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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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兄阿海走的那天，全村都来送行。
祠堂前的青石板上，三牲五果摆得整整齐齐。香炉里的檀香燃起白烟，被晨风扯成细丝，飘向灰瓦的檐角。我挤在人群里，看着伯父将一碗白酒举过头顶，嘴里念念有词——那是潮汕人“过番”前的古老仪式，祈求祖宗保佑远行的人平安发财。
“阿潮，过来。”父亲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他按着我的肩膀转向堂兄。阿海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领带打得有些歪，头发用发胶梳得光亮。他手里提着一只墨绿色的行李箱，箱角贴着几张已经发黄的航空标签——那是十年前伯父从新加坡回来时贴的。
“这是你海哥。记住他的样子。”父亲的声音很沉，“下次回来，他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了。”
阿海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叔，说什么呢。我永远是潮汕人。”
这话我听许多人说过。去新加坡的伯父说过，去香港的堂姑说过，去年去了洛杉矶的邻居阿强哥也说过。他们回来时都带着同样的笑容，说着同样的话，可眼神里总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像是眼底深处藏着一片陌生的海，隔着再浓的乡音也望不到底。
母亲把一个红色塑料袋塞进阿海手里：“里面是平安符，你妈去庙里求的。还有两包沙茶酱，到了外面想吃家乡味，就拌点吃。”
阿海接过袋子，手有些抖。他低下头，很快又抬起来：“婶，放心。我到了就打电话。”
汽车开走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尘土在乡道上扬起，把墨绿色的车影吞没。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伯父伯母还站在祠堂前，望着道路尽头。
“爸，阿海哥去哪儿？”我问。
“广州。”父亲掏出一包红双喜，点上，“先到广州，以后的事，看命。”
“为什么都要出去？”
父亲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鼻孔缓缓喷出。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带着我走到老厝的后墙。墙上贴着一张破旧的世界地图，上面用红色圆珠笔画着十几个圈——新加坡、香港、洛杉矶、悉尼、伦敦……
“你看这些地方。”父亲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每一个圈，都有咱们村的人。你阿公那一辈，下南洋；你伯父这一辈，去港澳；现在轮到你们这一辈了。”
“那您为什么不去？”
这个问题让父亲沉默了很久。他最后说：“我试过。1989年，我跟你海哥现在一样大，买了去深圳的车票。临走前夜，你奶奶哭了整晚。第二天，我把车票退了。”
“后悔吗？”
父亲转过头看我，眼角的皱纹像田垄一样深：“后悔？说不后悔是假的。但人这辈子，有些东西比发财重要。”他顿了顿，“记住，阿潮。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但你要想清楚——什么是‘高处’？是钱最多的地方，还是心最安的地方？”
那时我才十四岁，听不懂这话里的重量。直到多年后，当我在广州珠江新城的写字楼里，隔着落地窗望着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父亲的声音才又一次在耳边响起。
第一次见到“回乡客”，是1998年春节。
那是个香港回来的远房表叔，村里人都叫他“港生伯”。他开着一辆黑色奔驰进村时，半个村的孩子都跟在车后跑。车停在我家老厝前，港生伯下车，一身米色西装，金丝眼镜，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
“阿弟，过来。”他朝我招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利是封，“新年快乐，快高长大。”
利是封很厚。我捏了捏，里面至少十张百元港币——那是我第一次摸到港币，上面的汇丰银行狮子头图案让我看了很久。
港生伯在村里待了三天。第一天请全村人在祠堂吃席，二十桌，每桌都有龙虾和鲍鱼。第二天捐了五万元给小学盖新教室。第三天，他独自一人去了后山的墓地，在他父母的坟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港生伯很有钱。”晚饭时我对父亲说。
父亲夹了一块卤鹅肉，慢慢嚼着：“他在香港开制衣厂，当然有钱。”
“那他一定过得很好。”
父亲放下筷子，看着我：“你知道他刚去香港时做什么吗？在制衣厂剪线头，一天干十四小时，睡在车间阁楼里。有次生病，差点死掉，连看医生的钱都没有。”
我愣住了。
“人前风光，人后受罪。”母亲叹了口气，“你伯母说，港生这次回来，是想在老家买块地，以后回来养老。”
“他不是在香港过得很好吗？”
母亲和父亲对视一眼，没有回答。
那夜，我起床上厕所，听见父母在里屋低声说话。
“……港生说，1997年金融风暴，厂子差点倒闭。”父亲的声音，“现在生意是稳了，但他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地方。女儿在学校被叫‘大陆妹’，儿子找工作，同等条件永远排在香港人后面。”
“可他在香港三十年了。”
“三十年又怎样？头发染得再黑，也改不了这身黄皮肤。”父亲顿了顿，“阿潮以后要是出去，千万别去那么远。远了，就回不来了。”
我站在黑暗的堂屋里，透过门缝看见父亲的侧影。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港生伯送的万宝路香烟，没有抽，只是来回转着烟盒。
月光从瓦缝漏下来，在他脚边投出一小片银白。
2002年春天，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去广州。
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个下午，我正坐在老厝门槛上，看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信是邻居阿强哥写的，他三年前去了洛杉矶，现在在一家中餐馆当厨师。
“……这里什么都大，路大，车大，房子大。可人心很小，小得装不下一个异乡人。上个月我被抢了，就在餐馆后巷。警察来了，问了五分钟就走了，因为我英语不好，说不清楚。老板说，这种事常发生，只要人没事就好。阿潮，如果有一天你要出来，一定要想清楚。有些地方看着是天堂，可你永远只是天堂里的客人……”
信纸很薄，阿强哥的字迹有些潦草，有几处笔迹被水渍晕开——我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决定了？”父亲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我点点头：“广州。”
“不去深圳？那边工厂多，好赚钱。”
“广州近些。”我说，“坐大巴四个小时就能回来。”
父亲在我身边坐下，掏出烟。这次他点上了，深深吸了一口：“也好。你堂兄阿海在广州三年，今年春节回来，说在一家电子厂当了小组长。你去了可以找他。”
“嗯。”
我们沉默地坐了很久。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两个快要融化的蜡像。
“爸，您当年为什么退掉车票？”我突然问。
父亲的手指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你奶奶哭。她说，我就你一个儿子，你要是走了，这家就空了。”
“就因为这个？”
“还不够吗？”父亲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阿潮，人这辈子会做很多选择。有些选择是为了得到什么，有些选择是为了不失去什么。我选择了不失去。”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些年的沉默。明白了为什么他总爱在黄昏时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方向。明白了为什么港生伯回乡时，父亲眼中既有羡慕，也有一丝说不清的庆幸。
出发前夜，母亲在我行李里塞了八个煮鸡蛋、两包沙茶酱，还有她连夜缝制的一件新衬衫。父亲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
“省着点花。不够就说。”
“爸，我会挣到钱的。到时候寄回来给你们盖新房子。”
父亲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先顾好自己。房子的事，不急。”
那夜我几乎没睡。躺在床上，听着屋外稻田里的蛙声，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对未来的想象。我想象着广州的高楼大厦，想象着自己穿着西装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想象着像港生伯那样开着小汽车回村的光景。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夜父亲也没睡。母亲说，他在我房门外站了很久，最后去了祠堂，在祖宗牌位前上了三炷香。
广州的气味，是我这辈子忘不掉的第一印象。
那不是一种单纯的气味，而是一锅煮沸的大杂烩——汽车尾气的焦油味、街边小炒的油烟味、拥挤人潮的汗味、工地扬尘的土腥味，还有某种我从未闻过的、属于大都市的金属与混凝土混合的味道。这些气味在2002年7月的热浪中发酵、蒸腾，扑面而来时几乎让我窒息。
走出流花车站的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震撼”。
高楼不是一座两座，而是一片森林——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像无数面巨大的镜子。车流不是一条河，而是一片海，喇叭声、引擎声、人声交织成持续的轰鸣。人们行色匆匆，脚步快得像在追赶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没有人看我这个背着蛇皮袋、满脸茫然的乡下少年，哪怕一眼。
“喂！阿潮！”
堂兄阿海的声音穿透嘈杂。他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停在不远处的栏杆外，正用力挥手。
我拖着行李挤过去。阿海晒黑了很多，但精神很好。他一把抢过我的蛇皮袋，绑在摩托车后座：“走！带你去住的地方！”
摩托车在车流中穿梭。我紧紧抱住阿海的腰，眼睛却贪婪地扫视着沿途的一切。经过一座天桥时，我看见桥下躺着一个流浪汉，身下垫着纸箱，旁边放着几个空塑料瓶。再往前，是一排闪闪发亮的商店橱窗，里面陈列着我看不懂牌子的衣服和电器。
两个世界，在同一座城市里赤裸裸地并列着。
阿海住的地方叫“石牌村”。后来我知道，这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是无数像我这样的外来者踏入这座城市的第一站。
村子藏在繁华街道的背后，像是城市的背面。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窄得惊人，仰头只能看见一线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晾晒的衣服在微风中飘荡，滴下的水珠时不时落在行人头上。巷子里弥漫着霉味、饭菜味和公共厕所的味道。
阿海的房间在五楼，没有电梯。楼梯狭窄昏暗，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办证、招工、通下水道。每层楼都传出不同的声音：婴儿的哭声、夫妻的争吵声、电视机的广告声、炒菜的滋滋声。
房间不到十平米，放了两张上下铺的铁架床。阿海指着靠窗的下铺：“你的。上铺是广西仔阿明，对面是两个湖南人。洗手间在走廊尽头，公用的。”
我放下行李，坐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床垫很薄，能感觉到下面的木板条。
“累了先休息。明天我带你去见工。”阿海说，“电子厂，我在的那个，正好招人。”
“什么工？”
“流水线。装零件，很简单，学学就会。”阿海掏出烟，“一个月五百，包吃住。加班的话能拿七百。”
五百。我在心里算了算，相当于家里两个月的收入。
窗外传来女人的叫骂声，用我听不懂的方言。接着是孩子的哭声，男人的呵斥声，锅碗摔在地上的碎裂声。
“这里都这样，习惯就好。”阿海吐出一口烟，“记住，少管闲事，多赚钱。”
那晚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上下左右传来的各种声响，久久无法入睡。上铺的阿明在打呼噜，对床的湖南人在用家乡话打电话，语气激动。走廊里不时有人走过，脚步声在深夜格外清晰。
我想起老家安静的夜晚，想起稻田里的蛙声，想起父母房间里传出的平稳呼吸声。那些声音曾经让我觉得平常，甚至单调，此刻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从行李里摸出母亲塞的沙茶酱。拧开盖子，熟悉的咸香味飘出来。我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舌尖。
咸的。还有点苦。
不知为什么，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我赶紧抹掉，把沙茶酱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小块故乡。
工厂在黄埔开发区，一座灰色的四层楼房，没有窗户。
走进车间的那一刻，巨大的噪音像一堵墙撞过来——机器运转的轰鸣、传送带的摩擦声、金属零件的碰撞声，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压迫耳膜的背景音。空气里有塑料熔化的刺鼻味、机油的腻味，还有汗味。
我被分到三楼的装配车间。流水线很长，两边坐着几十个工人，大多数和我年纪相仿，面无表情，手飞快地动作着。他们拿起传送带上的半成品，装上几个零件，拧几颗螺丝，放回传送带。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然后下一个半成品已经到了面前。
