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

凤姐

母亲常说，她的命不全和。生养了三个孩子，都是公的，都是要钱要命的。听说谁家生了闺女，她就羡慕不已。人家还没出满月，就急匆匆赶过去，摸那娃娃的小脸，揉那娃娃的小手，夸赞说：“这闺女多白净，多俊俏，多好。”去谁家串门，看见人家闺女帮着母亲烧火做饭，刷锅洗碗，就感叹说：“还是闺女好，知道疼人，心细手巧。”

人家说：“你喜欢闺女，就再生一个。”母亲笑道：“白搭瞎，政府给结啦，给扎啦。”人家说：“那就抱养一个，不也管你叫娘，跟亲生的差不多。”本是一句玩笑话，却石头一般扔进潭水里，激起了母亲的涟漪。

围着锅台嚼萝卜咸菜，喝小米稀粥的时候，母亲就跟父亲唠叨：“咱抱养个闺女吧，看看哪里有合适的，等老了也好有人心疼，有人伺候。小子家粗枝大叶的，哪有闺女心细。”父亲白愣着眼珠子说：“还嫌吃饭的少啊？还嫌操得心少啊？”一句话说得母亲不再吭声，只低头喝她的小米粥。

那之后，没能生下一个闺女，没有一件贴身的小棉袄，就成了母亲心底最大的缺憾，难言的遗憾。幸喜我有一个堂姐，叫“凤”，是伯父家的闺女，大我十余岁。凤姐是那种内向的女孩子，白净秀气，不太爱言语。

她领着我挖野菜的时候，只说这种菜叫什么，那种菜叫什么。荠菜、灰菜、苣荬菜，是最好吃的；地黄、麦蒿、猪毛蒿，是不能吃的。此外，就很少说什么了，只偶尔说：这苦菜花多好看呀，这地丁花多好看呀。我缠着她讲故事，凤姐就讲“周扒皮”，就讲“鸡毛信”，就讲“邱少云”。她讲故事也不怎么好听，干干巴巴的，还微微有些脸红，远不如长大后读到的课文写得生动。原野上满是春天的风，蒲公英黄黄，麦苗儿青青。一个扎麻花辫的少女站在春天里，脸颊泛着桃色的红。那样的情景像纪录片一样，被我的脑海拍摄下来，一直留存到现在。

和凤姐呆在一起的时光，我的心情总是愉悦的，总是恬静的。你不必担心迷路，也不必担心草丛里，会哧溜钻出一条蛇来，吐着分叉的信子，露着尖尖的牙齿。身上的花纹或白或绿或红，令人脊背发冷。因为有凤姐在，她定会将我护在身后，挥舞镰刀，将那可怕的东西吓走。凤姐说，蛇就是小龙就是神灵，可不能伤了它，更不能害了它的性命。凤姐的心，有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柔软和温暖。她从不像别的孩子一样，折断天牛的触须，踩断马蛇的尾巴，捉住一只蚱蜢，拎着它的腿玩耍；就连脚下有蚂蚁，她也会绕过去。我说：“土这么松软，踩不死的。”凤姐说：“踩不死人家也会疼，人家就是不会说话，不吭声。”

可心地善良的女人，未必就有好命。有时恰恰相反，你越是心善，越是受人欺负，越是辛苦劳碌。凤姐的命就是如此，最起码前半生是如此。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累。

其实凤姐一辈子，也没让谁欺负过，有父母爱着，有叔婶疼着，有兄弟们护着。谁要是动她一指头，我们这一大家子都会冲过去，和那人说文动武。说到根，凤姐的不幸来自她的命，来自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我的伯父就俩孩子，凤姐是老大，下边还有一个兄弟叫“生”，也就是我的堂兄。堂兄在我们这个三二百人的小村，算是个高文凭。读完高小读初中，读完初中，又考上了镇子里的高中。在高中，学习成绩也不赖，班里四十多个人，回回考试都是前几名。村里人夸赞说：“你家小生有脑瓜，考个大学那是手拿把掐。毕了业一分配就月月拿工资，顿顿吃国粮，自己享福，当老人的脸上也有光。”听人家如此说，伯父心里自然是美的，嘴上却道：“他哪有那本事，人家学习好的有的是。”

