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县我记忆中的家

在岚县生活的童年记忆中，我一直把母亲任教的学校，当地人口中的岚县“衙门小学”当做自己的家。因为我们全家六口随工作调动的父母，从1949年至1957年在这里生活，一待就是八年。

  回想往事有温馨，有快乐，有酸楚，有无奈，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无法预测的人生之路吧。

1949年5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12月我就跟随父母到岚县生活，我父亲当时在岚县农林部门工作，每月工资57元。我母亲因是幼教师范毕业的正式老师，所以被安排在岚县完小也就是衙门小学任教，每月工资42元，两人加起来一百元。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收入，在那个清贫年代，真算的上是有钱人了！

弟妹都出生在这里，四个孩子有四个奶娘家。我还记得照顾我的娘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特别慈祥的老人，说来也巧，他家姓吕与母亲同姓，她儿子也在岚县林场，与我父亲是同事，所以经常在她家吃住休息落脚，帮了母亲不少忙。

从我记事起，娘娘就经常领着我，走很多路，往返家中和学校，因为母亲吃住都在学校，白天教课很忙，一个班二十几个孩子不算多，但同时要教一二三个年级的学生上课，一节课50分钟，中间只有10分钟休息时间，实在无暇照顾我。    是娘娘待我如亲孙女，细心照料风雨五年。六岁那年娘娘有病不再管我，我就在母亲的学校吃住上课，无忧无虑，把学校当做自己的家。

在儿时的印象中，母亲从不叫苦喊累，总是精神饱满的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布置作业解答问题。晚上我与母亲在北屋老师办公室，吃饭睡觉看校作伴。母亲常常趁着天还没黑，就先备课做笔记。在锅台相连的大土炕上，靠窗户有一个黄色的木质方桌，看着很漂亮，很结实，摆满了老师的书和学生的作业本。天很黑了，母亲才舍得把擦得锃亮，戴着玻璃罩的煤油灯点亮，给学生批改作业，分年级摆放整齐，直至油尽灯枯，玻璃罩上布满黑烟才休息。

我在母亲身边从不哭闹，因为我也很忙，从六岁起，母亲就教我用石笔在石板上练习写字，写了擦，擦了写，直到迷迷糊糊自已睡着了。八岁我在衙门小学上一年级，就已经能把自己的名字很工整的写在石板上了。

至今我还记得衙门小学，荒凉偏僻，人烟稀少，四周高大城墙，黑漆大门朝南开，母亲每次开门关门，我都能听到“吱呀吱呀”厚重的声音。我也常听小伙伴议论，说是家里大人说的，这里是老衙门，是过去关犯人、枪毙犯人的地方，有很多冤魂野鬼，村民给学校挖厕所时，挖出过很多死人头骨等等。我听到不以为然，因为白天院子里有很多小朋友，晚上有妈妈陪伴，什么都不怕，一觉醒来又是一个晴朗的天空。

但有一次却搅乱了我和母亲的思绪，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外面风很大，我们睡的土炕因为做了一天的饭，而显得格外暖和，我似睡非睡和母亲熄灯休息，屋里很暗很静，这时忽然听到院外“呜呜呜呜”哭的声音，母亲一惊胳膊动了一下，把我的觉给扰了，因为我也听到了这种时断时绪的怪声。母亲坐起来穿上衣服，点上灯要出去看看，我说:“妈，等等我，我也去”。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在学校与母亲作伴看校，什么都不怕，尤其晚上与母亲一同关上黑漆大门后，就觉得大院就是自家天地，没有纷扰，安全的很。

此时深更半夜听见如此尖利的声音，太奇怪了!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害怕，就像一个勇敢的斗士，不能退缩，一定要跟着母亲去院子看个究竟。母亲端着那盏玻璃灯，特意把灯花拧大，顿时玻璃灯亮如白昼，发出耀眼的光芒，仿佛在支持我们扫除黑暗降妖除魔。母亲领着我首先到大门看看，三道门栓完好无损，中间大锁铁将军把门，四面高墙没有痕迹，说明外人根本进不来。转到东南角黑漆漆的厕所顺便看看，也是什么都没有。只剩南屋了，端着灯看了看，也没发现什么，母亲怕我冻着，端着灯就回到住的屋子，刚要躺下睡觉，“呜呜呜呜”的怪声又响起，无法睡觉，我和母亲又起来，端上灯直奔对面南屋看看到底是什么。

南屋是学校的杂物间，也是母亲存放吃喝生活用品的地方，十分熟悉，进屋看了看，也没有发现可疑之物，正在纳闷，一阵寒风袭来，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我和母亲几乎同时看见了满是开花的窗户纸，正在跳舞。

啊!我知道了，我兴奋地几乎跳起来，那是南屋又脆又薄卷曲的窗户纸，被风吹发出的怪声，原来是窗户纸捣的鬼!我们折腾半宿，终于闹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开心的笑了!

