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艾青的诗句穿越八十余年时光,依然叩击着当代人的心灵。这嘶哑的歌声里,是对土地的深沉眷恋;穆旦笔下“带血的手”的拥抱,则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我们分明听见了新时代的土地歌者那饱含深情的吟唱——他们用汗水浇灌田野,用智慧点亮乡村,用生命诠释着对这片土地最炽热的爱。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土地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情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思,都是土地给予诗人的精神滋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种对土地的依恋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代居住的哈尼族人用一千三百年的时光雕刻大地,创造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农耕奇迹。他们的每一道田埂都是写给大地的情诗,每一株稻穗都是对土地的礼赞。乡村振兴首先要唤醒的,正是这种根植于土地的文化自觉与生命认同。
当代乡村建设者正以“带血的手”开拓前路,他们的奋斗与牺牲谱写着新时代的田园诗篇。黄文秀放弃城市优渥生活,扎根广西百色扶贫一线,将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用科技染绿荒山秃岭,创造“富岗苹果”等农业品牌。在浙江安吉余村,村民们忍受转型阵痛,关停矿山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转身。这些乡村振兴的践行者们,如同穆旦诗中那个站起来的民族,用伤痕累累的手掌抚平大地的创伤,用坚韧不拔的意志重塑乡村的容颜。他们身上闪耀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乡村振兴需要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诗意对话”,让两种文明形态和谐共生。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诗意不应是城市的专属,乡村同样需要被赋予审美的尊严。在江苏昆山锦溪镇,设计师们保留江南水乡肌理,将现代美学生活方式植入传统村落;在陕西袁家村,能工巧匠复活传统手艺,让关中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感叹:“乡村生活的甜蜜,在于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当城市人开始向往乡村的星空与晨曦,当农产品被赋予文化创意价值,城乡之间便建立起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联结。这种联结让艾青笔下“嘶哑的喉咙”有了更丰富的和声,让穆旦诗中“带血的拥抱”转化为温暖的牵手。
站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节点回望,那些深爱着土地的歌者从未远去。从《诗经》里“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的吟唱,到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告白,再到今天无数建设者用行动书写的时代篇章,对土地的挚爱始终是中华民族最动人的精神底色。当我们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寸土地,以创新精神激活每一份乡愁,乡村振兴就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文明的复兴。这片土地上的歌者,终将以更加嘹亮的声音,唱响属于新时代的田园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