“你就坐这儿。”带我的组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色蜡黄，声音沙哑，“看着我做。”
她示范了三遍。其实很简单：拿起一个黑色的塑料外壳，装上两个弹簧片，拧上一颗螺丝，用检测笔测一下通电，完成。
“会了吗？”
我点点头。
“那就开始。每小时要完成三百个，完不成就加班。”她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传送带。
开始的半小时，新鲜感还在。我认真地装每一个零件，拧每一颗螺丝，测试每一件产品。但很快，重复动作带来的枯燥感开始侵蚀大脑。装弹簧片，拧螺丝，测试；装弹簧片，拧螺丝，测试……时间在这种机械重复中失去了意义，只有传送带永不停歇地移动。
中午休息的铃声响起时，我的手指已经僵硬了。工人们像听到赦令的囚犯，立刻放下手中的活，涌向食堂。
食堂很大，但挤满了人。我排队打了饭——一勺米饭，一勺白菜，几片肥肉。找了个角落坐下，埋头吃了起来。
“新来的？”
我抬起头。对面不知何时坐了个女孩。她大概十八九岁，扎着简单的马尾，皮肤白皙，五官精致得不像乡下人。最特别的是那双眼睛，明亮清澈，像两汪山泉水。
“嗯。”我应了一声，赶紧低下头。
“潮汕人？”她问，声音很轻。
“你怎么知道？”
“口音。”她笑了笑，“我也是外省的。河南。”
我们没再说话，安静地吃完饭。她起身离开时，我看见她工牌上的名字：李晓雪。
那天下午，李晓雪就坐在我对面的工位上。我无数次假装不经意地抬头，每次都正好撞上她的目光。她的眼睛真的很亮，即使在昏暗的车间里，也像两颗星星。
四点钟，传送带突然停了。车间里响起一片疑惑的声音。紧接着，广播响了：“各位工友注意，由于电力故障，提前下班。明天正常上班。”
工人们欢呼起来，纷纷起身离开。我也收拾东西准备走，却看见李晓雪还坐在那里，盯着手里的零件发呆。
“不走吗？”我鼓起勇气问。
她抬起头，眼睛有些红：“我……今天没完成任务，还差五十个。”
我看了一眼她桌上的半成品，又看了看空荡荡的车间：“我帮你吧。”
她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谢谢。”
我们两人在空旷的车间里干活，没有传送带的催促，速度反而快了起来。装弹簧片，拧螺丝，测试。没有人说话，只有零件碰撞的轻响。
“你为什么来广州？”我突然问。
她沉默了很久：“我爸病了，需要钱动手术。弟弟明年考大学。”
“我也是为了赚钱。”我说，“想在老家盖新房子。”
“然后呢？”
“然后……”我一时语塞。然后呢？我没想过。赚钱盖房子，好像就是全部目标了。
“我想学电脑。”李晓雪轻声说，“办公室文员那种。听说一个月能挣两三千。”
“能学吗？”
“不知道。但总得想想。”她装完最后一个零件，抬起头看我，“人要是连想都不敢想，那和机器有什么区别？”
那一刻，窗外的夕阳正好斜射进来，给她侧脸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她的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细小的阴影。
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
从那天起，我开始寻找一切机会接近李晓雪。
我跟工友换了座位，和她坐在同一边的流水线上，中间只隔两个人。工作时，我能用余光看见她的侧脸，看见她专注时微微皱起的眉头，看见她挽起袖子时露出的纤细手腕。
但我总是找不到话题。每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最后只能假装专心干活。
第一次成功搭话，是因为一场雨。
那天下班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工人们挤在厂门口，有的打电话让人送伞，有的直接冲进雨里。
李晓雪站在屋檐下，望着雨幕出神。她没有带伞。
“我有伞。”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从包里掏出母亲塞的那把旧伞，“一起走吧？”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雨：“你住哪？”
“石牌村。”
“我也是。”她有些惊讶，“那……谢谢。”
伞不大，两人并排走显得有些挤。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道，能感觉到她手臂偶尔碰到我的手臂。雨水打在伞面上，噼啪作响，却让伞下的空间显得格外安静。
“你来广州多久了？”我问。
“三个月。你呢？”
“刚来一个月。”我顿了顿，“还习惯吗？”
她苦笑：“习惯不了也得习惯。我爸妈打电话总问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我能说什么？说食堂的菜里吃出过虫子？说宿舍八个人一间，晚上吵得睡不着？说流水线的活干得手指都变形了？”
这些话像石子一样砸进我心里。因为每一个字，都是我的亲身感受。
“那为什么还留下？”
“需要钱啊。”她说得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爸的手术费要五万。弟弟考上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也要一万多。我在老家种地，十年也挣不到这些。”
雨小了，我们走到一个公交站。她停下脚步：“我坐车。谢谢你。”
“不客气。”
她上了车，从车窗里朝我挥了挥手。车开走了，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那把伞。伞柄上还残留着她的温度。
第二次机会在一周后来临。
那天中午在食堂，我排在她后面。她打了最便宜的白菜和豆腐，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打了两个荤菜——一份红烧肉，一份鸡腿。
坐下时，我“不小心”把鸡腿掉在桌上。
“哎呀，脏了。”我故意说，然后看向她，“你要是不嫌弃……”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多不好意思。”
“没事，反正我也吃不完。”我把鸡腿夹到她碗里。
这次我们聊了很久。她说起河南老家的麦田，说起小时候和弟弟一起放风筝，说起父亲生病前是个很能干的水电工。我说起潮汕的海，说起祠堂里的祭祀，说起父亲退掉的那张车票。
“你爸很爱你。”她说。
“也许吧。”我不确定，“有时候觉得，他是把自己的遗憾，变成了对我的期望。”
“父母都这样。”她轻声说，“他们给不了的，就想让孩子得到。”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我会“碰巧”多打一份菜，她会“碰巧”带两个苹果分我一个。下班后，我们经常一起走到公交站，聊十分钟的天，然后各自上车。
但我始终不敢表白。每次话到嘴边，就想起厂里那些关于她的传言——说厂老板的弟弟，那个四十多岁、离过两次婚的秃头男人，经常开着他的奔驰来找她；说有人看见她在厂门口上了他的车；说她身上那件新外套，要三百多块，不是她能买得起的。
这些传言像一堵墙，挡在我和她之间。
春节前，厂里组织聚餐。各车间小组分别活动，我们组选了一家便宜的KTV。
包房里烟雾弥漫，啤酒瓶散落一地。工友们抢着麦克风，吼着走调的流行歌。李晓雪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安静地喝着橙汁。我坐在她斜对面，中间隔了好几个人。
几瓶啤酒下肚，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下面，我想唱首歌，送给一个人。”我抢过麦克风，声音有些抖。
包房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点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前奏响起时，我走到李晓雪面前，眼睛直视着她：“这首歌，送给你。”
唱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李晓雪低下头，手指紧紧握着玻璃杯。
一曲唱完，工友们开始起哄。
“表白！表白！表白！”
我深吸一口气，借着酒劲开口：“晓雪，我……我喜欢你。从第一天在食堂看见你，就喜欢了。”
包房里爆发出更大的起哄声。但李晓雪没有抬头。她的脸颊泛红，不是害羞的红，而是一种窘迫的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起哄声渐渐平息，变成尴尬的沉默。
李晓雪突然站起来，挽住旁边女工友的手臂：“很晚了，我们该回去了。”
“晓雪……”我想拉住她。
她的女工友一把推开我的手：“我警告你，别耍流氓！”
两人快步走出包房。我想追出去，却被几个工友拉住。
“算了阿潮，人家没那个意思。”
“就是，强扭的瓜不甜。”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麦克风还在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屏幕上，MV里的男女主角正在海边拥吻，背景是灿烂的烟花。
真讽刺。
KTV事件后，李晓雪开始躲着我。
上班时，她不再坐我对面，换到了流水线的另一头。吃饭时，她总是和女工友坐在一起，不给我任何接近的机会。下班后，她第一个离开车间，跑得像在逃离什么。
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她对我有好感，那些一起撑伞的日子，那些分享饭菜的日子，那些在公交站聊天的日子，不可能是假的。
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和她单独说话的机会。
机会在一个周三下午来了。组长让我去仓库领一批螺丝。走到仓库门口时，我看见李晓雪正在里面领零件。
仓库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白炽灯。货架很高，堆满了纸箱和零件，形成一条条狭窄的通道。空气里有灰尘和铁锈的味道。
李晓雪领完东西，转身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想走。
“晓雪。”我拦住她。
“我要回去干活了。”
“就五分钟。”我挡在通道口，“就五分钟，说完我就走。”
她沉默着，算是默许。
“那天在KTV，我喝多了，方式不对，对不起。”我深吸一口气，“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我喜欢你，从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我知道我穷，没本事，配不上你。但我会努力，我会学技术，我会赚钱……”
“别说了。”她打断我。
“为什么？是因为厂老板的弟弟吗？因为他有钱？因为他能帮你？”
李晓雪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你懂什么？你知道我爸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吗？你知道我弟弟的学费还没凑齐吗？你知道我妈每天打三份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吗？”
她的声音在颤抖：“是，他是四十多岁，是离过婚，是秃头。但他愿意出钱，愿意帮忙。你呢？你能给我什么？一句‘我会努力’？一句‘我喜欢你’？”
我哑口无言。
“对不起。”她擦掉眼泪，声音平静下来，“我没有选择。至少现在没有。”
“那以后呢？等你爸病好了，弟弟上大学了，以后呢？”
“以后……”她苦笑，“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她绕过我，走向仓库门口。阳光从门外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等等。”我最后问，“如果……如果我有钱了，你会选择我吗？”
她停在门口，没有回头。
“人生没有如果。”
第二天，李晓雪没有来上班。
她的工位空着，机器也关着。组长说，她家里有急事，请假回老家了。
那一整天，我都魂不守舍。装反了好几个零件，被组长骂了三次。午餐时，我打了她最爱吃的土豆丝，却一口也吃不下。
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星期过去了，她还没有回来。
我开始失眠。夜里躺在床上，眼前全是她的脸——食堂里对我微笑的脸，雨中并肩走着的侧脸，仓库里流泪的脸。我想起她说“人生没有如果”时的背影，那么决绝，又那么脆弱。
第十天，我忍不住去问她同宿舍的女工友。
“她家里出事了。”女工友小声说，“她爸的病情恶化了，要马上手术，不然……可能挺不过去。”
“手术费呢？”
“听说要八万。她们家借遍了亲戚，还差一半。”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紧了。八万。对我而言，那是个天文数字。我在工厂干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攒六千。
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无能为力。
李晓雪回来的那天，是半个月后。
她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脸色苍白。但更明显的变化是眼神——曾经那双明亮的、像山泉水一样的眼睛，现在变得暗淡、空洞，像是里面的光被什么抽走了。
我试图跟她说话。问她父亲怎么样了，家里还好吗。
她只是点点头，或者摇头，很少开口。即使说话，也经常走神，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然后，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张通知：“各车间小组组长，请于本周日代表本组参加李厂长弟弟的婚宴。”
我是上个月刚当选的小组长。因为识字，因为干活认真，因为从不迟到早退。
周日，我穿上最好的衣服——那件母亲缝制的衬衫，还有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婚宴在一家三星级酒店，我从来没进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水晶吊灯，红地毯，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宴会厅里摆了三十桌，每桌都摆着鲜花和昂贵的烟酒。宾客们衣着光鲜，谈笑风生。
