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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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的长篇小说《神女》经过十年打磨，在2025年盛夏，于她出生地巴东成功首发，随即，在全国多地召开作品研讨会、阅读分享会，引起多方高度肯定与赞扬，好评如潮。无论是文学理论专家还是市井凡夫，读过此小说之后，都不胜夸赞。
笔者与叶梅同为恩施人，接受着共同的民族文化与山水滋养，有着一样的感知、传承、熏陶环境。我们都在恩施这块曾是巴文化发源地、土司文化兴盛地、土家文化浓郁地、抗战文化积淀地、红色文化富集地上生活工作过。长期深受这些文化的氤氲与浸润，有着相同的文学场域及文化审美。因此，在拜读《神女》后，深有体悟。叶梅在巴东出生，在恩施长大，并在恩施就业，事职文化等工作多年，也有从政经历，而后入省会、进京城，始终坚持创作，始终保持对恩施文学创作的关注与支持，也始终坚持以恩施地域文化背景开展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恩施文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指导、扶持及贡献。因为笔者几乎系统阅读过叶梅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及评论等，对其文风有一定了解。此次《神女》出版后，展卷细阅，觉得很熟悉，其间有着她多年创作的“文学原乡”恩施的背景、基因；也有陌生，觉出其间也有新的突破，包括文学场域及文学手法，颇有创新；觉得既是授予“鱼”，也是在授予“渔”。尤其对我等恩施的文学爱好者，如何利用恩施这种文化自然资源、结合历史与现实，开展当下创作，启发思考，颇受教益。合卷之后，收获匪浅。
首先，通过《神女》感受到叶梅自身文学场域得到加固与扩容。加固，就是叶梅在文学创作中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叙写对象、文化背景、地域特色等，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她的“叶氏风格”及“峡江特质”。包括故事发生地域生态叙述、人物特点、民俗及心理信仰等，都在本作品和前作品中有一种体现或者呼应。这些人物和背景一起构成叶梅文学作品的特色场域，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及书写特色进行彰显，既是叶梅醒目的“文学原乡”，也是叶梅个人作品风格的载体符号。纵观其中，长江码头文化、峡江纤夫文化、土家民俗、巴文化、恩施医药文化、美食文化、婚俗、葬俗、恩施山水、精神信仰等都得到呈现，这些人物、故事、背景对叶梅的文学场域进行了加固，尤其峡江文化背景，从她一路上创作的作品如《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五月飞蛾》《花树花树》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这种极具辨识度的民族文化特色，在《神女》中，无疑得到了加固，为个人的文学创作脉络进行了强化。当然，在自身文学场域加固的同时，又实现了扩容。从地域维度上，横向实现扩容。这篇作品从个别家族、巴东县城、峡江、长江、中国、中华民族及当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进行叙写，镜头一次次拉伸，最后拉伸到地球、和平、拉伸到人类命运的大视野中；在时间维度上，实现纵向的扩容。截止到抗战时期，自恩施地区最早的巴文化开始，掠过几千年中华文明，尤其以万里长江为文化主脉、为民族精神载体，以“神女”的神话传说、民族发展历程等穿越漫长历史，可以透过文本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之壮阔，其精神与文化之深、其坎坷与坚韧之坚，其人民家国情怀之厚、其地理山水资源之雄。这种扩容，是一种新的更大的高度，已经呈现出宏阔的文学气象，从某个和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实现了此前作品的超越，实现了自身文学场域的扩容。当然，这些年，叶梅的创作随着自身文学场域的扩容，已经涉猎到了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生态文学等多个新的领域，而且都取得很好的成绩，这些，是叶梅文学场域扩容更加立体的体现。
其次，感受到《神女》叙事文本实现了民族化与创新性的巧妙结合。《神女》这部作品，体现出叶梅在创作上的大胆创新。文本开始，即设计了一个与凤娘凡世肉胎相互呼应的神灵灵魂仙胎，二者互相关照，相依相存，在人世和天宇圣境中同向并行，亦俗亦仙，如梦似幻，带领人们的思维不断轮回和穿越，了解俗世的残酷短暂又体现仙界的永恒高洁。这种手法笔者定义为“仙幻现实主义”，从总体上展现一种巨大的悲悯，也定格正义、善良、勇敢、勤劳等优秀品质，必将打败卑鄙、背叛、势利、凶残、奸诈等恶行，昭示人间美好的必然，带来希望和和谐。这种创新不仅仅是叶梅自身文学作品的创新，对中国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发展创新也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当然，这种创新性的基础，又是基于强大的民族性中，因此，更加具备了一种特质，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华夏魂”“长江味”“荆楚风”“土家神”。设计的凤鸟形象，既有着中华“龙凤呈祥”的女性审美，又兼具楚文化神韵；既在山川河流上飞行，也在中华文化及历史中飞行。从凤鸟的身上，还可以窥见伏羲、女娲、飞天、盐水女神等中华文化、恩施民族文化中最深沉、最悠远的文化因子和历史背景，这种“仙幻现实主义”形成“双线叙事”，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实现各种探索、关联，既偶然也必然。作品中，尤其对民族性的把握，非常巧妙。既突出民族文化的陌生感、新奇感，又通过文本的流畅性表达，让这种民族性易于理解与陈述，形成共鸣，从而也达到对民族文化推广交流的目的。形成对长江文化、峡江民俗等深刻而平静的立体展示。
