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新衣服

              一

在我模糊的儿时记忆里，姑妈夏桥珍是一个瘦小却坚韧的身影。那些关于她的故事，像是被岁月尘封的老物件，随着长辈们的讲述，逐渐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一九五六年的霜降那天，枝江安福寺汪家大坡的晒谷场上，阳光把新收的红薯干照得发亮。我姑妈正踮着脚往竹簸箩里摊晒红薯干，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打了好几个补丁，袖口磨出的毛边在山风中轻轻晃动，像极了挂在晒架上破旧的麻袋片。

“桥珍，李部长又给你们家送东西来了，已经到了村口。”邻居王婶的一声呼喊，惊飞了屋檐下的几只麻雀，也打破了晒谷场的宁静。姑妈手里的木耙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望向远处的土路上，一辆马车缓缓碾过金黄的稻田，朝他们家驶来。

“妈，李部长来了。”姑妈转身对正在剁猪草的奶奶说道。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计，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叮嘱道：“赶快把东厢房收拾出来，把那袋糯米找出来。”

李部长，这位宜昌县下面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是爷爷在朝鲜战场上过命的战友。战场上，爷爷为了救他而牺牲。李部长转业之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派人给我们家送米面油盐，慰问烈属；逢年过节更是亲自登门看望奶奶，称奶奶为嫂子。

马车在院门口停下，李部长身着笔挺的军装从车上下来，腰间的牛皮武装带很是显眼，透露出军人的一股威严劲头。他身后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身材高大挺拔，浓眉大眼。

“嫂子，这是满仓，我大儿子。”李部长指着小伙子介绍道，“今年刚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现在在县农机厂上班，当技术员。”李满仓腼腆地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伯母好。”

奶奶赶忙把他们迎进堂屋，端上刚烧开的大叶茶。当时的姑妈站在门口，看着李部长和奶奶寒暄，心里像揣了只不安分的兔子，七上八下。她心里清楚，李部长这次来，怕是要提及那件让她既期待又担心的事情了。

三个月前的中秋节，李部长带着两瓶西陵特曲和一篓蜜橘来家里一起过节。饭桌上，他突然对奶奶说：“嫂子，桥珍不小了，该说个婆家了。”奶奶听后，不禁叹了口气：“这孩子命苦啊，从小没了爹，又赶上这灾荒年景，哪家愿意娶个瘦巴巴的丫头？”

“我家就有个儿子和她年龄正相当呢，下回我带来你看看。”李部长拍着胸脯保证道，“桥珍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人品没得挑。再说了，桥珍要是嫁过去，我保证她生活得好好的，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奶奶听了，没有立刻回应，只是不停地用袖口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姑妈躲在厨房门后，手里紧紧攥着锅铲把儿，指节都泛白了，上面甚至被攥出了深深的汗渍。她心里明白，李部长这是在报恩，可她却不知道这男人长什么样。

                二

“妈，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嫁。”当天晚上，姑妈跟奶奶说：“再说，我走了，没有人帮您，弟弟妹妹们怎么办？”

奶奶心疼地摸着她的头，眼泪止不住地掉落：“傻丫头，李部长是个好人，满仓又是吃公家饭的，你嫁过去，咱们家就有靠山了。”

姑妈沉默了，她知道，自从爷爷牺牲后，家里就全靠奶奶一个人苦苦支撑，拉扯着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去年闹饥荒的时候，要不是李部长及时送来救济粮，弟弟妹妹们恐怕早就饿死了。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像一座大山，压得姑妈无法轻易拒绝这门婚事。

从那以后，李部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人来家里，送来布料、糖果等物品。姑妈心里清楚，这是李部长在积极催促着这门亲事。

婚期最终定在了腊月十八。出嫁前几天，李部长派人送来了彩礼：两块的确良布、一对银镯子、十斤猪肉和一坛西陵特曲。奶奶把银镯子给姑妈戴上，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你爹用命换来的，你要好好戴着。”姑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瘦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头发枯黄毫无光泽，与村里那些出嫁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姐妹们相比，她觉得自己是如此寒酸。

“桥珍，来试试新衣裳。”奶奶抱着一件崭新的红花棉袄走进来。姑妈接过棉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穿上这么好的衣服，可这份喜悦中却夹杂着无尽的不舍。

“别哭了，嫁过去就好了。”奶奶帮她擦干眼泪，安慰道，“满仓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你跟着他，不会吃亏的。”姑妈点了点头。

出嫁那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整个世界都被白雪覆盖。姑妈穿着红花棉袄，盖着红盖头，坐在用毛竹扎成的滑杆上，上面铺着稻草，再罩上一块红布，就成了简陋的“花轿”。