我坐在角落的桌子旁，浑身不自在。同桌的几个组长在聊天，说新娘是厂里的女工，说新郎虽然年纪大，但有钱，说这婚礼办得真排场。
我的眼皮一直在跳。
仪式开始了。新郎先走上台，果然是厂长的弟弟，那个我见过几次的秃头男人。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肚子把衬衫绷得紧紧的，脸上堆着笑容。
然后，音乐响起。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从红毯另一端走来。
一袭白纱，头纱遮住了脸。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身影。
李晓雪。
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所有的画面都模糊了，只有那个穿着白纱的身影，一步一步走向舞台，走向那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
司仪在说什么，宾客在鼓掌，新郎在笑。但我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
我只是坐着，手里握着一只玻璃杯。握得太紧，杯子裂了，碎片扎进手心。血滴在洁白的桌布上，晕开一小团红色。
但我感觉不到痛。
我终于在化妆间门口堵住了她。
她已经换下了婚纱，穿着一件红色的敬酒服，脸上的妆很浓，却盖不住眼底的疲惫。
“为什么？”我问。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李晓雪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我爸的手术很成功。弟弟的学费也凑齐了。”
“所以你就把自己卖了？”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愤怒，有痛苦，但更多的是麻木：“卖？你说得真难听。我是嫁人，明媒正娶的嫁人。”
“嫁给一个比你爸小不了几岁的男人？嫁给一个离过两次婚的人？晓雪，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想要什么重要吗？”她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想要我爸活着，我想要弟弟有书读，我想要我妈不用一天打三份工。这些，你能给我吗？”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答应会对我好。”她转过身，对着镜子补妆，“会帮我照顾家里。会让我弟大学毕业。这些承诺，比什么‘我喜欢你’实在多了，不是吗？”
镜子里，我们的目光相遇。她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但里面的东西全变了。
“你会后悔的。”我说。
“也许吧。”她放下口红，“但至少现在，我不后悔。”
她补好妆，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她停下脚步，没有回头：“阿潮，忘了我吧。去找个配得上你的女孩。好好过日子。”
门关上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听着宴会厅传来的欢声笑语。那些笑声那么刺耳，像无数根针扎在心上。
走回婚宴大厅时，新人正在敬酒。李晓雪挽着丈夫的手臂，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容，挨桌接受祝福。走到我们这桌时，她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像我是个陌生人。
新郎举着酒杯，红光满面：“谢谢各位工友来捧场！以后在厂里，还要大家多关照我太太！”
工友们纷纷举杯，说着恭喜的话。我也举起杯，把满满一杯白酒灌进喉咙。
酒很辣，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
我躺在石牌村那个十平米的房间里，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处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张扭曲的脸，在对我嘲笑。
对床的湖南人问：“阿潮，不上班？”
“不上了。”
“那你去哪？”
“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工厂，这个城中村，这个有李晓雪的城市，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下午，我收拾了行李。一个蛇皮袋，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几件衣服，母亲做的沙茶酱，还有那双已经磨破底的布鞋。
走到村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交错如蛛网的电线，晾晒在阳台上的各色衣服。这就是广州给我的第一课——现实不是梦想中的黄金城，而是拥挤、嘈杂、残酷的生存竞技场。
我在公交站等了很久，不知道该去哪。最后，随便上了一辆车。
车在市区里穿行。经过高楼大厦，经过繁华商场，经过高档小区。透过车窗，我看见西装革履的白领，看见牵着宠物狗的贵妇，看见在星巴克喝咖啡的年轻人。
这个世界很大，很精彩。
但没有我的位置。
车到了终点站。我下车，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陌生的街上。街边有很多餐馆，玻璃窗上贴着“招工”的红纸。
我走进一家川菜馆。店里很冷清，只有一个胖老板在柜台后算账。
“招人吗？”我问。
老板抬起头，打量着我：“会做什么？”
“什么都能学。”
“包吃住，一个月四百。干不干？”
“干。”
就这样，我在一家川菜馆当了厨工。每天的工作是洗菜、切菜、洗碗、打扫卫生。很累，但累得没有时间思考。累得可以暂时忘记李晓雪穿着白纱的样子，忘记她说“人生没有如果”时的背影。
晚上，我睡在餐馆阁楼的地铺上。阁楼很矮，站起来会撞到头。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和花椒的味道。
但我睡得很好。
因为太累了，累到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
在餐馆干了半个月后，我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
信写得很短：
“爸妈，我很好。在广州一家餐馆工作，包吃住。老板人不错。勿念。等发了工资，就寄钱回去。阿潮。”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离开了工厂，没有告诉他们李晓雪的事，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睡在餐馆阁楼里。
有些痛苦，只能自己消化。
寄信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书店。橱窗里摆着自考教材——《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我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
一本教材三十元。我口袋里只有五十元，是老板预支的下个月生活费。
但我还是推门进去了。
“我想买书。”我对店员说。
“什么书？”
我指着橱窗里的教材：“那些。但我钱不够，能分期吗？”
店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上油腻的工作服：“你要自考？”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你先买一本。剩下的，等有钱了再来买。我给你留着。”
我买了《大学语文》。走出书店时，我把书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脆弱的希望。
那天晚上，餐馆打烊后，我没有立刻睡觉。而是爬上天台——那是这栋楼唯一能站直身体的地方。
天台上堆着杂物，但视野开阔。能看见远处的霓虹灯，能看见夜空中稀疏的星星。我翻开《大学语文》，就着路灯的光，读第一篇课文——朱自清的《背影》。
读到父亲爬过铁道为儿子买橘子的那段时，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我想起父亲送我上车时的样子。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但那双眼睛里，有千言万语。
我想起他说：“人这辈子，有些东西比发财重要。”
那时我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更糊涂了。
合上书，我望着广州的夜空。这座城市的夜晚从不真正黑暗，总有一片暧昧的光晕笼罩着天空，那是无数灯光汇聚成的、属于都市的虚假星空。
但我突然想起了另一片星空——潮汕老家，夏夜躺在屋顶上能看到的那种。星星又多又亮，银河像一条发光的纱带横跨天际。父亲说过，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
“那最亮的那颗呢？”我问。
“最亮的那颗啊，”父亲当时说，“是迷路的人。因为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所以拼命发光，希望地上的人能看见。”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书。
也许，我也该试着发光。
哪怕只是微弱的一点光，哪怕只是为了不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彻底迷失。
我翻开书，继续读下去。路灯下，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水泥地上，像一个倔强的、不肯倒下的问号。
夜还很长。
路也是。
（拾肆）
四年能改变什么？
四年能让石牌村的握手楼多盖三层；能让城中村的巷子多出十几家湖南米粉店；能让广州的天际线再添几座叫不出名字的摩天大楼。
四年也能让一个睡在餐馆阁楼里的厨工，变成手握自考本科文凭的金融公司实习生。
2006年秋天，我站在珠江新城一栋玻璃幕墙大厦的三十八层，透过落地窗望着脚下的城市。黄埔大道上的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写字楼的灯火层层叠叠延伸到视野尽头。四年前让我震撼的“大城市”，此刻就在我脚下呼吸。
“阿潮，发什么呆？”
陈主管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四十出头，穿一身熨帖的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有淡淡的古龙水味。这是我入职“寰宇金融”的第三个月。
“没有，看看风景。”我转身，脸上挂起练习过很多次的得体笑容。
陈主管走到窗边，和我并肩站着：“很壮观，是吧？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时，跟你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脚下。”
他顿了顿，转头看我：“但你要记住，我们不是来看风景的。我们是来征服风景的。”
这话很陈主管。他总是说些类似格言的话，像是要把人生经验浓缩成方便携带的胶囊。但我必须承认，这三个月他教了我很多——如何写一份合格的分析报告，如何在会议上发言，如何与客户通电话时让声音听起来值得信赖。
“下午的培训别迟到。”陈主管拍了拍我的肩膀，“今天讲的是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虽然你们实习生暂时用不上，但总要了解。”
“明白。”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的会议室。我走到白板前，上面还写着上午会议的内容：“Q3投资策略调整”“风险敞口控制”“年化收益率目标15%”。这些词汇四年前对我而言是天书，现在却能大致看懂它们背后的逻辑。
四年。
我走回自己的工位——角落里的一个临时座位，没有固定电话，电脑也是最老旧的型号。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我四年前写下的字迹：
“2002年9月3日。今天开始自考。《大学语文》第一课，《背影》。看不懂，但要坚持。”
字迹很幼稚，纸张已经泛黄。我继续往后翻。
“2003年1月15日。《高等数学》第三章，微分。太难了，想放弃。但想起父亲说，潮汕人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2004年6月22日。餐馆老板说可以让我学炒菜，当二厨。工资能涨到八百。我拒绝了。时间要用来学习。”
“2005年11月7日。最后一门，《金融市场学》。考完走出考场，天空下着小雨。我没有伞，但觉得特别痛快。”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贴着自考成绩单的复印件。所有科目，全部通过。最下面是本科毕业证书的缩印件，照片上的我比现在瘦，眼神里有种怯生生的警惕，但嘴角是上扬的。
“阿潮，吃饭了。”隔壁工位的林薇敲了敲我的隔板。
林薇是正式员工，比我早来两年，广州本地人，中山大学毕业。她总说我们实习生可怜，经常带零食分给我们。
“马上。”我把笔记本锁回抽屉。
电梯里挤满了下楼吃饭的白领。香水味、咖啡味、高级面料的摩擦声。我和林薇站在角落。
“适应得怎么样？”她问。
“还行。”
“陈主管对你不错啊，经常单独教你东西。”林薇的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
“可能因为我是潮汕人吧。听说大老板也是潮汕的。”
电梯到了。人群涌出，像开闸的鱼。林薇压低声音：“这话在公司里少说。虽然是真的，但说出来就显得……你懂的。”
我懂的。职场的第一课：有些规则可以心照不宣地利用，但不能摆在台面上说。
（拾伍）
成为老板司机，是个意外。
2007年春天，公司接了个大项目，全员加班。某个周三晚上十点，我做完最后一张数据表，准备下班。走到电梯间时，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那儿，正对着手机发火。