另外，《神女》成功探索文学功能的多元及融通之道。《神女》一书，可以体现出多重功能，并且这些文学功能实现了巧妙、科学的融通，突破传统的文学功能，达到“聚合新生”的效果。全书以底层视角、个体命运的方式，展现宏大叙事、时代变革及民族奋斗历史。文本有着多重意义，也蕴含众多主题与内容，如国家历史、民族命运、江湖侠义、民俗风情、家国情怀、战争厮杀、抗战炮火、正义追求、山水影像、人性善恶、坚贞爱情、不屈精神等等。可以从多个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且每个角度都显得意义深刻。全书将全域视野、历史视点、底层视角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呈现初多维的“全景气象”。当然，这些多元的功能与意义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交融，浑然一体，自然交织，相得益彰。而且这本书，仅出版行为本身，也可以实现多元功能：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鸿篇巨制，也是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传承的“文学表达”；既是底层个体命运在时代变革中的起伏翻涌，也是人性善恶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淘洗留下的光辉与黑暗；既是长江截流之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峡江经济社会文化的真实记忆与重现，也是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传承的细微探寻与歌颂。而且，这些意义全部在这部作品中得到“融汇”，相得益彰。一个作品，承担了多重功能与含义，不仅是文学的贡献，也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
同时，《神女》实现个人文学风格的刷新与突破。通过对叶梅个人文学作品的系统性阅读，再阅读本次出版的《神女》，发现这部作品在个人的文学风格上有很大的刷新与突破。不仅是文学场域进一步扩大、升级，结构、内容、语言等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是叶梅个人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更大提升，展示了其更大更高的文学抱负及文学潜能。不仅是叶梅个人、抑或这种文学类型的突破，也是中国文学创新的一种成功尝试。首先，在文本的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其表现为使用方言叙事。这种方言叙事，不迁就故事人物与时间，带着一种可以感受到的自信与倔强，成为阅读的“亮点”。而且通过上下文的行文铺垫，克服了方言的阅读与理解障碍，在凸显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强化语言标识的同时，又体现民族文化传播与推广的活力与魅力，从而更好地保留了文本的真实性、纯洁性与代入感。其次是内容上实现了刷新与突破。此前的作品，多表现一条河流、一个山寨、一个家族、一片地域，而在本作品中，实现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强大扩容。时间从这片地域最初出现记忆文化开始，一直随着中华文明的文化脉络，也即长江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延伸。从廪君、巴文化、巴蛮子、田世爵、陈连升、黄大鹏等土家先辈一条线叙写开来，还有历朝历代文人迁客在长江上的文化印痕，可谓经历漫漫时间长河，溯源历史，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尤其在内容上突出对抗战时期众多历史大事件的记述，如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鄂西会战，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转运，还有鄂西特委地下斗争“清江壮歌”、恩施机场建设、中美空军联合作战、日寇对重庆恩施、巴东等地野蛮轰炸、国民政府珍贵文物转运等等，用文学的方式复活这段艰难悲壮的抗战历史。在空间上也实现刷新。文本从官渡口覃家寨子不断扩容，到巴东县城，再到施南府，再到峡江，再到重庆陪都，再到中国，再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战事视野，有着“点、线、面、空”的扩容结构。随着视野的变化，文本的全域性、时代性与史诗性就显得愈加明显。这与近时期叶梅创作“北斗”主题、“天眼”主题、“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无关系。这种更加辽源、宏阔的叙写视野更能考验作家，也更能成就作品，显然，在这部作品中这些意义得到了实现。另外，在结构上也有很好的突破效应。小说的章节使用地名作为章节名称，非常有新意。每一个地名，不仅是对地名文化的深刻铭记，也是各个故事片段的聚焦之地，完全可以视为整个故事影视化的“分镜头”，形成整体，新颖活泼，纵观来看，就是以峡江为纸、以血泪为墨，铺陈历史记忆与大美山河的宏大画卷。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长江的雄阔壮美、武陵大地的赤诚峥嵘、抗战救国的血性呐喊、不同社会阶层呈现的人性善恶等，都在本书中全面展示。从时间、地理上实现经纬交织，纷繁变化又错落有致，让文本跌宕起伏，耐读、耐看、耐思。突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是家族繁衍之本，也是中华民族、中国不断发展的永恒动力，是绵延不朽的文化基因，将永远照亮未来之路。
当然，《神女》带给我们的思考还有更多，笔者限于学识，不能尽悟。也许随着时间及阅读的加深，会有更多体会。浅见拙识，尚望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