现在我才知道，岚县海拔较高，地势平坦，号称天上云间。全县最高海拔2275米，最低海拔1154米，地势高风就大，当地糊窗户一定要用又绵又润的高粱纸才行，而母亲不知道图省事，竟然用普通白纸糊南屋窗户，结果虚惊一场。

后来我母亲当鬼故事给学生们讲，惹得孩子们哄堂大笑，从中受到不信迷信破除迷信的正确教育。

说实话，现在想起来倒是毛毛的，瘆的慌。那时就是小，不懂事，不怕事，还觉得好玩，出生牛犊不怕虎，我是属牛的正应了这句话，要搁现在让我住这衙门大院，我是死活不会住的，可那时真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

在岚县的童年记忆中，逢年过节周六日，尤其是开工资的日子，我父亲不管多远多晚都要来到学校，与我们团聚，而且经常带回许多好吃的，有核桃、黑枣、大枣甚至还有鸡和肉，母亲做饭包饺子，父亲则带着我在院中，石条垒成的花坛上蹦跳玩耍，此时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记忆中，父亲来了，母亲也不办公了，我要早早进被窝睡觉，可我就是睡不着，因为父母说话算账我听的一清二楚，有些事虽然不懂，但有些事我一听就明白，父亲要给远在千里的双方老人寄钱，这是必须的，母亲没意见，但经常给正在上大学的老姑姑寄钱10元20元不等，母亲不愿意，说自家孩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她寄那么多钱，我们也需要存点钱，以后花钱的地儿还很多，老住学校怎么办？但母亲不愿意也不行，照寄不误。

然后就是商量去南关，看望在奶娘家的三个弟妹，给他们送生活费，每家每月五元，包括我的娘娘家，因为有事老上人家吃住，不给钱不合适，共计20元，这笔钱全是从母亲的工资里支出。

周日母亲领着我走很多路，尤其是穿过又高又大、黑漆漆、阴森森的城门洞，到各家去看弟妹，累的精疲力尽，成为梦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冥冥之中的印记，却成为五十年后我们寻觅故地的参照铁证。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印象深刻最感兴趣的还是过春节，娘娘家糊窗户剪窗花，大门口贴门神贴对联，娘娘和年轻能干的婶婶蒸米粉捏面人做黄米糕。我和母亲在她家吃饭，我还尝过一小碗她家自酿的黄米酒，喝到嘴里凉凉的，甜甜的，咽到肚里香香的，暖暖的。可以说至今我都没有喝过那么香甜的米酒。还有满锅的小面人，小动物，点着红点，盖着红印，栩栩如生，看着都叫人垂涎三尺，抱起来就想亲一口。

从我记事起，每年春节，我们姐弟四人还能收到特殊礼物，那是远在千里的姥姥一针一线给我们做的新鞋，每人一双，共四双，正好一包。我穿着新鞋，提着灯笼，也不怕冷，去看三十晚上守夜炭火和花灯游行，乐此不疲。

每到春节临近母亲特别忙，因为学生家长特意掏钱买红纸，诚心让学生拿着红纸，抱着老窝瓜或者老玉米送来，请老师给写对联，求个学问讨个吉利。母亲总是来者不拒。我一连三天给研墨，大砚台半截墨很快就用完，才停止写对联，这是不言而语的多年潜规则。

母亲还帮助给村民小孩起名字，2014年国庆，我们姐弟四人去岚县旅游寻亲，在南关还真见到了母亲曾给起过名字的学生“志文”，他特意上前与我们交谈，说他的名字就是吕老师给起的，都说这名字好，“志武”是给他弟弟起的名字，也用上了，终生不忘这点恩情。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我随父母曾看过全本山西梆子晋剧“打金枝”，那高亢的唱腔，华丽的服装，感人的剧情，漂亮的人物，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在我幼小心灵播下清泉雨露，爱的阳光，美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