“什么叫车坏了？备用车呢？……都出去了？你们怎么办事的！”
我认出他是公司大老板，周启明。只在入职培训时见过一次，他来讲了十分钟话，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口浓厚的潮汕口音普通话。
他挂掉电话，脸色铁青。看到我，愣了一下：“你是……”
“实习生，陈潮。”我说，“周总，需要帮忙吗？”
“你会开车吗？”
“会。有驾照。”
“跟我来。”
那是我第一次坐进那辆黑色奥迪A8。车内空间很大，有一股淡淡的皮革和雪茄混合的味道。周启明坐在后座，报了个地址：“二沙岛。”
车驶出地下车库，汇入夜间的车流。广州的夜晚从不真正安静，总有灯光，总有车声。我开得很小心，手心微微出汗。
后视镜里，周启明闭着眼睛，手指按着太阳穴。他的西装外套随意扔在旁边座位上，领带松开了些，露出疲惫的脖颈。
“潮汕哪里人？”他突然开口，眼睛还闭着。
“澄海。”
“澄海哪？”
“隆都。”
他睁开眼睛，在后视镜里与我对视：“隆都陈姓多。陈厝围的？”
“是。周总也是隆都人？”
“我祖上是。”他点了支雪茄，但没有抽，只是夹在手指间，“出来多少年了？”
“五年。”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母，一个妹妹。”
“没想过把他们接来广州？”
我顿了顿：“想。但还没能力。”
周启明笑了，笑声短促而干涩：“诚实。不像有些人，刚来几天就吹牛说买了房。”
车开到二沙岛一栋别墅前。铁门自动打开，院子里种着高大的玉兰树。周启明下车前，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百元钞票：“打车回去。明天早上七点，到这里接我。”
“周总，这钱……”
“拿着。”他已经转身，“明天别迟到。”
那晚，我打车的钱只用了三十块。剩下的钱，我攥在手里，一路攥回出租屋。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我准时等在别墅门口。七点整，周启明出来，换了一身深蓝色西装，精神看起来好多了。
“吃早饭了吗？”他问。
“吃了。”
“吃的什么？”
“面包。”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车开到公司楼下时，他突然说：“从今天起，你暂时当我司机。实习工资照发，另外每个月补贴一千。”
我愣住了。
“有问题？”
“没有。谢谢周总。”
“别谢太早。”他下车前说，“当我的司机，不只是开车那么简单。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当没看见；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当没听见。明白吗？”
“明白。”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你转正了。下周去人事部办手续。”
（拾陆）
当司机的第一课，是学会沉默。
周启明在车上的时间，三分之一在打电话，三分之一在看文件，三分之一在闭目养神。我的任务是：在他打电话时调低音乐音量；在他看文件时把车内灯光调到合适亮度；在他闭目养神时选择最平稳的路线。
第一个月，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除了“周总，到了”“周总，小心台阶”之类的必要对话。
但沉默不等于无知。事实上，作为司机，我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看到周启明在见完某个政府官员后，在车上撕掉了一份文件，碎片扔出窗外，像一场微型雪。
我看到他在接完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话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掉头，去白云山。”
那天下午，我们在白云山脚下一个茶庄坐了两个小时。他没让我离开，但也没跟我说话，只是一个人喝茶，望着窗外的竹林。茶凉了又换，换了又凉。
第三杯茶凉透时，他突然开口：“阿潮，你相信命吗？”
我措手不及：“我……不知道。”
“我信。”他转动着茶杯，“我二十岁来广州，身上只有三十块钱。睡过天桥底，捡过垃圾，后来在建筑工地搬砖。有一次从三楼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工头扔给我两百块钱，让我自生自灭。”
他喝了口冷茶，继续：“我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没钱交医药费，差点被赶出来。是一个潮汕老乡帮我垫的钱。他说，潮汕人在外，要互相帮衬。”
“所以您后来也帮了很多老乡？”
“帮？”周启明笑了，“不，我是‘用’。用信得过的人，用知根知底的人。这个社会，信任比能力稀缺。”
他放下茶杯：“你知道为什么选你当司机吗？”
“因为……我是潮汕人？”
“这是一部分。”他看着我，“更重要的是，你眼里有东西。不是野心，是……不甘心。不甘心一辈子当厨工，不甘心只拿个文凭混日子。这种不甘心，我年轻时也有。”
那天回程的路上，周启明说了很多。说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倒卖电子表，说他在海南房地产泡沫中差点破产，说他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及时抽身。
“做生意就像开车。”他说，“要看远，也要顾近。方向盘握太紧容易翻，放太松会偏。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踩油门，什么时候该刹车。”
车开到公司楼下时，夜幕已经降临。周启明下车前，拍了拍我的肩膀：“阿潮，好好干。我们潮汕人，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
（拾柒）
真正融入周启明的圈子，是在一次潮汕老乡的茶局上。
那是2008年初，春节前。周启明让我开车送他去番禺一个私人会所。会所很隐蔽，在一栋看起来普通的别墅里，门口没有招牌。
走进茶室，里面已经坐了四个人。都是中年男人，穿着休闲，但手腕上的表、腰间的皮带扣，都透着不菲的价格。
“启明来了。”一个微胖的男人起身招呼，“这位是？”
“阿潮，我司机，也是我们潮汕后生。”周启明脱掉外套，在茶桌主位坐下，“自己人。”
“自己人好，自己人好。”胖男人给我倒了杯茶，“坐，别拘束。”
我坐在茶桌最靠门的位置，那是司机或秘书的固定座位。茶室里弥漫着陈年普洱特有的沉厚香气。茶具是紫砂的，保养得油润发亮。
他们开始聊天。起初说的是家乡话，聊村里的祠堂修缮，聊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聊今年春节回不回去。
然后话题慢慢转到了生意上。普通话夹杂着潮汕话，形成一种独特的商业方言。
“老林那个项目，听说卡在规划局了？”
“我去打过招呼了。问题不大，就是需要点时间。”
“最近银根紧，贷款不好批啊。”
“我认识民生银行一个副行长，改天约出来喝茶。”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这边影响大不大？”
“暂时还好。但得准备过冬了。”
我安静地听着，给他们续茶。茶壶很烫，但我已经学会了怎么用毛巾垫着手倒茶，滴水不漏。
聊到一半，周启明突然转向我：“阿潮，你觉得现在该投资什么？”
所有人都看向我。茶室里瞬间安静。
我手心出汗，但面上保持平静：“我不懂投资。但听周总平时说起，危机里也有机会。现在大家都怕的时候，也许正是该看准机会的时候。”
“说具体点。”另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饶有兴趣。
我脑子飞快转动，想起最近在周启明车上听到的几通电话内容：“比如……基建。国家要拉动经济，肯定会加大基建投入。相关的材料、工程，可能会有机会。”
周启明笑了，对其他人说：“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启明你培养得好啊。”胖男人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有眼光。来，喝茶。”
那晚的茶喝到十一点。散场时，周启明有些微醺。回程车上，他闭着眼说：“今天表现不错。”
“谢谢周总。”
“但你要记住，”他睁开眼睛，后视镜里的目光锐利，“在那种场合，说话说七分，留三分。你今天说太多了。”
我心头一紧：“对不起，周总。”
“不是怪你。”他又闭上眼睛，“是教你。生意场上的话，每一句都有价码。说对了，是机会；说错了，是破绽。”
车窗外，广州的夜景飞速后退。那些流光溢彩的大楼，此刻看起来像一座座用玻璃和钢铁堆砌的迷宫。而我，刚刚摸到了迷宫的入口。
（拾捌）
2009年，周启明给了我第一个真正的机会——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前期调研。
“这个项目不大，但很麻烦。”他把一沓资料扔给我，“涉及三百多户拆迁，产权情况复杂，还有两个钉子户已经闹了三年。你去摸清楚情况，写个报告。”
我接过资料，厚度让我吃了一惊。
“给你两个月时间。预算……”周启明想了想，“十万。包括你的差旅和必要打点。”
十万。我当司机两年，工资加补贴，存款还不到五万。
“周总，我没做过……”
“谁生来就会？”他打断我，“记住，不要只看文件上的东西。去村里住几天，跟村民喝茶聊天，听听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拆迁不是数学题，是人情世故。”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几乎住在了那个叫“塘厦”的城中村。村里都是老广，说粤语，对我这个说普通话的外来者充满警惕。
我租了村里最便宜的一间出租屋，月租三百，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每天早晨，我去村口的早餐店吃肠粉，跟老板聊天；中午在士多店买盒饭，跟看店的老伯下象棋；晚上去大排档喝啤酒，听打工仔们吹牛。
第一个星期，一无所获。村民们要么不理我，要么开口就是骂开发商黑心。
转机出现在第二周。村里一个老人突发急病，儿子在外地打工，一时赶不回来。我正好路过，帮忙叫了救护车，陪着送到医院，垫付了五百块钱医药费。
老人姓李，村里人都叫他“九叔”。他在村里住了五十年，是塘厦村最老的住户之一。
九叔出院后，请我去他家喝茶。房子很旧，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里的人都穿着七八十年代的衣服。
“后生仔，你是开发商派来的吧？”九叔直接问。
我犹豫了一下，点头。
“诚实。”九叔给我倒茶，“之前来过几拨人，都说是记者，是学生。当我们老人家好骗。”
“九叔，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各为其主。”九叔喝了口茶，“你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大家真正想要什么。不是补偿款数字，是……以后怎么生活。”
九叔看了我很久，然后说：“塘厦村一百二十年历史了。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里住。现在说要拆，不是不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
那天下午，九叔说了很多。说村里的祠堂是光绪年间修的，说村口的大榕树他小时候就在那儿乘凉，说东头阿婆的儿子在拆迁谈判时被打断了腿，到现在还瘸着。
“钱重要，但有些东西，钱买不回来。”九叔说。
我把这些话都记下来。不只是记在本子上，是记在心里。
通过九叔，我认识了更多村民。听他们讲诉求，讲担忧，讲那些文件上永远不会写的故事。两个钉子户里，有一个是因为补偿方案没考虑他瘫痪的老母亲需要一楼带院子的房子；另一个是因为开发商的代表曾威胁要让他读小学的女儿“小心点”。
我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不只是数据和方案，还有村民的名字、故事、眼泪和愤怒。
报告交上去那天，周启明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办公室里静得可怕。
最后，他合上报告，摘下眼镜：“阿潮，你知道这份报告值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它可能让公司多付一千万补偿款。”周启明说，“但它也可能让项目顺利推进，省下两千万的诉讼和拖延成本。”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你的做事方式——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是走到泥地里看真相。这很好。”
“周总，那这个项目……”
“重新做方案。”周启明转身，“按你报告里的建议，提高补偿标准，特别照顾那几户困难家庭。另外，保留祠堂和那棵大榕树，作为小区的公共空间。”
我愣住了：“这……成本会增加很多。”
“做生意不是做算术。”周启明笑了，“有时候，多花的钱能买来更值钱的东西——比如口碑，比如人心。”
塘厦村改造项目最终顺利启动。签约仪式上，九叔代表村民发言。他说：“这次拆迁，我们遇到了一个肯听我们说话的后生。这说明，不是所有开发商都黑心。”
台下，周启明低声对我说：“阿潮，这一千万，花得值。”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东西。关于商业，关于人性，关于如何在利益和良知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拾玖）
2010年春天，周启明把我叫到办公室。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办公室很大，整面墙的落地窗外是珠江。江面上货船缓缓驶过，像时间本身一样不慌不忙。
“来公司几年了？”周启明问。
“四年。实习一年，转正三年。”
“当司机几年？”
“三年。”
他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推到我面前：“看看。”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是一份任命书：任命陈潮为寰宇金融全资子公司“启明资本”首席执行官，即日生效。
我的手开始发抖。
“怎么，不敢接？”周启明点了支雪茄。
