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我迟到十年的高考
到1977年底,我已经下乡接受再教育整整十年。此时,我早已没有了当初拔剑四顾的激情涌动,没有了愣头青我行我素的孤傲莽撞,只剩下在乡下干一辈子的无奈和沮丧。
孩子也有了,自己还盖了三间砖瓦房。和几千年来的农民一样,在农村过我的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农民生活吧。没有了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了没完没了的审查,可以扬眉吐气做人了。生活待我还算不薄,我于生活又有什么奢望?
虽然群众希望我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我心如古井,随遇而安。没有高人指点迷津,没有华盖鸿运当头,非红非富,纯粹草根的我当不邢燕子,也赶不上朱克家,我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下乡知青,一个不会干农活的农民。招工梦,大学梦,随着时间的流逝离我越来越远。
可是,改革的春风还是唤醒了我沉睡的心灵。
好像是七七年十月,大队派我出差湖南等地,返回途中回到了老家杨林市镇。家中大哥一见我,就要我报名参加高考。此时,四人帮已覆灭一年多,终止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将得以恢复。没有了极左的政治审查,不问出身,不管身份,甚至不限年龄,只要是曾经的读书人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喜讯传来,全国无数莘莘学子欣喜不已,闻风而动,打开尘封多年的书本挑灯夜读,准备在久违的高考中一显身手。这个消息我早已知道,但我无动于衷,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念头。快三十多岁的人了,下乡已十年,虽然其间曾在大队小学教过几年书,还当过几年小学校长,但所学的书本知识差不多忘光了,再说孩子都一岁多了,还考什么考!我只想辅导辅导两个已高中毕业的两个侄子,或许他们能一举夺魁。听说我不想参加高考,大哥大失所望。他再三劝说我,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并说我一定能考取。见我不参加高考的态度坚决,一片苦心的大哥火了,高声说道: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然我就给你下跪!我无可奈何敷衍大哥,说是回乡后就去报名。
过了几天,我回到乡下家里,一到家就看到二哥从潜江、二姐从北京寄来的信和高考复习资料,书信内容不言而喻,一致要求我抓紧时间复习,报名参加高考,说是我一定能考取。此时,我无路可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最小。我刚上初一,父母就先后永远离开了我们,是哥哥姐姐们照顾我的一切。三个于我照拂最多、支持最大、恩重如山的长哥长姐口径如此一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不能让他们的一番好意付之东流。再说,你不是一直把上学读书当做人生的第一大乐趣的吗?一个知青组八个人,就你一人因所谓的文革问题滞留农村,多次招工被刷你无动于衷,但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每每因莫须有的冤枉被刷下来,梦寐以求每每不如愿,你不是痛心彻肺,怒目扼腕吗?如今鼎新革故政通人和,大好的机会来了不知道珍惜,怎么成了叶公好龙?好吧,思考再三,把所有私心杂念全都抛弃,报名,复习,一门心思准备参加高考吧。
没有了不必要的条条框框,报名参加高考十分顺利,但要想静下心来看书复习谈何容易!该干的事还是要干。大队年终清帐,我作为大队治保主任带一个小组去八队。小组的成员都非常支持我参加高考,他们要我在一旁安心复习,查账时没有疑难问题一般不打搅我。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也想好好复习。然而,清帐时算盘珠噼里啪啦的声音,记账的报数声,如六月的蚊子在耳旁嗡嗡嘤嘤,总也挥之不去。其实,就是没有这些声音,我也记不住一点东西。书本和我分手太久,知识和我形同陌路。不说没学过的,就是高一时所学的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天下来,昏头昏脑,心中一锅粥,什么也没记住。高考一个多月后就要举行,我这样的学习效率怎么行!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可是,哥哥姐姐期盼的殷切眼神总在眼前晃动,我不能太让他们失望!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大不了考试落榜,还能把我的泥饭碗给考砸了?!就是考砸了也没关系呀,农村到处是泥,随便挖一坨来不就能捏一个饭碗?
高考前三天,考生由各大队集中带往考点沙道观镇,上级命令各大队委派一人领队前往。支书说:你是大队干部,又是考生,我们大队就由你带队吧!于是,一台拖拉机装上棉柴、大米、蔬菜和食油,还有一个炊事员和我,突突突地开往十几里外的沙道观镇。一下车,我就急忙找做饭的地方,然后安排大队考生的住处。全区大概有大几千考生一下子全部集中到一个小镇上,吃、住都是极大的压力。我们全大队一百多考生,虽然到得比较早,找到了做饭的地方,一部分人住进了附近居民家中,可还是有二十多人没地方住。怎么办?旅馆也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好说歹说在旅馆地板上搁地铺,每人每夜交五分钱的住宿费,总算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妥当了。
小镇上顿时热闹非凡。兴奋莫名的考生有如过江之鲫,挤满了小镇的大街小巷。镇上中学成了考生临时抱佛脚的地方。校大礼堂里,人头攒动。上级安排了有教学经验的中学老师给考生进行辅导。记得语文辅导老师是原一中的龚仁贵老师,专门给挤满礼堂的考生们辅导作文。我既要为大队考生们的食宿操心,还要为他们报考事宜奔忙,哪里来到心思静坐下来听老师的考前辅导!