有时喝点小酒，伯父就对凤姐说：“要是你兄弟考上大学，我的班就由你来接。天天往办公室里一坐，比摆弄土坷垃强多了。”说得凤姐心里痒痒的，眼神亮亮的。伯父是县供销社的会计，打年轻就划拉账本，拨拉算盘。日日穿着干净的皮鞋和中山装，去城里上班，一辆凤凰自行车擦得锃明瓦亮。在村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谁见了都要主动打声招呼。

凤姐也是个有文化的，虽未考上高中，抽屉里也有初中毕业证。字写得不孬，算盘珠子也打得好。若是接了伯父的班，就算不能当会计，也是供销社的正式一员，不用一辈子都窝在乡野种地。有了如此的盘算，村里的六奶奶登门提亲，她也就瞧不上眼。六奶奶说：“这小伙可不错，是个有墨水的就在李庄联校教书，长得又白净又稳重。”伯父说：“不急不急，闺女还年轻。”

可计划不如变化，老天爷不下雨，地里就难长庄稼。偏偏生哥不争气，第一年没考上，复了一年课又没考上。觉得颜面无光，就整日闷在小西屋里，门板上写了“闲人免进”四个字，谁喊也不出去。伯母怕儿子憋出毛病来，就催促男人说：“你抓紧退休吧，有了班上，咱孩子也就不闹心了。不是说，往后就不兴接班这玩意了，大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于是伯父就匆匆退了下来，安排儿子去了供销社。

如此一折腾，凤姐接班的梦也就落了一个空。整日垂着眼睛蹙着眉头，本就话语不多的性格，嘴唇自然就闭得更紧了。见凤姐如此消沉，我母亲就有些不落忍。包了三鲜馅的饺子送过去，抚着肩膀说：“多吃几个，身子可是自各的。”凤姐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嚼着嚼着就哽咽着哭了，眼泪吧嗒吧嗒地落。母亲搂在怀里安慰说：“咋过都是过，咋活都是活。种地的就不是人，就比上班矮三分？”好一阵宽慰，凤姐才有了些精神，拿起筷子把饺子全吃了。看着凤姐鼓起的圆润的腮帮，母亲的心也渐渐松快，渐渐舒爽。

母亲一直拿凤姐当自己的闺女。树上的桑葚红了，提着竹篮送过去；枝上的杏子黄了，提着竹篮送过去。蒸个包子，煮个饺子，也不忘让凤姐尝一尝，问：“好吃吗，香不香？”每逢过年，总不忘到镇子上赶个集，给凤姐买一身花衣裳。冬天里买“格子呢”，夏天里买“的确良”。

有一回，我用墨水把凤姐的新衣裳弄脏了，气得凤姐红着脸，到母亲那里告状。母亲黑着脸，一巴掌扇在我屁股上。凤姐却又心疼了，抚摸着我的屁股说：“打疼了么，打红了么？”我说：“你自各脱下来看看。”羞得凤姐红着脸，在我耳朵上拧了一把。

二十多岁了，既然不能去城里上班，就得考虑找婆家的事情。母亲说：“你六奶奶说的那个小伙，还真不错。俺见过，瘦高个，文文气气浓眉大眼的。”凤姐很相信母亲的眼力，听母亲如此说也就微微点头，脸颊上氤氲着少女特有的那种害羞。