“周总，我……我没经验。我怕做不好。”
“谁天生就会？”他吐出一口烟，“阿潮，你跟我三年了。我看到你怎么做事，怎么为人。塘厦村那个项目，你做得很好。但那是小试牛刀。”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现在，我要给你一个真正的舞台。启明资本虽然刚成立，但我准备投五千万启动资金。你要做的，是让它三年内翻三倍。”
五千万。翻三倍。这些数字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为什么是我？”我问。
周启明回到座位，深深看着我：“三个原因。第一，你是潮汕人，我知根知底。第二，你这几年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人品。第三……”
他顿了顿：“我需要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人。总公司这边，股东多了，声音杂了。有些事，不方便在这里做。”
我明白了。启明资本不只是子公司，是周启明的“后花园”，是他的试验田，也是他的避风港。
“压力会很大。”我说。
“当然。”周启明笑了，“但我相信你能扛住。我们潮汕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压力没受过？”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放在任命书上：“这是给你的。奔驰S350，停在楼下B区18号车位。还有，”他又拿出一张门禁卡，“珠江新城一套公寓，两百平。算是公司给你的福利。”
我看着那串钥匙。金属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四年前，我兜里只有五十块钱。四年后，有人把奔驰车钥匙和珠江新城公寓的钥匙放在我面前。
“周总，我……”
“别说什么感谢的话。”周启明摆摆手，“把公司做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记住，阿潮。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的司机，不再是我的下属。你是陈总，是启明资本的CEO。”
他伸出手：“合作愉快，陈总。”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宽厚、有力，有常年握方向盘和雪茄留下的茧。
“合作愉快，周总。”
走出办公室时，我的腿有些软。电梯里，我看着镜面墙里的自己——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握着奔驰车钥匙。
但镜子里的那双眼睛，还是四年前那个睡在餐馆阁楼里的少年的眼睛。迷茫，不安，还有一丝被巨大机遇砸中的眩晕。
电梯到达地下车库。B区18号车位，一辆黑色的奔驰S350静静停在那里。车身光滑如镜，倒映着车库惨白的灯光。
我用钥匙解锁，车灯闪了两下，发出轻微的“嘀”声。拉开车门，真皮座椅的香气扑面而来。坐进驾驶座，关上车门，世界瞬间安静下来。
我没有立刻发动引擎。只是坐着，握着方向盘，看着仪表盘上各种我不认识的指示灯。
突然，我笑了。笑出声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想起四年前，在石牌村那个十平米的房间里，我趴在床上写自考作业。隔壁传来夫妻的吵架声，楼上传来孩子的哭声，窗外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
那时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有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一个月挣五千块，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我有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有了奔驰车，有了珠江新城的公寓。
但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
手机响了。是周启明发来的短信：“今晚七点，白云山庄。几个投资人，介绍你认识。穿正式点。”
我深吸一口气，回复：“收到。”
发动引擎。V8发动机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像一头苏醒的野兽。
后视镜里，我的脸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车库深处无尽的黑暗。
车灯划破黑暗，驶向出口。那里有一片白茫茫的光，刺眼得让人看不清前路。
但我知道，我必须开进去。
因为回头路，已经没有了。
（贰拾）
珠江新城的公寓在四十三层。
打开门，首先看到的是整面墙的落地窗。窗外，广州的夜景像一幅铺开的璀璨织锦。小蛮腰的灯光变换着颜色，珠江两岸的建筑灯火通明，高架桥上的车流拉出一条条光带。
房间是精装修的，家具齐全，风格是现代简约——大量的黑白灰，少量的金属装饰，冷硬而精致。空气里有新家具和中央空调的味道。
我把行李箱放在门厅。箱子里只有几件衣服，一些书，还有那个记录了我四年自考历程的笔记本。
走到窗前，我看着脚下的城市。从这个高度看下去，一切都变得渺小。行人像蚂蚁，汽车像玩具，连那些曾经让我觉得高不可攀的写字楼，此刻也显得矮小。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母亲。
“阿潮，吃饭了吗？”母亲的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带着熟悉的潮汕口音。
“吃了。”我撒谎。其实还没吃。
“工作怎么样？不要太累啊。”
“很好。不累。”
“你爸说，你在广州要是稳定了，就把妹妹接过去。她在县城打工，工资太低了。”
“好。等我安排好。”
“还有啊，村里祠堂要重修，每家出五千。你爸说你现在有出息了，我们多出点，出一万，行不行？”
“行。我明天转钱回去。”
“好好，那你忙吧。记得按时吃饭。”
挂掉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玻璃上倒映着我的影子，一个穿着昂贵西装的男人，站在豪华公寓里，背后是价值千万的夜景。
但影子里的那双眼睛，还是当年离开潮汕时那个少年的眼睛。
我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瓶矿泉水。橱柜里也是空的，连个碗都没有。
最后，我在行李箱里找到了那瓶沙茶酱。四年了，居然还没过期。拧开盖子，熟悉的味道飘出来——虾米的咸鲜，大蒜的辛辣，花生酱的醇厚。
我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舌尖。
还是那个味道。但吃的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我把沙茶酱放在餐桌上，旁边是奔驰车钥匙和公寓门禁卡。三样东西并排放在一起，像一个荒诞的隐喻——过去，现在，未来。
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林薇。
“陈总，恭喜高升啊。”她的声音里有调侃，也有试探。
“别笑话我了。”
“哪敢笑话。以后还要陈总多关照呢。”她顿了顿，“听说你搬去珠江新城了？”
“消息真灵通。”
“公司就这么大。”林薇轻笑，“对了，周末有几个同事想给你庆祝，有空吗？”
“这周末可能……”
“别拒绝嘛。”她打断我，“都是年轻人，聚聚。你也该多认识些人，不能老围着周总转。”
我想了想：“好吧。时间地点你定。”
“行。那周末见。”
挂掉电话，我走到卧室。床很大，床垫看起来很软。但我突然想念石牌村那张硬邦邦的上下铺，想念餐馆阁楼那个低矮的地铺。
至少那些地方，我能睡得着。
洗了个澡，躺在陌生的床上。天花板很高，吊灯很复杂，有几十个水晶挂件。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祠堂前的送行，流花车站的人潮，工厂车间的噪音，仓库里李晓雪的眼泪，自考考场外的雨，周启明车里的雪茄味，塘厦村九叔家的茶……
这些画面像破碎的镜片，每一片都映出不同时期的我。十四岁的我，十八岁的我，二十二岁的我，二十六岁的我。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
或者，每一个都是，每一个都不是。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是周启明的第二条短信：“明天九点，公司开会。准备一下启明资本的三年规划。”
我回复：“好的。”
然后关掉手机，房间陷入彻底的黑暗。
窗外，广州的夜景依然璀璨。但那些光，照不进这个房间。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凌晨。
直到第一缕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苍白的线。
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的身份开始了。
新的战争，也开始了。
（贰拾壹）
五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五年可以让一家初创资本公司从五千万做到十五亿规模；可以让一个年轻CEO的名字出现在财经杂志的专访里；可以让珠江新城的公寓换成二沙岛的独栋别墅；可以让衣柜里的西装从成衣换成全定制，袖扣从普通不锈钢换成18K金镶钻。
但有些东西，五年改变不了。
比如，每次经过黄埔开发区那些灰色厂房时，喉咙里泛起的酸涩感。
比如，深夜从应酬场回到家，脱下西装，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那张越来越陌生的脸时，心里涌起的空虚。
比如，每个月的十五号，银行账户自动划出两万块钱——一万给父母，一万给村里祠堂的修缮基金——然后收到父亲那条永远不变的短信：“钱收到了。勿念。好好工作。”
五年了，启明资本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而我，是那个没有刹车的司机。
“陈总，这是上周的投资回报数据。”秘书小苏把平板电脑递给我，屏幕上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曲线，“我们的医疗基金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28%，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我接过平板，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数字、图表、百分比，这些曾经让我头疼的东西，现在成了我每天呼吸的空气。
“新能源项目那边呢？”
“还在谈判。对方要价有点高，但技术确实领先。”小苏顿了顿，“需要您亲自去一趟深圳吗？”
我看了看日程表：“周四下午有空。安排一下。”
“好的。”小苏记录着，突然想起什么，“对了，周总让您今晚去他家里吃饭。七点。”
我点点头。周启明这半年越来越喜欢叫我去家里吃饭，有时候是谈公事，有时候就是单纯吃饭。但我知道，没有一顿饭是“单纯”的。
小苏离开后，我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启明资本现在占据了珠江新城一栋写字楼的整整三层。从我的办公室看出去，能看见广州塔纤细的腰身，看见珠江像一条暗绿色的绸带穿过城市。
五年。从司机到CEO，从城中村到二沙岛，从无人问津到财经杂志的专访对象。
我应该满足的。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婚恋网站“缘来是你”的推送：“陈先生，本周六下午有高端相亲专场，地点在花园酒店。特邀成功人士参加，详情请点击……”
我删掉推送。这五年，我注册过三个婚恋网站，参加过七次相亲活动，见过不下二十个“条件合适”的女性。
她们都很优秀。有律师，有医生，有大学老师，有企业高管。她们妆容精致，谈吐得体，知道波尔多年份的区别，知道哪个画廊有值得投资的年轻画家，知道在米其林餐厅该怎么点菜。
但她们的眼睛里，都有一种相同的东西——审视。像在评估一件商品的成色、价值、升值空间。
最后一次相亲，对方是个投行女高管，三十三岁，年薪比我高。晚餐进行到一半时，她直接问：“陈先生，如果我们结婚，婚前财产协议你打算怎么签？另外，关于孩子，我希望有明确的教育基金规划，最好从怀孕开始就设立信托。”
我说我去洗手间，然后直接从餐厅后门离开了。
那之后，我把所有婚恋网站的账号都注销了。
不是她们不好。是我不够好——不够好到能接受，婚姻只是一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游戏。
（贰拾贰）
遇见李晓雪那天，是2012年7月的一个周五晚上。
我本来有个应酬，要和几个台湾投资人吃饭。但临下班时，对方助理打电话来说航班延误，改期了。
突然多出来的夜晚，像口袋里多出来的一张陌生钞票，让人不知该怎么花。
我让司机先下班，自己开着那辆新买的保时捷帕拉梅拉，在广州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转。经过珠江边时，看见一家叫“午夜蓝”的酒吧，门口亮着幽蓝色的霓虹灯。
鬼使神差地，我停了车。
酒吧里人不多，空气里有威士忌、雪茄和廉价香水的混合味道。我坐在吧台最角落的位置，点了一杯单一麦芽，不加冰。
酒保是个年轻人，手法很熟练。他把酒杯推到我面前时，说了一句：“先生一个人？需要推荐点别的吗？”
“不用。”
我端起酒杯，琥珀色的液体在灯光下荡漾。十年了。从2002年第一次来广州，已经十年了。十年足够让一个城市改头换面，也足够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一杯金汤力，多加冰。”
声音从旁边传来。很轻，有点沙哑，但那个语调，那个尾音微微上扬的方式……
我转过头。
她就坐在我旁边的吧台椅上，侧对着我。浓妆，很浓——眼线画得很黑，睫毛刷得很翘，嘴唇是当下流行的玫红色。鼻子和下巴的线条有点过于完美，像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皮肤很紧致，泛着玻尿酸打过量的那种不自然的光泽。
但那双眼睛。眼角的弧度，瞳孔的颜色，还有看人时那种微微下垂的习惯……
“晓雪？”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她转过脸。那一瞬间，她脸上所有的表情都凝固了——震惊，慌乱，然后是强装的镇定。