考试终于如期举行。镇上所有的学校都成了考场。我们大队的考生都在镇小学参加考试。头两天中专考试顺利结束后,第三天轮到大专考试。把考生带到了考试地点,给了他们准考证。考前一刻钟,铃声当当当响起,考生鱼贯进场时,此时我才想到自己也是考生。坏了,我还没准考证!我心急火燎赶到考务办公室。还好,办公室就在考场附近,公章、准考证一应俱全。交上我的照片,热情的工作人员现场办公,照片一贴,公章一盖,妥了!带上胶水未干的准考证,去急急跑步进考场!临考前一个月才决定参加高考,从未规规矩矩复习过一天,没听过一次辅导课,没看完一本复习资料,考生兼领队,开考前一刻钟还没有准考证,当年全国的考生中,只怕我是绝无仅有。
考场纪律出奇的好。考生规规矩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无声无息,埋头答题。没有一个人左顾右盼,更不用说夹带抄袭了。镇小学教室也是考场。只是小学生的座位显然不适应高大的成人,我坐在上面特不自在。
各科试卷都出奇的简单。记得语文有改错别字,划分句子成分,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史地卷有坐京广线火车经过那几个省会的小学试题。数学稍微复杂一点,还有对数方程。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试题,面对试卷,我还是捉襟见肘,进退维谷。一个复杂的单句,我划分不出,作文也是胡编乱诌。史地完全没有复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无从下手,举步维艰。好的是数学稍强一点,一道对数方程还给解出来了。好像答案是X=±2,Y=±3,对数无负解,舍去。
不管怎么样,大专、中专考试均顺利结束。大队考生没出任何问题,我也尽了我领队和考生的责任。考试成绩肯定好不了,能不能录取,我没放在心上。打道回府,还是回家老老实实当我的农民吧。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说不准。过了几天传来消息,说是镇上张贴出上分数线考生的光荣榜,我们大队有两人榜上有名。一个中专生,邹书荣,我在大队小学教过的学生;一个大专生,就是我。消息传来,我百感交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上大学,本来已成了“昨夜的星辰已然坠落,消逝在遥远的星河”,可是,在百里挑一的录取中,我竟然破了天荒。生活真会捉弄人!笑,我笑不起来,哭,我哭不出声。好像有一丝丝酸楚在慢慢啃啮着我的心。
上了分数线是一回事,能不能录取是另外一回事。过了几天,邹书荣的通知书来了,他录取到荆州地区农机学校。我的通知书始终不见影子。据说是因为我们这类考生年龄偏大,成了忍痛舍弃的鸡肋。好在我对上学读书已是心灰意冷,能不能录取根本没放在心上。我依然故我,还是当我的大队干部,在广阔天地滚我的泥巴吧。
山重水复之时,居然柳暗花明。78 年 3 月,春风送暖,我的录取通知书居然来了。录取的学校是“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分院监利高师班”,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超龄考生是扩大招生做为师资力量录取的。填表时,我大都填的是师范类,读书后当老师还是天随人愿。这个学,我想上。
其实,下乡十年中,我有过好几次当公办老师的机会。
最早一次是我刚到大队教书。假期里,大队要派一名老师参加全县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培训。我极想去充充电,可是大队派去了另一人。此人水平有限,名额给白白浪费,我失去了一次机会。
不久,上面发下两份表,招收公办老师。学校的老师都没份,填表的人一个中年男子,一个是支书的亲侄女。两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就是凑合初中生吧。一天晚上,他们笑眯眯地来学校,在学校老师指导下填表,我们这才知道招收公办老师的事。结果是两张表白白糟蹋了。如果两位连基本表格都不会填写的人被招收为公办老师了,那不仅仅是我们的悲哀,也应当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第三次大概是73、74 年暑假,县里从民办老师中招收公办老师,填表,体检,然后把两份表送到县里。不料结果却是落选,原因是我体检时医生不太负责,他检查出我左耳膜穿孔,但未注明已经自我修复,“听力并未受到影响”的实情。聋子是不能当老师的,落选在情理之中。
最后一次好像是75 年底,华中师范学院招生。填表后,米积台中学的李功臣主任把我拉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说是招生的最高年限是25 岁,我是 49年7月生的,超龄几个月,报上去肯定被刷下来。他要我好好斟酌一下后再填表。怎么斟酌?把出生年龄改一改嘛,又不是杀人越货,怕什么?我的倔脾气又上来了,改什么改?大几个月就大几个月,实话实说!如实填表的结果不幸被李主任说中,我被淘汰。当时和我同时填表的宋仕平,就因为年龄比我小几个月被录取,毕业后分配到荆州师专,当了我的老师——此是后话。
如果没有十年浩劫,我这个当年班上的学习委员极有可能于68 年上大学的。可是,十年农村生活,耗费了我人生的黄金年华。大学梦如一颗古莲籽,深埋在白垩纪的泥土中。如今,人生的春天迟到,迟了整整十年,但毕竟春天来了。现在,我年近三十,膝下已有孩子,还上学么? 思索再三,决定就是一个字:上!不为当官,不为发财,就为读书,就为圆梦!
告别了妻子,我只身一人带上简单的行李,乘上东去的轮船,滚滚长江伴随我去到监利师范。十年乡下生活就此打住,三年的大专生活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