可凤姐和母亲都未料到，结婚竟会如此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凤姐的对象叫“阁”，名字像他的脾性一样雅致，是那种典型的教书先生。稳重文气，略显瘦弱，言语不多。两个人脾气倒也合得来，从未大吵大闹过。只是婆家的状况不算好，结婚三两年公公就得病死了，有事没人商量，有活没人帮着。婆婆也是个体弱多病的，每日里咳嗽，需经常抓药熬药；干不了农活，看不了孩子，也做不了饭。一闻见烟火气就咳嗽不止，脸和脖子都憋得红紫。

那时已经包产到户，十几亩沙荒地都需凤姐一个人打理。耪草，疏苗，浇地，喷药，整日里上半身是汗，下半身是泥。锄草、整枝之类的小活，凤姐也就一个人干了，累点忙点也不算什么。可有些大活，一个妇女是干不了的。譬如浇地，一百多斤的离心泵，三百多斤的柴油机，一个弱女子怎能摆弄。就是个大男人，没有个帮手，也很难把那俩大铁疙瘩调理得顺垄。我那姐夫，又是个极认真的书生，每日里骑着旧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学校教书，风雨无阻，几乎从不耽误。虽是个民办教师，却比那些吃国粮的还要认真，还要负责任。若是让他请几天假，忙一忙地里的农活，就板着脸说：“孩子是祖国的，庄稼是个人的。怎么能为了个人的庄稼，耽搁祖国的孩子呢。”说得凤姐红着脸说不出话，撅着嘴独自干农活去了。

伯父退休后，留在供销社看大门，自然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闺女。幸好，凤姐的婆家离娘家只有三里多地，中间只隔着一条小河。我的父亲、母亲，就经常挤出点工夫，帮着凤姐浇麦子耩棒子，刨长果栽红薯。若是不读书，我也会跑过去，帮着凤姐忙活忙活。十一二岁年纪，棉花地里打杈，长果地里耪草，皆不在话下。更多时候是帮着凤姐看孩子，看护她的儿子“松”，也就是我的外甥。刚开始，是推着摇摇车在天井里溜达，逗他咿咿呀呀学话。渴了就沏点白糖水，饿了就把饼干泡软，一勺一勺往嘴里喂。等小松长大点，会到处乱跑，就牵着他的小手到村口走一走。折一根嫩绿的柳枝，剥下树皮做一支柳笛，教他吱吱地吹。看鸭子和大鹅，在河沟里戏水。

有一回，不知谁家的大黑狗扑过来，竖着鬃毛呲着尖牙，吓得小松哇哇哭着，脸都白啦。我跑过去将外甥护在身后，手中也没个武器，只得扯开嗓门“啊啊”地吼。那黑狗却不怕我，“呜”地一口咬在腿肚子上了。凤姐回来，看见我身上血糊糊的牙印，赶紧骑车驮着我去县城打针。一路上不住问我疼不疼，怕不怕，自各却掉了好几对泪疙瘩。

我家也种着许多地，需要父母披星戴月，日日管理。那年月还没有什么拖拉机、收割机，所有农活都要靠镰刀锄头、毛驴老牛，都要靠一双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自家的农活虽多，可父母仍会挤出时间，隔三差五帮着凤姐忙活。尤其是到了芒种，割麦拉麦，轧场扬场，火火一个大太阳，汗水满脸满身地流淌。一天忙活下来，腰都直不起来，眼皮都撩不开。甚至累得只想喝水，不愿吃干粮。

从天麻麻亮，干到天上一个黄月亮，场院上的麦子总算轧完了。麦粒子堆得像个大坟丘，麦秸秆垛得小山一样。凤姐用湿透的毛巾，给我的母亲擦拭脸上的汗水，给我的父亲扑打身上的麦糠。说：“咱回家吧婶子，咱回家叔。家里有鸡蛋，有白干酒，还有点猪肉。”母亲说：“不了，圈里那猪还没喂呢，驴还没喂呢。”父亲说：“不了，还得回去看场院。天上有几块黑云彩，别把麦粒给淋了。”说着，父亲和母亲就领着我要走。凤姐一把拉住母亲的胳膊，泪珠子扑簌簌落下来了，嗓子哑哑地说：“忙活了一大天，也不吃顿饭。”母亲说：“叔和婶子又不是外人。”抹抹凤姐脸上的泪疙瘩：“不哭啦。日子就得慢慢熬，慢慢就会好。”