“阿潮？”她挤出一个笑容，“这么巧。”
十年。整整十年。
上一次见她，是在她的婚礼上。她穿着白纱，挽着那个秃头男人的手臂，一桌一桌地敬酒。没有看我一眼。
现在，她就坐在我旁边，距离不到半米。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很浓的玫瑰香，盖住了其他所有味道。
“好久不见。”我说。
“是啊，好久。”她端起酒保刚递过来的金汤力，喝了一大口，“你……变化很大。”
“你也是。”
我们陷入沉默。酒吧的背景音乐是王菲的《匆匆那年》，唱到“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你丈夫呢？”我问完就后悔了。
李晓雪的手抖了一下，冰块撞在玻璃杯壁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她深吸一口气，“三年前，车祸。没了。”
我愣住了：“对不起。”
“没什么。”她又喝了一口酒，“都过去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她问我的工作，我说在做投资。她问我现在住哪，我说二沙岛。她问我结婚了吗，我说没有。
她的问题都很表面，我的回答也很简短。但在这表面的对话之下，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像暗流。
“你呢？”我终于问，“这十年，过得怎么样？”
李晓雪笑了，笑得很空洞：“还能怎么样。嫁人，当太太，丈夫死了，继承遗产。听起来像八点档电视剧，对吧？”
“他对你好吗？”
“好？”她重复这个词，像是第一次听见，“给我钱花，带我出去旅游，给我爸治病，供我弟上学。你说这叫好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你呢？”她反过来问我，“当年离开工厂后，去了哪里？”
“餐馆，自考，进公司，当司机，然后……”我顿了顿，“然后有了自己的公司。”
“真厉害。”她的语气里听不出是真心还是讽刺，“我就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身上有股劲，不肯认命的劲。”
酒保又给我们各上了一杯酒。这次她点的跟我一样，单一麦芽，不加冰。
“其实我见过你。”她突然说。
“什么？”
“财经杂志上。”李晓雪转动着酒杯，“去年吧，有一期专访，封面就是你。穿着灰色西装，站在落地窗前。标题是‘潮汕后生的资本传奇’。”
我想起那篇专访。记者问了我很多问题，关于创业，关于投资哲学，关于潮汕人的商业基因。我给了很多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有一句话我没说——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女孩的婚礼，和一个少年破碎的心。
“我买了那本杂志。”李晓雪轻声说，“看了很多遍。每次看都在想，如果当年……”
她没说完。但我们都懂。
如果当年她父亲没有生病，如果当年她不需要那八万块钱手术费，如果当年我没有那么穷，如果当年……
人生最残酷的词，就是“如果当年”。
（贰拾叁）
酒吧打烊时，我们都喝了不少。
走出门，夏夜的热浪扑面而来。已经是凌晨两点，街道空荡，只有霓虹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
“你怎么回去？”我问。
“打车。”李晓雪拿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但明显不太清醒。
“我送你吧。”
她没有拒绝。
保时捷的车内空间很宽敞，真皮座椅在夜色中泛着柔光。李晓雪坐进副驾驶，闭上眼睛：“这车真舒服。”
“系好安全带。”
她摸索着找到安全带，但扣了几次都没扣上。我俯身过去帮她，那一瞬间，我们的脸离得很近。能看见她睫毛膏有点晕开，能闻到她呼吸里的酒精味，还有更深处的，某种疲惫和脆弱的气息。
安全带扣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车里很清晰。
“住哪？”我问。
她说了一个小区名字，在白云区，不算高档，但也不差。
车开上内环路。深夜的广州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偶尔有车灯划过，像巨兽梦中闪烁的神经信号。
“你知道吗？”李晓雪突然开口，眼睛还闭着，“他死了以后，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还在工厂，还在流水线上，你坐在我对面。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是湿的。”
我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方向盘。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能回到那时候多好。”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虽然穷，虽然累，但至少……至少心是活的。”
车开到她家楼下。是一个普通的花园小区，楼房有点旧了。
“要上去坐坐吗？”她问。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异常。
我知道这个邀请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我应该拒绝。
但我说：“好。”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镜子墙壁映出我们的身影——她靠在我肩上，我站着，身体僵硬。
她的公寓不大，装修风格是十年前流行的欧式，金色和白色为主，有点过时了。客厅的茶几上散落着几本时尚杂志，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酒柜里摆着不少洋酒，有些瓶子已经空了。
“随便坐。”李晓雪踢掉高跟鞋，光脚踩在地板上，“喝点什么？”
“水就好。”
她从冰箱里拿了两瓶矿泉水，递给我一瓶，然后在我身边坐下。沙发很软，我们陷进去，距离近得能感觉到彼此的体温。
“这房子是他买的。”李晓雪环顾四周，“结婚礼物。现在归我了，但每次进来，都觉得还是他的地盘。”
“为什么不卖了换一个？”
“舍不得。”她苦笑，“卖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至少现在，我还能骗自己，他出差了，还会回来。”
我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水很冰，冰得喉咙发痛。
“你呢？”她转头看我，“住那么好的房子，开那么好的车，应该过得很好吧。”
“应该吧。”
“什么叫应该？”
“就是……”我寻找着合适的词，“就是所有该有的都有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
“不知道。”我老实说，“也许是少了那种……非得到不可的渴望。以前我想赚钱，想成功，想证明自己。现在都有了，反而不知道接下来该想什么了。”
李晓雪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
“你还是没变。”她说，“眼睛里还是那个在仓库里问我‘如果我有钱了，你会选择我吗’的男孩。”
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皮肤很滑，但能感觉到骨骼的纤细。
“如果现在我问你同样的问题呢？”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用另一只手解开我衬衫的第一颗纽扣，然后是第二颗。
“别问。”她轻声说，“有些问题，答案不重要。”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说话。用身体代替语言，用动作代替承诺，用喘息代替诉说。
很疯狂，很用力，像是要把过去十年错过的时光都补回来，像是要把彼此嵌入自己的身体里，再也不要分开。
结束时，天已经蒙蒙亮。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条苍白的线。
李晓雪趴在我胸口，手指在我胸前画着圈。
“你会留下来吗？”她问，声音闷闷的。
“你想我留下吗？”
“想。”她说得很轻，但很肯定，“很想。”
我闭上眼睛，闻着她头发上残留的香水味，混合着汗水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
“好。”
（贰拾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同居生活。
李晓雪搬进了我在二沙岛的别墅。她的东西不多——几箱衣服，一些化妆品，几个相框。相框里是她和丈夫的合影，在各地旅游拍的。她把这些相框收进了储藏室最里面的箱子，用胶带封好。
“眼不见为净。”她说。
别墅很大，四百多平，三层。之前我一个人住时，总觉得空旷得可怕。现在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些声音——她煮早餐时锅碗的碰撞声，她看电视时的笑声，她洗澡时的水声。
这些声音，让房子有了人气。
最开始那几个月，我们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周末去香港购物，她买包，我买单；去东南亚度假，躺在沙滩上看日落；去高级餐厅吃那些名字都念不顺的法餐；去听音乐会，虽然我们都不太懂古典音乐。
钱像水一样流出去，但我毫不在意。这些年我赚了太多钱，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现在终于有了花钱的理由。
李晓雪也很享受这种生活。她学会了分辨红酒的产地和年份，学会了在米其林餐厅点菜时不露怯，学会了用我的副卡刷卡时那种理所当然的姿态。
但有些东西，钱买不来。
比如睡眠。她经常半夜醒来，坐在床边发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做了噩梦。问她梦到什么，她不说。
比如信任。她从不问我公司的事，从不看我的手机，从不过问我晚上应酬是和谁在一起。这种不过问，不是信任，是漠不关心。
比如未来。每次我提起结婚，她总是岔开话题。有一次我认真地问她：“我们结婚吧。”
她正在涂指甲油，手抖了一下，红色的液体涂到了皮肤上。
“急什么。”她扯了张纸巾擦手，“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哪里好？”
“自由啊。”她抬起头看我，“结了婚，就有了责任，有了束缚。现在多好，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哪天腻了，各自转身，干干净净。”
“你是这么想的？”
她没回答，继续涂她的指甲油。鲜红的颜色，像血。
那天晚上，我们背对背睡觉。中间隔着的距离，能再躺下一个人。
（贰拾伍）
周启明第一次提起他女儿，是在2013年春节后的一次家宴上。
他女儿叫周雅雯，二十六岁，英国留学回来，现在在家族企业的一个慈善基金会工作。那天她也来了，坐在我对面。
雅雯很漂亮，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的漂亮——妆容清淡，衣着得体，说话时眼睛会看着对方，笑起来嘴角有恰到好处的弧度。她聊起最近在做的留守儿童项目，聊起在英国读书时的趣事，聊起对当代艺术的见解。
一切都很好。太好的那种好。
饭后，周启明把我叫到书房。
“觉得雅雯怎么样？”他直截了当。
“很优秀。”
“只是优秀？”他笑了，“阿潮，你今年三十了吧？该成家了。”
我意识到他在说什么：“周总，我……”
“叫叔叔。”他纠正我，“私下里，叫叔叔。”
“周叔。”我改口，“我有女朋友了。”
周启明脸上的笑容淡了些：“那个李晓雪？”
我没想到他知道。但转念一想，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五年来，我身边的大小事情，他哪件不知道？
“是她。”我承认。
“阿潮。”周启明点了支雪茄，慢慢吸了一口，“男人成家，要找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门当户对，三观相合，能助你更上层楼的人。”
“晓雪她……”
“我知道她的事。”周启明打断我，“工厂女工，嫁了个暴发户，丈夫死了继承遗产。现在跟你在一起。”他弹了弹烟灰，“这样的女人，图你什么，你不清楚吗？”
“她不是那种人。”
“哪种人？”周启明看着我，眼神锐利，“阿潮，我当你是自家人才说这些。你现在的位置，多少人盯着。婚姻不是儿戏，选错了人，毁的是你半辈子打拼的事业。”
“晓雪不会毁我事业。”
“也许不会。”周启明站起来，走到窗边，“但她能帮你什么？雅雯不同。她在英国学的就是金融，回来这半年，把慈善基金会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你要是娶了她，她不仅能帮你打理家庭，还能帮你管理公司。”
他转过身：“而且，你们要是结婚，我就把总公司10%的股份转到你们名下。不是给启明资本，是给总公司。你知道那值多少钱吗？”
我知道。至少五个亿。
“周叔，我……”
“不用现在答复。”周启明走回来，拍拍我的肩膀，“回去好好想想。想想你想要什么，想想什么才是对你最好的。”
离开周家时，雅雯送我出门。
“陈总慢走。”她说，笑容很得体。
“叫我阿潮就好。”
“阿潮哥。”她从善如流，“有空一起喝茶。我最近在研究潮汕工夫茶，想找人交流交流。”
“好。”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周启明的话。五个亿的股份，一个能助我事业更上一层楼的妻子，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完美”的婚姻。
我应该答应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答应。
但我没有。
因为当我想到要和李晓雪分手，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要和另一个女人共度余生时，心里涌起的不是对未来的期待，而是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抗拒。
回到家，李晓雪正在客厅看电影。一部老港片，《甜蜜蜜》。屏幕上，黎明和张曼玉在纽约街头重逢，背景音乐是邓丽君的歌声。
“回来啦。”她没回头，“吃饭了吗？”
