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

一条窄窄的悠长的小巷，两边是高高的土墙。土墙里的房子也大都是土坯的，有着厚厚的木板门和结实的木格窗。夕阳下，老榆树和老枣树的影子，斜斜地画在天井里。而小巷的青砖地面上，则是土墙和土房厚重的阴影。那些青砖在脚步的踩踏下，在车轮的碾轧下，在风雨的侵蚀下，慢慢变得光滑，又慢慢破碎且坑坑洼洼。

没有风的黄昏，屋顶上的炊烟一缕缕地升起来，直直地向上，又缓缓地散到老树的枝杈上，垂到青砖的地面上。风箱呼哒呼哒响，大铁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唱。粮食的香气和柴草的烟火气，在幽深的小巷里交融汇集，久久不肯散去。

当红红的夕阳，隐在远处黛色的林子里，青灰的暮气就从林子里漫过来，清凉而又温柔地漫进小巷里。此时，姥娘就会扎着粗布围裙走出天井，站在小巷里唤我的乳名。而我就会从高高的土寨墙上溜下来，就会从无人居住的荒宅里钻出来，小马驹一般跑回姥娘家吃饭。脏兮兮的小手，脏兮兮的脸。有时玩得野了跑得远了，姥娘就会去大街上寻我，去田野里寻我。那“回家吃饭”的喊声，悠长且慈祥，充满泥土的气息和古老的韵味。

独自一个，我是不愿跑到大街上去的，不敢跑到原野上去的。怕谁家的小黑狗，呲着尖尖的牙齿咬你的屁股；怕谁家的老山羊，亮着弯弯的犄角顶你的胸脯。更怕见到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者，不知如何称呼，是叫“舅”还是叫“姥爷”什么的。而此时，就需要梅姨来保护我，就需要梅姨来指点我。有了梅姨，我也就扬起小脸挺直腰杆，什么都不怕了。

梅姨大我四岁，高我半头。有着白净的皮肤，白净的牙齿。一对乌溜溜的眼睛，两条黑油油的辫子。阳光里的白莲花一般，谁见了都会喜欢。母亲就不止一次说过：“俺小梅银盆大脸，长大了准能嫁给个状元。”听母亲如此说，梅姨就红着脸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花枝乱颤，阳光灿烂。梅姨的笑是极具穿透力的，极具感染力的；就像清晨穿过雾气和林地的第一缕阳光，温暖且明亮。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可梅姨的清爽如风的笑声，却没能给她带来好命。

我的姥爷弟兄六个，大都居住在那条幽深的小巷里。梅姨是五姥爷的养女，尚未断奶的时候，就从马颊河北岸的大刘庄抱过来。五姥娘没有生育，没有奶水，就从邻家买来一只老母羊，挤出羊奶给梅姨喝。听五姥娘说，梅姨小时候喝奶很有劲的，光奶嘴就嘬破了七八个。五姥爷笑呵呵地说：“这孩子皮实，好养活。”成天价金枝玉叶一般，拿梅姨爱惜着宠溺着。

那时候五姥爷是生产队的队长，收入比社员们要多些，日子也就过得不错。梅姨的裤子兜兜或者褂子荷包里，经常装着一些零食，几块梨膏糖、一捧葵花籽什么的。只要跟着梅姨去玩，我的小嘴里就时常有瓜子可以咀嚼，有糖块可以品尝。有时，梅姨会把我领进小巷尽头的代销点里，花两分钱买一个大米花给我。或者用秫秸莛缠一点糖稀，教我如何绕来绕去，将那褐色的糖稀缠绕成奶白色。

而梅姨辫子上的红头绳，鬓发上的黑别针，也是从那家代销点里买来的。梅姨扎辫子的时候，两只洁白的小手就像变魔术一般，绕来绕去两根乌亮的麻花辫子就扎好了，就俏伶伶地搭在肩上了。梅姨梳妆的镜子，是长方形的梨木框的。玻璃镜面上画着碧绿的柳丝和嫣红的桃花，还有三五只燕子在柳丝桃花间飞舞着。那梳头的木梳则是桃木的，弯弯的像半个月亮。母亲说桃木吉利，能够辟邪驱秽气。

