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在古人的眼中,是个异样的月份。《礼记》里说:“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夏至的白昼最长,阳气盛极而阴气始生,万物便在这阴阳交争中显出分野来。《说文解字》亦言:“午,啎也。”五月之气,阴逆于阳,竟至于“冒地而出”了。
彝人的先辈,对此大约别有一番理会。端午前后,山间的索玛花早已谢了,而野杨梅却红得发紫。寨子里的毕摩们便忙碌起来,用艾草扎成小人,挂在门楣上。艾草的苦香与杨梅的酸甜混在一处,竟调和出一种奇异的气味来。女人们将五彩丝线编成细绳,系在孩童的腕上,说是可以“避五毒”。其实何止五毒,这丝线里缠着的,分明是母亲们对“死生分”的恐惧罢。
山里的阴阳之争,向来比平野更为剧烈。白日里,太阳烤得石头都要裂开;一到夜里,寒气却又从地缝里钻出来,刺入人的骨髓。彝家的火塘便终年不熄,大约是要镇住那“冒地而出”的阴气。端午这天,家家户户还要饮雄黄酒,酒色橙黄,喝下去,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酒过三巡,汉子们便赤着膊跳起“左脚舞”,脚步踏得尘土飞扬,竟是要把潜伏的邪祟都踩死在泥土里似的。
而最奇特的,莫过于“赶药神”的旧俗。据传五月百草皆药,彝人便背着竹篓,唱着古老的采药调,到深山里去“抢药”。这哪里是采药,分明是与天地争夺那一线生机。归来时,篓中的草药还带着露水,而人的鬓角却已经沾满了白霜。
如今城里的端午,只剩了粽子与龙舟。而楚雄的山中,那些艾草人、五彩绳和雄黄酒,依然在固执地对抗着五月里“阴阳争”的宿命。
粽糕飘香
端午的美食就要数粽糕了,彝家的妇人早早地起了身,将泡好的糯米拌上腊肉丁,又撒一把野生的香茅草,裹进新鲜的芭蕉叶里。这哪里是简单的粽子,分明是山野的馈赠与彝人智慧的结晶。
记得古书上说,东汉时便有猪肉粽子,魏晋人爱在粽里裹“益智仁”,唐朝人讲究“莹白如玉”的糯米,宋人又别出心裁地塞进杨梅。而今彝家的粽糕,却自有其独特的风味。他们不用那“九子粽”的繁复,也不效仿清代火腿粽的精致,只将山里的味道包进叶中——腊肉是自家腌的,香茅是坡上采的,芭蕉叶是清晨新摘的。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粽糕的香气便从锅盖缝里钻出来,与山间的云雾缠绕在一处。彝家汉子从田间归来,远远地嗅到这气味,脚步便不自觉地快了几分。孩子们早已围在灶边,眼巴巴地望着那冒着热气的锅。
彝人的粽糕,咸中带辣,辣里透香,与江南的甜粽、北方的白粽皆不相同。两千年来,粽子花样翻新,咸甜之争从未止息,而彝人却在这山坳里,默默守着自己的一方风味。
艾叶芳香
五月的风掠过,田地边便浮动着艾草的清苦。彝家阿嬷攀上崖坡,指尖掠过那些锯齿缘的苍绿叶片,露水沾湿了筒裙上的绣花——她采的不是草,是端午时节大地的馈赠。门楣上新悬的艾束还带着山岚气息,与火塘边煨着的雄黄酒一道,在木楞房里织成驱邪的网。
这雄黄酒里泡着彝人的智慧:红土高原的矿脉深处掘出的晶石,与苞谷酒在土陶坛里缠绵三年,开坛时连盘旋的蛇虫都退避三丈。老毕摩说,饮此一杯,可压伏暑气里蠢动的瘴疠,正如艾草烟熏过的屋檐,毒蛛不敢结网。
寨子里的少年却偏爱将菖蒲根削成剑,学着钟馗模样,在寨中串游。他们不知千年前中原诗人“赠我一枝艾”的雅趣,只晓得当艾香混着酒香漫过梯田时,山鬼也要绕道而行。火把节尚远,但端午的雄黄已染黄了彝人的指甲——那是他们写给盛夏的护身符。
彩线系端阳
步入五月,彝家寨子里的阿嬷翻出珍藏的五色丝线,指尖翻飞间,一缕缕金、青、白、赤、黑便缠绕成端午的符信——那是从唐宋诗卷里流淌而下的古老智慧,亦是彝山与中原共织的岁月图腾。
苏轼笔下“彩线轻缠红玉臂”的温婉,在彝乡化作了另一种鲜活:孩童的腕上系着丝线拧成的“百索”,姑娘们的发辫间缀着绣了太阳纹的布符,连蒸笼里棱角分明的苦荞粽,也以五彩丝线捆扎成欧阳修词中“五色新丝缠角粽”的模样。彝人信万物有灵,他们将丝线浸染松烟、茜草与密蒙花的汁液,让金木水火土在经纬间流转,仿佛这样便能牵住天地之气的平衡。
待到端午后的第一场雨落,寨老会敲响铜鼓,人们解下彩线抛入溪流。丝线载着旧岁的晦涩,随雨水漂向远方的金沙江。而火塘边新绣的虎头荷包早已备好——那虎额上的“王”字,是彝人用倔强针脚续写的另一道辟邪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