月亮无声，将麦垛黑黑的影子印在场院上，将几个人默默的影子印在场院上。月亮不走云彩走。空气里满是汗水的气息，满是麦子新鲜的香。那样的夜晚，那样的情景，总是令我无法遗忘。

后来，凤姐家的日子好过了，拎着大包小包从远方归来，一进娘家大门就脆生生地喊，喊叔，喊婶子，喊我的乳名。母亲从堂屋里迎出去，每一条皱纹里都绽着笑容。说姐姐白了，说姐夫胖了，说小松长高了。捧出长果，捧出大枣，洗了黄金帅苹果，洗了雪花梨。八仙桌上，摆满了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凤姐从包里拿出扒鸡，拿出阿胶，拿出驴肉，拿出父亲最爱喝的“景芝”酒。那种长时间别离的突然欢聚，让土坯小屋里溢满了温馨，溢满了欢喜。

凤姐揉捏着我的耳朵垂说：“你怎不长个了？”我说：“西瓜不长个，熟了；丝瓜不长个，老了。”又和外甥比个头，肩靠肩一站，比我高了半头。那时小松已读了重点大学，在北京那边，正准备着考研。姐夫也通过一个同学的运作，去了胜利油田一所中学教书，且是个班主任，工资福利高得咱庄户人都不敢相信。凤姐也安排在校办企业上班，给买了这个保险，那个保险。数年不见，天各一涯，那种改变有时会令人惊讶。凤姐登着油亮的棕红色皮鞋，衣裳的料子和款式，似乎也是有品牌的，有档次的。且口音不再是纯粹的乡音，里面掺杂了普听话的成分，城里话的余韵。

母亲和我一阵忙活，弄了八道菜肴。果木熏猪肉、黄瓜拌豆皮、油炸花生米、蒜香鸡火腿……虽不算丰盛，可在日子刚刚好转的乡下，也孬好上点档次啦。酒席间，凤姐和母亲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前割麦子的事，栽红薯的事，掰棒子的事。说小松如何胆小，说我如何被黑狗咬。母亲感叹说：“俺妮可熬出头了！”凤姐道：“您不是说，日子就得慢慢熬，慢慢就会好。”俩人就哈哈地笑，笑着笑着，四个眼圈都红了。

灶堂里的火星，尚未完全熄掉；蜂窝煤炉，跳跃着蓝紫的火苗。虽是腊月隆冬，小屋里却暖暖融融，不觉寒冷。酒的香气，糅合着缠绵的话语，也糅合着略显苦涩的过去。熏黑的墙壁上，木壳挂钟滴答滴答响，让我忽然觉得这时光是如此之快，这变化是如此之快。仿佛一眨眼，就是别一个世界。

凤姐一家的改变，来自这社会的改变。在九几年，上边一纸文件，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了正，给买了这个金、那个险。工资从几十元涨到了几百元，从几百元涨到了几千元。尤其是油田那边，各种福利待遇更是极高，更是极好。只是凤姐两人都忙于上班，离娘家又千里之遥，便不再年年回来看望，只是打个电话问候，再邮寄三五百块钱。母亲每每接到电话，便激动得嗓音微微打颤，问那边冷不冷，要不要邮几床棉被过冬。娘俩一说话就是半小时、四十分钟。在伯父、伯母相继离世之后，凤姐回老家的次数就越发稀疏。体弱的婆婆早已病故，叔和婶就成了凤姐最为牵挂的老人。