“吃了。”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她自然地靠过来，头枕在我肩上。屏幕上，张曼玉说：“我们终于都失败了。”
“看第几遍了？”我问。
“不知道。第五遍？第六遍？”李晓雪轻声说，“每次看都觉得，人生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和重逢。”
我伸手搂住她。她的身体很软，很暖，散发着沐浴露的清香。
“今天周启明找我。”我说。
“嗯？”
“他想让我娶他女儿。”
李晓雪的身体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柔软：“好事啊。他女儿我见过照片，很漂亮，家世也好。”
“你希望我娶她？”
“我希望你幸福。”她说，声音很平静，“如果你觉得娶她能幸福，那就娶。”
“那你呢？”
“我？”她笑了，笑声很轻，“我本来就配不上你。能跟你在一起这几年，已经是赚了。”
“别说这种话。”
“是真话。”李晓雪坐直身体，看着我，“阿潮，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地位。是你眼睛里还有那种……天真。相信爱情，相信真心，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只是利益交换。”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但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越往上走，真心越不值钱。周启明说得对，他女儿才是适合你的人。她能帮你走得更远。”
“那你呢？”我抓住她的手，“你就不想走得更远吗？”
“我？”她又笑了，这次笑出了眼泪，“我已经走到我能走的最高处了。再往上，我怕摔下来，粉身碎骨。”
那晚，我们做爱时格外用力。像是在告别，像是在用身体铭记彼此，像是在预支未来所有可能的温存。
结束后，她趴在我身上，手指在我胸口画着圈。
“如果我答应和你结婚，”她突然问，“你会娶我吗？”
“会。”
“即使我要签婚前协议，即使我可能要分走你一半财产？”
“即使那样，也娶。”
她沉默了。然后，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我胸口。
“傻子。”她轻声说，“你真是个傻子。”
（贰拾陆）
拒绝周启明的提亲后，很多事情开始变得微妙。
总公司那边的资源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倾斜给启明资本；一些原本十拿九稳的项目，突然出现了竞争对手；董事会上的座位，我从周启明右手边，换到了长桌的中间位置。
这些变化很细微，但很清晰。像水温在慢慢升高，等青蛙意识到烫时，已经跳不出去了。
但我没有后悔。或者说，没有时间后悔。
因为李晓雪那边，也出现了问题。
最开始是一些小事情。她刷我的卡买了一个二十万的包，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突然想买这个”，她立刻沉下脸：“花你点钱就心疼了？”
然后是夜不归宿。她说去见老同学，但身上有陌生的香水味。我问她去哪儿了，她说我疑神疑鬼。
最严重的一次，是她弟弟来找她。
她弟弟叫李晓峰，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想来广州找工作。李晓雪让他住在别墅的客房里，一住就是三个月。
这本身没什么。问题出在李晓峰的工作上。
他想进金融行业，但学历普通，能力一般，找了两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一天，李晓雪来找我：“你能不能在公司给晓峰安排个职位？随便什么都行。”
“公司招人有流程。”我说，“而且晓峰的专业不对口。”
“流程？你是CEO，你说行就行。”李晓雪的语气很冲，“还是说，你现在觉得我们姐弟俩配不上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盯着我，“阿潮，这五年来，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就这么一件事，你都不肯帮忙？”
最终，我安排李晓峰去了启明资本的市场部，做基础工作。月薪八千，不算高，但也不低。
李晓峰上班第一个月，就出了事。他把一份还没公开的内部投资方案，泄露给了他在券商工作的同学。虽然没造成实际损失，但违反了公司最核心的保密规定。
按规矩，应该开除。人事总监来问我意见。
那天晚上，我跟李晓雪说了这件事。
“开除？”她不可置信，“就因为这点小事？阿潮，他是你小舅子！”
“他违反了规定。”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李晓雪的声音提高了，“你不就是怕周启明说你任人唯亲吗？但晓峰是我弟弟，你不帮他，谁帮他？”
“帮他可以，但不能破坏规矩。”我也火了，“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得对其他员工负责！”
“负责？”她冷笑，“你对我负责过吗？五年了，你给我买包，买首饰，带我旅游，但你给过我一个名分吗？给过我安全感吗？”
“我提过结婚！是你不愿意！”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看不起我！”李晓雪喊出来，眼泪涌了出来，“你觉得我是图你的钱，是寄生虫！所以你不愿意把公司的事告诉我，不愿意让我参与你的生活，连我弟弟犯个小错，你都要上纲上线！”
我愣住了。这五年来，我第一次听她说出这些话。
“你是这么想的？”
“不然呢？”她抹掉眼泪，但新的眼泪又流下来，“阿潮，我们在一起五年了。但这五年，我总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彼此，但碰不到真心。”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让我碰你的真心！”我也提高了声音，“你从来不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要什么！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情人，但我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你！”
我们吵到凌晨。吵到最后，两个人都精疲力竭，坐在地板上，背靠着背。
“阿潮。”她轻声说，“我们是不是错了？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在一起。”
我没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
那天之后，李晓峰还是被开除了。李晓雪没再提这件事，但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她开始频繁外出，有时候彻夜不归。我不再问，她也不再解释。
别墅很大，但住着两个陌生人。
（贰拾柒）
发现那份文件，是在2015年秋天。
那天李晓雪去香港购物，说要去三天。我难得清闲，决定把储藏室整理一下。这些年堆积了太多东西——不看的书，不穿的衣服，各种会议纪念品，礼品。
在储藏室最里面的角落，我找到了那个纸箱。就是李晓雪搬进来时，装她那些相框的纸箱。胶带已经撕开了，箱子虚掩着。
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它。
相框都在，那些她和前夫的合影。但在相框下面，还有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很厚。
我抽出来，打开。
是一份财产代持协议。签署日期是2008年，也就是她丈夫去世前一年。协议上写明，她丈夫名下的一部分资产——主要是几家公司的股权和一些不动产——由李晓雪代为持有，但实际所有权和处置权归她丈夫所有。
这本身没什么奇怪的。很多富人都会做这样的安排，为了避税或者规避风险。
奇怪的是补充条款。条款写明，如果她丈夫发生意外身亡，这些代持资产的所有权将自动转移给一个叫“李国强”的人。
而李国强，是她丈夫的侄子。
文件最后，是一份公证书，确认这份协议的法律效力。
我的脑子一时没转过来。坐在储藏室冰冷的地板上，我把文件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才终于理清其中的逻辑：
她丈夫把一部分资产放在李晓雪名下，但只是代持。
如果丈夫意外死亡，这些资产不归李晓雪，归丈夫的侄子。
她丈夫在2009年车祸身亡——死因确实是意外。
所以，李晓雪继承的遗产，可能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
甚至可能，她根本就没继承到什么实质性的财产。
那些她挥霍的钱，那些她刷卡买的奢侈品，那些她跟我在一起时表现出的对金钱的漫不经心……
都可能是装的。
纸箱里还有别的东西。几张银行卡的流水单，时间跨度从2010年到2012年。流水显示，这几张卡在2010年后就没有大额进账，只有零星的小额支出。
还有一份法院的调解书复印件。是关于她丈夫遗产纠纷的，最终调解结果是：李晓雪获得一处房产（就是她之前住的那套）和两百万现金，其余资产归丈夫家族其他成员。
两百万。在广州，不算多。尤其是对一个习惯了奢侈生活的女人来说。
我把所有东西按原样放回去，盖好纸箱，推回角落。
然后坐在储藏室的地板上，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酒吧里她点金汤力时的样子；她说“他死了以后，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时的表情；她拒绝结婚时说“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时的眼神；还有她弟弟找工作时的急切，她为弟弟求情时的激动……
所有碎片，突然都拼起来了。
拼成一张我从未看清过的脸。
（贰拾捌）
李晓雪从香港回来那天晚上，我把文件袋放在餐桌上。
她看到文件袋时，脸色瞬间白了。
“你翻我东西？”她的声音在抖。
“储藏室整理，不小心看到的。”
“不小心？”她冷笑，“陈潮，你真让我恶心。”
“我恶心？”我终于忍不住了，“李晓雪，这五年，你演得累不累？装成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富孀，装成一个对钱无所谓的情人，装成一个……”
“我装什么了？”她打断我，眼睛通红，“我从来没说过我有多少钱！是你自己以为的！是你自己要用钱来砸我，要用物质来补偿你当年的遗憾！”
“所以我成了你的提款机？”
“那你呢？”她逼近一步，“你跟我在一起，难道不是想证明什么吗？证明你现在成功了，有钱了，能拥有当年得不到的女人了？陈潮，我们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高尚！”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我心里最深处。
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是对的。
这五年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沙滩上。我用物质补偿当年的遗憾，她用伪装维持表面的平等。我们都在演，演一对真心相爱的情侣，演一段破镜重圆的美好爱情。
但戏总有落幕的时候。
“所以，”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害怕，“你从来没爱过我，是吗？”
李晓雪愣住了。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眼泪慢慢流下来。
“我爱过。”她轻声说，“在工厂的时候，真的爱过。但那种爱，太脆弱了。脆弱到敌不过八万块钱手术费，敌不过现实的压力。”
她擦了擦眼泪：“后来再遇见你，我也想爱。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爱了。我的心，好像在十年前就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会呼吸、会花钱、会演戏的空壳。”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
“因为……”她苦笑，“因为除了你，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你还愿意收留我这个空壳。”
我们沉默了。餐桌上，文件袋静静躺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证人。
“那些钱，”我问，“你丈夫留下的两百万，还剩多少？”
“早花完了。”她坦然说，“第一年就花完了。买包，买衣服，旅游，装点门面。后来跟你在一起，刷的都是你的卡。”
“所以你一直在用我的钱，维持你的……体面？”
“是。”她点头，“很可悲，是吧？但陈潮，你告诉我，如果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实话，说我是个穷光蛋，说我想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能给我钱花，你还会要我吗？”
我不会。我知道我不会。
“所以你看，”她笑了，笑出了眼泪，“我们都活在谎言里。你活在‘我拯救了当年那个女孩’的谎言里，我活在‘我还是当年那个值得被爱的女孩’的谎言里。”
我走到窗前。窗外，珠江的夜景依旧璀璨。二沙岛的别墅灯火通明，每一扇窗后，也许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光鲜的表面，溃烂的内里。
“你走吧。”我说。
“什么？”
“我说，你走吧。”我转身看着她，“这栋别墅归你。另外，我会给你一千万。够你下半辈子生活了。”
李晓雪愣住了：“你……要分手？”
“不然呢？”我笑了，“继续演下去？演到我们都老去，演到连自己都相信这场戏是真的？”
“如果我说我不想走呢？”
“晓雪，”我叫她的名字，也许是最后一次这样叫，“我们之间，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这五年，只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仪式。”
她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流。没有歇斯底里，没有争吵，只是安静地流泪。
