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甏枣

“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 秋风刚浸染村头的老槐，檐角的枣枝就坠得沉了，圆的、长的枣子缀在叶间，青的像凝了露，红的像落了霞，半红半绿的则裹着圈胭脂晕，风一吹，就把枣香送得满村都是——又到了打枣的时节。

儿时的村子是泡在枣香里的。村里几乎家家有枣树，我家两个院子更是被枣树枝叶绕着。前院五棵枣树，结的圆枣子脆生生的，摘一颗咬开，汁水能溅到手腕；西院两棵老枣树特别粗大，枝桠伸到房顶上，结的长枣子更甜，晒成干后肉厚核小。那会儿物资紧缺，鲜枣是“活钱”，秋里收了晒干，母亲用布口袋装着去赶集，换回来的钱能给我扯新布做棉袄，也能买家用过冬的物品。

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早把村里的枣树摸得门儿清。枣半青半熟的时候，就揣着布兜四处“扫荡”：找根长棍子，对着低枝轻轻一敲，枣子就噼里啪啦往下掉；遇上枝高的，就捡块土疙瘩瞄准了扔，半青的枣子便被砸落下来，还没来得及捡，常有东家大娘或者大爷在院里喊：“小兔崽子，又偷我家枣！” 我们就赶紧拾起枣，揣进兜里撒腿就跑，跑到村头老槐树下分枣吃，你尝我的，我咬你的，比着谁家的更甜，约定下次再去“光顾”。那段时光我们嘴里吃的，衣兜里装的都是枣。

打枣好玩乐在心，正经打枣要等中秋后，枣子全红透了，村里的打枣声就此起彼伏。我家打枣最讲究，父亲先用粗的井绳在枣树下围个大圈，怕圆鼓鼓的枣子滚远；又找块苫布把旁边的粪坑盖严，怕弄脏了鲜枣。准备妥当了，父亲就顺着树干爬上去，两手抓住粗枝用力的摇，树身晃得叶子哗哗响，枣子像红雨似的往下落。我和弟弟早等不及了，尖叫着冲进“雨”里捡枣，枣子砸在头上也不躲，反而抱着头笑，捡满一把就往篮子里塞，篮子很快就堆得冒了尖。晃完了，父亲再用长杆打高处剩下的枣，杆尖一扫，又是一阵“红雨”，树下的笑声比枣子还密。

鲜枣放不住，母亲会把枣摊在屋顶上晒，晒得皮发皱了，收起来装在缸里，冬天蒸枣糕、做枣花馍，咬一口满是甜香。但每年总有一份“特殊食品”——母亲要挑最好的枣做甏枣。甏是老家特有的小口瓮，深褐色的陶釉，口小肚大，能把香味封得严严实实。母亲挑枣时，我们都凑在旁边帮衬，她的眼比筛子还细：要半青半红的，个头得比拇指粗，捏着硬实，表皮不能有一点虫眼、一道裂痕。我们挑出来的枣，她都要再逐个检查，把软的、破的拣出去，说：“这样的做出来会坏和烂，不能长放。”挑好的枣，先用半湿的棉布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屋檐下晾干；瓮也早用开水烫洗过，倒过来控着水，一点潮气都不能留。等枣和瓮都干了，母亲就端出半碗高度白酒——那是父亲过年来亲戚才舍得喝的，平时都锁在柜子里。母亲抓一把枣放进碗里，轻轻拨动，让每个枣都裹上酒液，再小心地放进瓮里，一层一层码满。最后把剩下的白酒全倒进瓮，找张干净的麻叶把瓮口封紧，再盖上木盖，沿着盖边糊一圈湿泥，泥要糊得匀，不能留一丝缝，然后把瓮搬到堂屋的阴凉角，说：“等过年，就有好东西吃了。”

等待的那阵时光，我总忍不住去看那个瓮。有时趁母亲不注意，就蹲在旁边闻，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酒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好不容易盼到除夕，母亲才会把瓮搬出来，小心地敲掉泥封，掀开麻叶——一股酒香混着枣香猛地冲出来，钻进鼻子里，让人忍不住吸溜一下。瓮里的枣子早变了样，青的部分也红透了，像浸了红蜜，红彤彤的特别鲜亮，咬一口，枣肉里全是酒香，甜而不腻，脆而不涩，连核上都裹着肉，真是嘎嘣清脆齿间香，沁人心脾透神爽。

甏枣金贵，母亲每天只分给我们姐弟每人几颗，还要拿几颗放在供盘里，摆在祖宗牌位前。我们哪里忍得住，趁大人们在厨房忙活，就偷偷溜到供桌前，飞快地捏一颗塞进嘴里，嚼得小心翼翼，怕被发现。往往供盘里的枣没等撤下来，就被我们偷吃得精光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父母不在了，老家院子的枣树也没有了。那院里的枣树、那个装甏枣的陶瓮，都成了记忆里的影子。如今在超市看到秋季上市的鲜枣，总忍不住拿起一颗闻闻，却再也闻不到当年的甜香。原来我想念的从来不是枣，是围在枣树下捡枣的时光，是母亲挑枣时认真的模样，是甏枣里裹着的酒香，还有那再也回不去的、浸着枣香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