，他说：“唯古之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其实，“古之词”也是有渊源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当然，韩愈把借鉴等同于“相袭”，是他对创新高度要求的结果。其实，他自己写诗就大量化用前人诗句，只不过他经常化用得不留痕迹而已，那其实就是“夺胎换骨”。比如：他的“白露下百草”化自宋玉的“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灶静愁烟绝”化自陶潜的“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排枝巧度新”化用梁简文帝“排枝度叶鸟争归”。而“重云蔽白日”甚至直接就是陶潜的原话；“一日复一日，一朝复一朝”跟阮籍的“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大同小异。

黄庭坚“夺胎换骨”说是对作诗用典这一传统的形象概括，同时也对用典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不留痕迹，要“化腐朽为神奇”，要“点铁成金”。

既然“夺胎换骨”实际上是对典故的灵活运用，这就要求诗人博览群书。读书的过程既是积累知识的过程，又是提高自己文学鉴赏能力、文学创作能力、文学创新能力的过程。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理论刚出台就获得了宋人的广泛认同，“江西诗派”迅速发展壮大。黄庭坚能够提出“夺胎换骨”说，宋人能够广泛接受“夺胎换骨”说，根源在于宋代是一个可以让黄庭坚和其他文人博览群书的时代。

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约970-1051）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这之前近百年间即晚唐五代时期，中国只有摩印、拓印和雕版印刷，既笨重费时，又耗力耗材，不仅存放不方便，而且有错字也不能改正。而再往前，书都是写本。在印刷技术落后甚至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书籍不仅是昂贵的，而且也非常稀少。汉代以前，只有宫廷才有条件组织文人搜集图书善本，并誊抄数本予以保存；汉魏时期，只有大贵族才有条件购买一些因战乱从宫廷流入民间的书籍予以保存，桓宽、蔡邕均是这样的藏书家；直到中唐时期，韩愈还感慨“书非借不能读也”。

活字印刷术是用泥烧制的活字，取材容易，价格低廉，操作简便，质地还坚硬，可以一字多用，重复使用。活字印刷速度快，有利于普及古今图书，所以，宋仁宗对活字印刷术极为重视，他下诏选择国子监所珍藏的历代图书大量印刷，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面向社会销售，以此进一步推进“右文”国策。文人士大夫甚至普通士子都能够收藏多少不等的图书，欧阳修、苏洵父子、王安石、司马光等大文豪同时还是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知识分子有条件足不出户潜心研读古今典籍，为此，苏轼曾这样动情的描述图书普及对他写作的影响：“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黄庭坚自幼家境优裕，家中藏书丰富，结识藏书更丰富的苏轼之后，他可以阅读的图书更多了。元佑元年（1086），黄庭坚入馆阁任著作佐郎，第二年加集贤校理，后来再升为秘书丞。在馆阁任职的四五年间，黄庭坚一直在跟图书打交道，校书和指导校书的过程其实也是阅读甚至是带着思考阅读的过程，同时，黄庭坚还可以接触到皇家书库中稀见的典籍，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学识。这些都是他写诗能够“夺胎换骨”并能总结出这一诗学理论的根源所在。

在黄庭坚的时代，正是由于普通文人都能收藏和阅读大量图书，他们在写诗时大量用典才成为可能。但是如果典故使用不当，甚至直接拿来使用，就会有“相袭”之弊，不利于学风的纯正。黄庭坚是一个有责任的、治学严谨的学者，强调“夺胎换骨”，既是他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他对当时诗坛露出苗头的不良用典现象的及时警告。　

多年前看到过一种说法：唐诗是“吟”出来的，宋诗是“做”出来的。是啊，唐人作诗是性情使然，宋人作诗就是在做学问。这既是宋人在难以追上唐诗而另辟蹊径的结果，也是宋诗之所以能别开生面以至于跟唐诗并驾齐驱的根源所在。当然，宋代的特殊国情、政情、文艺情、科技情不仅是宋诗有别于且并驾于唐诗的原因，也是黄庭坚“夺胎换骨”文艺理论、他本人的创作实践和“江西诗派”能够形成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