梅姨的脾气，有三分之二像个女孩子，有三分之一像个男孩子。我之所以每次去姥娘家，都会黏在梅姨身边，一是因为嘴馋，二是因为跟在梅姨后面有安全感。谁家的狗子冲着我瞎汪汪，梅姨就会捡起砖头冲着它砸过去，吓得那小狗夹着尾巴逃进了院子里。谁家的大鹅，伸长脖子咬住我的裤腿不放，梅姨就会将它擒住，在空中抡那么三五圈，使劲远远地抛出去。而大获全胜的梅姨，也会咯咯咯地笑个不停，露出十几颗白得发光的牙齿。

梅姨的笑声，就是姥娘家那条寂静而幽深的小巷里，盛开的一树石榴花，为青砖的地面和单调的土墙，增添了一抹明丽的颜色。就像水墨的宣纸上，在黑白的色调中画了一朵红红的荷。这春风一般的笑声，是梅姨所特有的，也是我乐意和梅姨黏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了。似乎只要和梅姨呆在一起，你也就没有了烦恼和忧郁，可以心情舒展益寿延年。

五姥爷走得早。那处老旧的大院里，若是没有了梅姨，五姥娘真不知该如何活下去。梅姨还在的日子，准确地说是梅姨还没结婚的日子，五姥娘也是爱笑的。一笑起来，那本来就不大的眼睛便会眯成一条细缝，又在细缝中闪出和煦的春光来。

姥娘家那条小巷，上了岁数的人颇多，而年轻人却一辈比一辈稀落。甚至于到后来，许多人家都荒芜了，只剩下些残破的土墙和坍塌的老房。老杏树和老枣树枯死，灰菜和猪毛蒿却疯了一般生长。人去宅空，便居住着许多老鼠、黄鼬和长虫。作为小巷里为数极少的年轻的女孩子，梅姨自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走到谁家，都有老人慈祥的目光抚摸她，都有长辈爱怜的神色抚慰她。这或许也是梅姨活泼开朗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若是哪一天，小巷里听不见梅姨咯咯的笑声，那些老人就会捯着小脚或弯着腰，走进五姥娘家的小院子，开口便问：“俺小梅不在家吗，出远门啦？”

而当梅姨的笑声，真正从这小巷里永远消失之后，那些尚在的老人都垂着泪不敢相信。五姥娘更是哭得昏死过去，躺在地上没了气息。慌得舅舅和妗子好一阵捶打按摩，五姥娘才从另一个世界走回来。没有哭声，眼睛却是空洞的，仿佛灵魂早已随着闺女去了。从舅舅口中听到这消息，母亲眼圈红红的，好一阵子才说：“这傻孩子，爱说爱笑的。”说着，眼泪也就掉下来了。而我也是一阵沉默，心里的酸涩慢慢上升慢慢变浓，慢慢充溢了鼻孔。甚至感觉那原本温馨的姥娘家的小巷，突然变得冷漠而悲凉。

其实在梅姨走之前，她的笑声已经远不如以前那般稠密，那般阳光四溢。甚至逢年过节，我在小巷里或者小院里碰见梅姨，察觉她的脸上隐藏着些许阴郁。就像一朵正在盛开的花，突然遭到狂风暴雨的摧折，虽然尚未凋落，却失去了以前的颜色。我从来都没问过梅姨生活如何，有什么不如意的。毕竟都成家了，都成熟了，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无话不说，问这问那的。只在姥娘、母亲和妗子零星的闲聊中，渐渐弄清了梅姨的不幸。