“桥珍，到了婆家要听话。”奶奶拉着她的手，声音哽咽，满是不舍。姑妈掀开盖头，望着奶奶那饱经沧桑、日渐苍老的面容，突然扑进奶奶怀里，哭喊着：“妈，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你们。”

奶奶咬着牙，狠下心来，喊道：“松手！你想让咱们家都饿死吗？”

姑妈愣住了，她看着奶奶红肿的眼睛，慢慢地松开了手。

滑杆在山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姑妈蜷缩在稻草上，任由雪花落在身上。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猇亭古老背的码头。码头上停着一艘木帆船，桅杆上挂着一盏马灯，在风雪中忽明忽暗，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木帆船在江上逆行，天蒙蒙亮时，到达宜昌县沿江街的九码头。

               三

我是1965年在汪家大坡山冲里出生的。打记事起，姑妈就在宜昌九码头摆摊谋生。李部长是个讲原则的干部，没有走后门给姑妈安排工作，她便在门口摆了一张木桌子卖大碗茶，大茶壶上挂着一张“五角一杯”的纸牌子。斜对面电影院放电影时，她就挎着竹编提篮去卖瓜子、花生和炒板栗，挣的钱不比在农机厂当技术员的姑父少。

姑妈每次回娘家，蓝布包里总塞得满满当当。有城里稀罕的水果糖、饼干，还有包装精致的香皂、雪花膏。表哥表姐们穿旧的衣服和鞋袜，她都仔细收拾好带给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那时候农村穷，“接旧衣”是常事，可姑妈总能把旧衣服改得合身体面，二哥穿着改好的的确良衬衫去上学，领口的补丁被她用白线绣成了小花瓣，惹得同学直羡慕。奶奶摸着那些软和布料感慨，姑妈就笑着往她手里塞水果糖：“城里东西多，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

等表哥表姐稍大些，不需要姑妈全天候照料后，每年霜降前后，姑妈总会捎信回来说：“接姆妈进城住俩月。”奶奶裹着小脚，走不了太远的山路，进城得靠五个壮汉轮换着用滑杆抬。我年纪小、分量轻，奶奶进城时总让我跟她挤在滑杆上。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在羊肠小道上颠簸一整天，傍晚才能到猇亭古老背码头。夜里搭上小火轮，船在长江上晃两个时辰，就能到宜昌市九码头。

姑妈总在码头上等着。远远看见她站在路灯下，蓝布衫被江风吹得轻轻晃动，围裙兜里还揣着温热的油饼。“快尝尝，刚出锅的。”她掀开草纸，油饼的焦香混着糖桂花味扑面而来。我踮脚去够，油饼上流油汁滴在我的鞋面上，姑妈就笑着用围裙角给我擦。

姑妈家住在沿江街的一个平房里，出门走几步就是石子公路，两旁种着茂密的竹林。一进屋，煤炉上的水壶正咕嘟咕嘟响，桌上摆着洗好的番茄和桃子。奶奶坐在藤椅上，姑妈就蹲在旁边给她捏腿，听她念叨村里的家长里短。我经常坐不住，吵着要去看电影，姑妈就牵着我过街，到斜对面的电影院买两角钱一张的票。放映时，满屋子都是瓜子香，姑妈怕我看不清，总让我坐在她腿上，自己却悄悄打盹。

奶奶在城里住不惯，住不上半个月就念着回家喂猪。临走那天，姑妈早早就把行李收拾好，朝来接奶奶的滑杆底下塞了个布包，里面是给奶奶的红糖、给我们的新旧衣服和鞋，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瓜子花生炒板栗。她扶着滑杆叮嘱抬夫：“山路滑，走慢些。”然后站在码头边挥手，直到小火轮船拐过竹林、弯过江弯，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去。

              四

我对姑妈的认知，是随着长江水涨落的潮汐。少时趴在桌子上看她在码头奔走，蓝布衫兜着油饼热气，像一片被生活揉皱的纸，却总在风里努力展平边角；后来住进她的东厢房，闻着木箱里樟脑丸混着布料的味道，才渐渐读懂那些褶皱里藏着的时光。

十三岁进城读初中，我成了姑妈家的常客。她把东厢房的碎花床单洗得发白，枕头底下总藏着水果糖， 糖果上的糖霜黏在粗布上，白亮白亮。每天放学，我蹲在茶摊边帮她称瓜子，看她用废报纸折三角袋，动作快得像翻飞的蝴蝶——左手捏住纸角，右手一旋就是个漏斗，五角钱的瓜子从不会少抓一把。“做生意要眼疾手快，”她往我兜里塞板栗，指尖沾着焦糖香，“但别学你姑父，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