我的父亲、母亲，也会年年给凤姐邮些东西过去：白胖的长果、红红的大枣、金黄的小米。我的宅院里，有两棵秀气的石榴树。每当石榴熟成艳艳的红色，紫水晶一般的石榴籽，将果皮撑破，我都会摘下来，遥寄给远方的凤姐。她年轻的时候，最爱吃这个。这内敛的石榴，也恰恰适合了凤姐的性格。

我这个不争气的，落魄在乡间的兄弟，依旧留存于凤姐心里。她加了微信，闲来会和我通个视频。视频里，让我猜她的衣裳是什么品牌，让我看她的楼房装修得如何，说沙发是真皮的，衣橱是实木的。天花板上造型复杂的灯，能变化出五彩的光，斑斓辉煌。又说自己考了证，买了车，发动机是纯日本的。催促我：“抓紧办个证买一辆，买合资车，别买国产的。”我苦笑说：“庄户人家买车干嘛，咱也买不起呀。”凤姐就说我思想落后，一没车二没楼，也不琢磨点门路，就知道窝在沙土地里受穷受苦。

姐弟俩说着说着话，我突然感觉自己，和人家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且这种距离永远无法缩短，十年、百年。就像沉默的泥土，之于飘逸的白云；就像爬不上架的鸭子，之于翱翔的雁群。有了这种感觉，和凤姐的话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时无话可说，只是默默听着，就像小学生在听大学教授讲课。凤姐的话，却比以前明显多了。世道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的性格。

以前，我经常主动打电话过去，问凤姐身体如何，问姐夫工作如何。可现在，我甚至害怕凤姐打来的电话，害怕她又会唠叨我，问我日子好不好过，收入多不多。那腔调，仿佛是一个有荣于故乡的贵人，有功于晚辈的长者。尤其是去过加拿大之后，言谈之间会时不时抛出几句英语，说得我如坠五里雾里。凤姐却嘎嘎嘎笑，说道：“亏你还是个高中生，日常口语都听不懂。”我说：“都就着坷垃吃了，拉到茅坑里去了。”尴尬地哈哈哈笑着。

我的外甥松，考研之后就去了加拿大，娶了金发碧眼的妻，入了那里的国籍。很争气，很有出息。凤姐也就母以子荣，办了签证，坐着波音客机去了那里。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天是多么多么蓝，云是多么多么白，湖是多么多么清。钱是多么好挣，人是多么轻松。又说，就是吃不惯西餐。牛奶腥味大，牛排烤不熟。吃块烙饼吧，里边还有水果，甜不啰嗦。那口气，表皮上是褒贬，骨子里却是炫耀，却是自豪。

她已经完全洗净了身上的泥巴，日渐丰满日渐白净的皮肉，涂着浓郁的铅华。那个舞着镰刀保护我的姐姐，已经消失了；那个为了我掉下泪疙瘩的姐姐，已经不见了。那个云遮月的夜晚，掉在麦场里的泪蛋蛋，也早已渗入泥土搜寻不见。那把砍草割麦子的镰刀，也早已在季风中氧化，锈蚀成了黄色的泥巴。

或许是离得太远吧，或许觉得和老家人无话可说吧，反正凤姐打来的电话越来越稀少，就像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稀稀拉拉的禾苗。甚至大年三十也不打一个，也不和老家人问声好。母亲说：“是不是孩子出吗事了？”父亲说：“人家天上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母亲说：“我给孩子打一个，都过年了。”父亲说：“吃饱了撑的。”白愣母亲一眼。可母亲到底心软，打开手机拨了过去。手机里的女人却说道：“您所拨打的手机是空号。”

母亲叹一口气，不再言语。父亲点上一支烟，将青青的雾气喷吐出来。眼睛微微眯着，眉心微微锁着，似乎被烟雾熏到了，又似乎飘渺地回忆着什么。窗外漫天的星光，鞭炮噼噼啪啪响。高悬的灯笼，将朦胧的红色洒在胡同中。电视里挤满了人，挤满了歌声，挤满了笑声。母亲的眼神略显失落，自己命里到底还是不全和，是个没有闺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