五姥娘家的宅子在小巷的西侧。木板大门上刷着黑漆，黄铜的狮子吞口，衔着黄铜的门环。门前还立着一对石鼓，底座上刻着祥云、荷花之类的纹样；鼓面上刻着四只小狮子，意思是“四世同堂，人丁兴旺”。门槛高一尺二寸，要想迈进去必须多加小心。母亲第一次领着我去给五姥爷拜年，因为年纪小腿短，便被门槛绊倒磕破了嘴唇。心疼得五姥娘一个劲地给我擦拭，又舀来一瓢凉水让我漱口，让我含在口中，说是可以止血止痛。虽说我没有哭，梅姨还是拿了一块薄荷糖塞进我嘴里。又破开一包点心，挑一块千层酥给我吃。

五姥娘家的宅院是很大的，五间正房，三间西厢房，三间东厢房。西侧还有一个跨院，种些枣树、杏树、茄子、豆角什么的。堂屋和里屋之间有木隔扇，上面雕着牡丹、梅花、金莲，古色古香的样子。就连五姥爷坐的那把太师椅，听母亲说也是紫檀木的，颇值几个钱。仅从外表看，五姥爷的家业就比我的姥爷富足许多，大气许多。听母亲说，五姥爷年轻时跟着岳父跑茶叶生意，家中多少有些积蓄。

也正因如此，五姥爷的脾性就有些傲气，对那些穷苦人家就有些瞧不起。那年月虽说实行了计划生育，可对早婚早育却管得不甚严格。一些富裕人家的孩子，十五六岁也就订婚了，甚至结婚了。梅姨性喜玩耍，不喜读书。高小毕业，虽说考上了镇里的初中，却嫌路途遥远，没有去学校报到。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班主任，三五次前来规劝，都被五姥爷回绝了，说：“女孩子家，认识大面上的字也就行了。”说得班主任一个劲摇头叹气。辍学在家的梅姨，整日里帮着父母烧水做饭，刷锅洗碗；或到农田间浇水除草，提苗喷药。梅姨高高的个子，颇有些力气。干地里的活不怕脏了衣裳，也不怕大汗流淌。农活再忙再累，也不耽搁她嘻嘻哈哈地笑。似乎任何事情，都不会给他带来烦恼。

家有桃花香，那些说媒提亲的就蜜蜂一般涌进来，踏破了鞋底，磨破了嘴皮。可五姥爷一律置之不理，说：“闺女还小，不用着急。”背地里却已寻觅好了目标，打定了主意。

姥娘居住的村子叫于庄，二百多户人家，也算是比较大的村落。村子东头有一户姓王的，女人种地，男人跑轴承生意。从临清烟店那边买一些便宜的轴承，然后贩卖到淄博那边去。也不知能赚多少钱，反正买了村里的第一台彩电，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拖拉机。他的儿子大勇，也时时骑着日本进口的本田，穿着西服皮鞋去镇上赶集，去县城里买东西。电子的手表、双卡的录音机，都是村里人没见过的稀奇古怪东西。

那大勇我见过三五次。偶尔在大街上或者在代销点里遇见，他总会喊我母亲“姑奶奶”，甚至称呼小小的我为“叔”。说话很亲热，眼神也很活泛。见了五姥爷，更是一口一个“老爷爷”叫着，掏出带过滤嘴的香烟递过去，用很洋气的打火机点上。辈份虽小，年纪却要大梅姨一岁。

梅姨十五六岁时，我也就十一二岁了。因为经常在姥娘家居住，和小巷里的所有人也就熟识起来，和大街上的部分人也就熟识起来。出去玩耍也就不再需要梅姨引导，遇见小狗大鹅什么的，也不再吓得逃跑。可每次走进那条幽深的小巷，就有一种和梅姨见个面的念想，就想再听一听梅姨喜鹊般喳喳的笑声，就想再看一看梅姨桃花般粉红色的笑容。

梅姨家的院子，我再熟悉不过了，尤其是那个可以吃到脆枣和黄杏的西跨院。若在初夏或者初秋过去，那小小的园子里就会寻觅到许多情趣。翠绿的黄瓜和半青半红的西红柿，都可以随意摘下来吃。爬到高高的树枝，去摘那些甜甜的杏子和脆脆的枣子，更是我喜欢的事。调皮的时候，我还会故意将枣子掉在梅姨的头上，然后笑嘻嘻地看梅姨如何故意撅起嘴，故意拿白眼珠看我。