姑父李满仓总在门口躺椅上打盹，搪瓷缸里的茶泡成深褐色，烟蒂烧到指节也浑然不觉。顾客问价时，他就拖长声音喊：“桥珍——”姑妈擦着手从煤炉旁钻出来，围裙上沾着炒板栗的炭灰。有一次，我撞见姑父盯着姑妈忙碌的背影发呆，眼里浮着一层浑浊的雾，像被煤灰蒙住的玻璃窗——后来才知道，他年轻时在农机厂是技术骨干，却因一次工伤提前内退，从此把自己泡在浓茶和收音机里，成了沿江街码头边最沉重的一块影子。

姑妈的木箱子是后屋的秘密。红漆斑驳的陪嫁箱，打开时“吱呀”作响，樟脑丸气味里裹着布料的窸窣声。的确良衬衫叠得棱角分明，织锦缎外套泛着微光，最底下压着带吊牌的藏蓝呢子大衣。“等哪天不炒瓜子了，我就穿这个去逛解放路。”她摸着大衣领口笑，眼角皱纹里积着煤灰，转身在镜子前反复比划，罩衣没脱，头发沾着碎屑，眼里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我曾以为这些新衣是给娘家亲戚的“接济”——她总把半新的碎花衬衫改小了塞给我，说“你穿比表姐们好看”。直到有一年收摊后，她对着镜子试穿一件粉绸衬衫，罩衣没脱，后颈磨出的毛球扫过衣领，忽然轻声说：“我小时候偷看过地主家小姐穿花裙子，转圈圈时像朵云。”她指头抚过衣襟上的盘扣，像摸着什么宝贝，“现在有钱了，却没办法显摆给你爷爷看了。”

表哥表姐成家后，总嫌她买的衣服老气。表姐把碎花衬衫揉成球扔沙发时，姑妈没说话，捡起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回箱子最底层。那晚我听见厨房传来叹气声，煤炉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得像一片风干的菜叶。“她们不懂，”她后来往我手里塞新织的毛衣，“有些衣裳不是穿给别人看的，是穿给自己看的。”

一九八八年我成家搬离时，姑妈的木箱里已攒了几十件新衣。她往我包里塞了两套带吊牌的时装，都是时下流行的米色风衣和碎花连衣裙：“你穿好看，别学你表姐们挑三拣四。”布料滑过掌心时，我忽然想起她出嫁时那件红花棉袄——母亲说，那是奶奶借了三家才凑齐的布。

千禧年过后头一年，姑妈在码头摔了一跤，上医院却查出了肺气肿。究其原因，是姑妈炒焦货，长期吸入了有害烟尘。姑妈执意要表姐打开木箱。阳光斜斜切进屋来，照见那些没沾过灰的衣裳——蓝的像长江水，红的像晒谷场的辣椒，叠得比供销社的货架还齐整。“帮我把那件黑呢子大衣穿上，”她攥着我的手，指甲因剥板栗变得粗糙，“你姑妈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体面的衣裳走亲戚呢。”

布料滑过她嶙峋的肩胛骨时，我闻到樟木香混着消毒水的味道，忽然想起七岁那年她递来的油饼，焦香里混着糖桂花。此刻她躺在洁白的床单上，黑呢子大衣衬得脸色柔和，像终于等到了不用摆摊的晴天。“你们看，”她望着围在床边的儿女，声音轻得像羽毛，“我的新衣服是不是也挺好看？”

姑父的哭声比长江水还响。这个一辈子没说过软话的男人，颤抖着握住姑妈的手，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桥珍，我早该带你去逛解放路的……”姑妈笑了，眼角皱纹舒展开来，像晒谷场上展开的旧麻袋片，终于卸下所有重量。出殡那天，江风掀起她的蓝布衫，恍惚间又看见那个踮脚晒红薯干的少女，把苦难晒成了糖。

如今我打开那只木箱，樟脑丸气味里总混着炒板栗的焦香。三十七岁时的藏蓝大衣挂在衣柜里，标签还没摘——姑妈说过，等我结婚时穿。摸着那些带折痕的布料，忽然明白她藏了一辈子的，不是新衣服，而是对生活滚烫的、从未熄灭的热爱。就像她黎明前点燃的煤炉，烟熏火燎里，始终煨着一颗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心。

姑父在姑妈走后常坐在码头上，望着江水发呆。有一次，我看见他手里攥着块碎花布——那是姑妈没来得及改的衬衫边角料，在风里飘得像一片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