只是长大后的梅姨，多了很多心思。有时笑着笑着，就戛然止住了。有时你觉得她该笑，可她却绷着红红的嘴唇望向远方，或者望向飘着白云的天上。

一年暑假，我又去梅姨家的西园子里。还没走进篱笆门，就望见梅姨站在西面的矮墙边，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丝瓜，和西邻居家的男孩子说话。那男孩的岁数和梅姨相仿，好象名字叫“大刚”。长得浓眉大眼，高高壮壮，不爱说话却爱咧着嘴笑。梅姨的笑声很大，离着三二百米都能听见。而大刚的笑却是含蓄的，往往并不发出什么声音，只是咧一咧厚实的嘴唇。

我似乎不止一次，看见梅姨和大刚隔墙相望。有时好像嘁嘁喳喳说着什么，有时好像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望着。春天里，梅姨喜欢在西墙根种几棵丝瓜，种几棵扁豆。而到了夏天，那些丝瓜和扁豆的藤蔓就会爬满矮矮的土墙，就会开出金黄的和紫红的花朵。引来许多蜜蜂嗡嗡闹着，招来几只蝴蝶翩翩舞着。若是梅姨家的丝瓜和扁豆，将果实结在矮墙的另一面，那个叫大刚的男孩，就会将丝瓜和扁豆角摘下来，隔着墙头递给梅姨。若是五姥爷、五姥娘在家，梅姨笑一笑也就扭头走了。若是家中没有别人，梅姨就会在矮墙边站一会儿。说话声和笑声，都比平时安稳了许多，轻巧了许多。

听姥娘说，这些事五姥爷和五姥娘早就察觉了，将梅姨好几顿数落。可因为俩家离得太近，那堵墙又过于低矮，父母的唠叨和责怪，也就没能隔断梅姨和大刚的联系；就像那些丝瓜秧和扁豆秧，照例年年爬过西墙去。五姥娘就气哼哼地说：“把墙头垒高了，垒它一丈多高。”五姥爷说：“墙头高有什么用，能挡住她的腿，可不能隔住她的心。”五姥娘说：“那总得想个办法，可别让那穷小子把咱闺女拐跑了。”五姥爷就抽着烟卷，一阵子咳嗽。憋得老脸红紫，好一阵才吐出一口粘痰来。

这些话我并未听到，是正月初三去姥娘家拜年时，在妗子和母亲的东拉西扯中得知的。妗子还说，那个大勇早就对梅姨动了心思。买了天津“海鸥”的手表，上海“永久”的洋车子，偷偷地给梅姨送过来。可梅姨不要，任凭他怎么敲门，就是紧紧插死不肯打开。

于是五姥娘就在那年的春节，对梅姨展开了心理攻势。她整天价在狭长的小巷里走来走去，挨家挨户动员我的姥娘们、妗子们、姥爷们、舅舅们，以车轮战的方式去劝说梅姨。让梅姨放弃对大刚的心思，抓紧嫁到王家去。诸如我的母亲这些嫁出去的姑娘，也在五姥娘的动员之列。于是整条小巷里的男人、女人，三个一伙两个一拨，纷纷走进五姥娘家的院子里，几乎将门槛踢破。唯独我的姥娘没有参与进去，冷着脸对五姥娘说：“我看那个大勇是个不着调的家伙，成天价穿得花里胡哨的，说话一套一套的。”又说：“大刚那孩子虽说爹死得早，家里穷点，可下力干活说话办事，都踏踏实实让人放心。”

姥娘的话，似乎给梅姨的婚事下了一个定论，或是下了一个魔咒。当梅姨走后，五姥娘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偌大的院子里，拖着黑黑的影子，挪动着小脚，佝偻着脊背，那样子的确令人可怜。每每聚在一起闲聊时，小巷里的人都说五姥娘命苦，男人刚死了三年多，闺女就上吊死了。姥娘却说：“都是她自找的，好好一个闺女让她给害死了。”说完兀自叹口气，好一阵子不再言语。

大勇那个人我自然不甚了解，只是听姥娘和妗子说，结婚三年之后，他对梅姨就不怎么亲热了。借着跑生意的机会，在淄博那边瞎混，下赌场逛窑子什么的，好像还包养了一个女人。一向嘻嘻哈哈的梅姨，其实也是个有脾气的，有性子的。不止一次跑回娘家来，又不止一次被娘家人送回王家去。在这无休无止的折腾里，梅姨渐渐消瘦。曾经白嫩光滑的脸蛋，也渐渐失去了光泽。话语和笑声渐渐少了，整个人渐渐变得沉默。

一年春节，在小巷里遇见梅姨。梅姨似乎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听见我喊“梅姨”时，只是礼节性地笑笑，问我过年好不好，父母的身体好不好。出于关心，或是出于疼爱，我本想问一问梅姨婆家那边的事。可看见她那落寞的样子，我又于心不忍了，不忍再次揭开她的伤疤，露出里面淋漓的鲜血来。于是我和梅姨就在幽深的小巷里，面对面站着，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已经西斜的太阳，再一次将房屋和土墙的影子拉长，阴暗地笼在小巷里。那些老榆树和老枣树失去叶子和果实，瘦瘦的影子横过小巷，又折一个弯印在土墙上。鞭炮的碎屑，稀薄地洒在小巷残破的青砖地面上，红的像桃花，白的像雪花。

自从梅姨出嫁之后，这小巷里就越发寂寥，除了老人偶尔的咳嗽，就是麻雀们一如既往的鸣叫。甚至在夜晚，都听不见鸡鸣和犬声。

五姥爷病情的加重，是在梅姨结婚三四年后。他的咳嗽越来越厉害，经常憋得喘不过气来。女婿送来的好烟好酒，再也无福享受。临走的那个冬天的夜晚，他拉着梅姨的手说：“妮，好好过日子，好好活着。”说得梅姨默默点头，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流。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五姥爷似乎已经洞悉了女儿心情，已经隐隐感觉到了来自女儿内心的伤痛。

可五姥爷的嘱托，并没能真正让曾经开朗的梅姨，再一次开朗起来。三年之后的一个春天，梅姨吊死在五姥娘家那棵老枣树上。而温暖炕头上，她三四个月大的女儿晓晓，裹在棉被里不停地哭闹。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我的舅舅和妗子。当他们把梅姨托下来时，梅姨早已没有了呼吸，曾经温热的身体，已经侵满了凉意。那时节枣树刚刚发芽，嫩得发黄的叶子，在明媚的阳光下几乎是半透明的。西园子里，丝瓜和扁豆刚刚从泥土里拱出来，刚刚见到人间的第一缕阳光。

梅姨吊死的事实，让整个小巷里的人都不愿意相信；又不得不望着梅姨，被救护车象征性地拉出去。可那些白衣使者，亦不能给他们以希冀，亦不能将一个爱说爱笑的闺女还给他们，还给这条幽深而寂静的小巷。

那之后，我再也不和那个叫“大勇”的人说话，甚至再也不愿意，走进五姥娘家偌大的空荡的院子里。那棵粗壮的树干略略弯曲的老枣树，令我心悸。还有那段矮矮的土墙，那段生着绿色苔藓的，曾经开满丝瓜花和扁豆花的土墙。土墙的那一面，也有一棵老枣树静静地立着。用黑色的树干和灰色的树枝，支撑起一片绿色的叶子和红色的果子。只是再也不见那个叫大刚的男人，隔着矮墙，露出一张朴实的脸庞。

那条每天都涂抹一次黄昏的小巷，狭窄而悠长。失去梅姨，失去梅姨的笑声，也许最苍凉的只有那些拖着阴影的土屋和土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