像一场迟到了十年的雨。
“好。”她最终说，“我走。”
（贰拾玖）
李晓雪搬走那天，是个阴天。
她的东西不多，还是那几个箱子。搬家公司的人很快就把东西搬上了车。
她站在门口，最后一次回望这栋住了五年的别墅。
“这五年，”她说，“谢谢你。”
“不用谢。”
“是真的。”她认真地说，“谢谢你让我知道，被人爱是什么感觉。哪怕这份爱，有一半是假的。”
“不全是假的。”我说，“至少对我来说，不全是。”
她笑了，笑容很淡，但很真实：“那就够了。”
她转身要走，我突然叫住她：“晓雪。”
“嗯？”
“如果当年……如果当年我有钱，能帮你爸出手术费，你会选择我吗？”
她回过头，眼睛里有光在闪：“会。”
一个字，轻得像叹息，重得像承诺。
但我们都清楚，人生没有如果。
她上了车，车开走了。消失在二沙岛绿树成荫的道路尽头。
我回到空荡荡的别墅。客厅里还残留着她的香水味，沙发上还有她习惯坐的那个位置的凹陷，浴室里还有她用了一半的洗发水。
五年。像一场梦。
现在梦醒了，剩下的是更深的空虚。
手机响了。是周启明。
“阿潮，晚上有空吗？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
“周叔，我……”
“听说李晓雪搬走了。”周启明打断我，“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晚上雅雯也来，你们年轻人多聊聊。”
我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好。几点？哪里？”
挂掉电话，我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人，三十岁，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手腕上戴着几十万的表，眼睛里却有一种深刻的疲惫。
我抬手，想整理一下领带，但手停在半空。
突然觉得，这个动作，这个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的动作，好累。
好累好累。
分手后的三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了工作。李晓雪留下的那栋别墅空置着，我没再回去住，而是搬进了珠江新城一间高层公寓——单间，八十平米，装修是冰冷的黑白灰，像酒店套房。窗外是永不停歇的城市脉搏，窗内是精确到分钟的工作日程。
启明资本的资产规模在我手中突破了三十亿。财经杂志又做了专访，这次封面标题是“孤狼CEO：用专注缔造资本神话”。记者问我成功的秘诀，我说：“砍掉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包括情绪。”
这话有一半是真的。
2018年秋天，宏观经济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最先感知到的不是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些一线投资者。项目回报周期拉长了，退出渠道变窄了，以前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领域，现在需要反复测算风险。
“陈总，新能源基金第三季度的IRR（内部收益率）只有12%了。”投资总监赵明把报告放在我桌上，脸色凝重，“去年同期是26%。”
我翻开报告，图表上的曲线像一道缓缓下沉的山坡：“原因？”
“政策补贴退坡，上游材料涨价，下游需求增长放缓。”赵明顿了顿，“而且，我们重仓的那家锂电池公司，技术路线可能被固态电池淘汰。”
“可能？”
“行业都在往固态方向转，他们还在优化液态体系。虽然现在市场占有率还是第一，但三年后……”赵明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
我合上报告：“约他们董事长，下周我去趟宁德。”
“陈总，还有件事。”赵明没走，“周总那边……最近在过问我们几个项目的进展。问得很细。”
周启明。这三年我们的关系很微妙。表面上，他依然是我的伯乐、长辈；私下里，自从我拒绝了他女儿的婚事，又跟李晓雪分手后，我们之间的信任有了看不见的裂痕。
“他具体问了什么？”
“医药基金的那个创新药项目，问临床三期数据有没有水分。还有AI基金，问我们投的那家人工智能公司，核心技术到底有没有专利壁垒。”
都是要害问题。
“你怎么回的？”
“按实回复。”赵明说，“但周总好像不太满意。他说，现在大环境不好，投资要更谨慎，宁可错过，不能错投。”
我点点头：“知道了。你去忙吧。”
赵明离开后，我走到窗前。秋天的广州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磨砂玻璃。楼下街道上的车流缓慢移动，像粘稠的液体。
手机响了。是周启明。
“阿潮，晚上有空吗？来家里吃饭。”
又是吃饭。这三年来，每次周启明叫我去吃饭，要么是敲打我，要么是试探我。
“周叔，今晚有个视频会议，和美国的基金……”
“推掉。”周启明打断我，语气不容置疑，“七点。雅雯今天从英国回来，一起吃个饭。”
雅雯。这个名字让我太阳穴一跳。
“好。”我说，“七点准时到。”
周启明的别墅在白云山脚下，独门独院，中式园林风格。我到的时候，天还没完全黑，院子里已经亮起了仿古的灯笼。
雅雯开的门。三年不见，她更瘦了，短发，穿一件简单的米色毛衣和牛仔裤，没有化妆，看起来像个大学生。
“阿潮哥。”她微笑，“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英国怎么样？”
“冷，湿，东西难吃。”她侧身让我进来，“但安静。适合想事情。”
客厅里，周启明正在泡茶。紫砂壶，陈年普洱，茶香氤氲。
“来了。”他没抬头，“坐。”
我坐下。雅雯去厨房帮忙，留下我和周启明两个人。
“最近怎么样？”周启明给我倒了杯茶。
“还行。”
“只是还行？”他抬起眼睛，“我听说新能源基金表现不太好。”
消息真快。赵明下午才跟我汇报，他晚上就知道了。
“阶段性调整。已经约了企业方，下周去实地看看。”
周启明慢慢品茶，不说话。茶室里只有煮水的声音，咕嘟咕嘟，像某种不安的心跳。
“阿潮，”他终于开口，“你跟我多少年了？”
“十一年。2007年进公司，到现在。”
“十一年。”他重复，“时间真快。记得你刚给我当司机时，开个奥迪都紧张得手心出汗。”
“那时候年轻。”
“现在呢？”周启明看着我，“现在开保时捷，住珠江新城，管着三十亿的基金，还会紧张吗？”
“会。”我老实说，“压力更大。”
“知道为什么压力大吗？”他放下茶杯，“因为你现在不是在为自己做事，是在为很多人做事。投资人，员工，合作伙伴，还有我。”
他顿了顿：“启明资本，名字是我起的，钱是我投的。但这些年，我给了你最大的自由度。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人品。”
“周叔，我一直很感激……”
“听我说完。”周启明抬手制止我，“但这几年，我觉得你有点……飘了。投项目越来越激进，管理越来越松散。那个李晓雪的事，我就不说了。分手后，你一头扎进工作，表面上是好事，但我知道，你是用工作麻痹自己。”
他的目光像手术刀：“麻痹自己，就会出昏招。投资这行，最怕的就是出昏招。一个昏招，可能毁掉十年的积累。”
我手心开始出汗：“周叔，我最近投的项目，都经过严格尽调……”
“尽调？”周启明笑了，笑容很冷，“尽调报告都是人写的。数据可以美化，风险可以隐藏，未来可以预测得天花乱坠。阿潮，你我都清楚，投资到最后，赌的是人性。而人性，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雅雯端着菜进来，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爸，吃饭了。别老是谈工作。”
饭桌上，周启明没再提公事。他问雅雯在英国的学习，问她对国内市场的看法。雅雯说话条理清晰，观点独到，能看出这几年确实没白学。
“爸，我想去启明资本工作。”饭吃到一半，雅雯突然说。
我和周启明都愣住了。
“你去干什么？”周启明皱眉，“总公司这边那么多岗位……”
“我想从一线做起。”雅雯很坚持，“在英国学的就是金融，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而且，”她看了我一眼，“我也想跟阿潮哥学学。”
周启明沉默了几秒，然后看向我：“阿潮，你觉得呢？”
我知道这是个陷阱。答应，等于在身边放一个耳目；不答应，等于公开拒绝周启明的安排。
“欢迎。”我说，“雅雯这么优秀，一定能帮到公司。”
“那就这么定了。”周启明拍板，“下周一，雅雯去启明资本报到。阿潮，你给她安排个合适的岗位，别太照顾，该锻炼就锻炼。”
“好。”
吃完饭，雅雯送我出门。院子里，晚风有点凉。
“抱歉。”她突然说。
“什么？”
“我知道我爸在逼你。”雅雯看着我，“但我真的想学东西。你放心，我不会打小报告，也不会干扰你工作。就当我是个普通员工。”
她的眼神很真诚，但我已经学会了不轻易相信真诚。
“公司欢迎所有人才。”我说，“周一见。”
开车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周启明的话。飘了？昏招？用工作麻痹自己？
也许他说得对。
这三年，我投了十七个项目，是前五年的总和。成功率？目前看，有四个已经明显不行了，六个平平，只有七个还算成功。
像一场豪赌，赌注越来越大，但赢面越来越小。
手机震动，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陈先生，有些关于启明资本的事，您可能会感兴趣。如果方便，明天下午三点，天河城 Starbucks。”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删除。
但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删不掉。
雅雯来公司的第一周，很安静。我让她去研究部，跟着团队做行业分析。她每天准时上下班，虚心请教，报告写得有模有样。
第二周，她来找我。
“阿潮哥，关于新能源基金的那个锂电池项目，我有些疑问。”
“说。”
“我查了他们所有的公开专利和技术论文，发现一个现象。”雅雯把一份分析报告放在我桌上，“他们的核心专利，主要集中在电解液配方和隔膜工艺上。但这两个方向，行业共识是已经接近天花板。而他们在固态电池领域的专利布局，几乎是空白。”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重仓？”雅雯不解，“行业趋势很明显，固态才是未来。”
“因为液态体系还有三年窗口期。”我说，“这三年，他们依然是市场龙头，依然能产生稳定现金流。而三年时间，足够我们退出。”
“但如果窗口期缩短呢？如果固态电池技术提前突破？”
“投资就是赌概率。”我说，“我们赌的是，他们能用液态体系的利润，支撑到转型成功。”
雅雯沉默了一会儿：“你在赌。”
“是。”
“这不像你的风格。”她直言，“我看了公司过去五年的投资记录，你以前很谨慎，很少赌。”
我笑了：“人都是会变的。”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阿潮哥，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这个问题，周启明问过，赵明问过，现在雅雯也问。
也许他们都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一个正在失控的自己。
“我没事。”我说，“去工作吧。”
雅雯离开后，我打开抽屉，拿出那份锂电池项目的投资报告。厚厚一沓，数据详实，逻辑严密。但雅雯说得对，核心就是在赌一个时间窗口。
而时间，是最不可控的变量。
下午，我去了趟天河城 Starbucks。没告诉任何人，就像去见一个不该见的人。
他坐在最角落的位置，戴着棒球帽和口罩，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陈先生？”他压低声音。
“是我。”
他推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看看这个。”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几份文件复印件，还有一张U盘。文件是启明资本三年前投资的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财务数据，U盘里是几段录音。
“这家公司，你们投了八千万，占股20%。”男人说，“文件是他们真实的财务数据，跟给你们看的版本差了至少30%。录音是他们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的对话，商量怎么把数据做漂亮。”
我翻看着文件，手指发冷：“你怎么拿到这些的？”
“我以前是那家公司的财务副总监。因为不愿意配合做假账，被开除了。”男人摘下口罩，露出一张憔悴的脸，“陈先生，我知道你是好人。当年塘厦村拆迁，你为村民争取利益，我听说过。所以我选择来找你，而不是去找媒体。”
“你想要什么？”
“公道。”他说，“还有，我现在失业，老婆生病，需要钱。”
我看着他。四十多岁，眼袋很深，西装洗得发白。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
“这些资料，还有谁知道？”
“就我一个。原件在我手里。”
我从钱包里抽出所有现金，大概五千块，推给他：“先拿着。给我三天时间。”
他犹豫了一下，接过钱：“陈先生，我相信你。”
“别相信任何人。”我说，“包括我。”
离开 Starbucks，我开车去了二沙岛。那栋别墅还空着，定期有人打扫，但没有人气。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把那些文件摊开，一段段听录音。
录音里，那家公司的董事长语气轻松：“启明资本那边好糊弄，他们那个陈总，看着精明，其实心软。我们把数据做漂亮点，明年还能融一轮。”
财务总监：“但真实数据太差了，临床试验进度滞后，研发费用超支……”
“那就把费用资本化，进度用预估数字。等下一轮钱进来，再想办法补窟窿。”
“如果被发现了？”
“发现了又怎样？投资有风险，他们自己说的。亏了，只能怪自己眼光不好。”
我关掉录音。窗外天色已暗，别墅里没有开灯，我在黑暗中坐着。
八千万。对于三十亿的基金来说，不算多。但这是一个口子，一个裂缝。如果这家公司可以造假，那其他公司呢？如果连我都不知道真实情况，那投资人呢？
手机响了。是赵明。
“陈总，不好了。那家锂电池公司，刚发公告，说核心技术团队有五个人集体离职，去了竞争对手那里。”
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下午。股价已经跌了15%。”
“联系他们董事长。”
“联系了，不接电话。”赵明的声音在抖，“陈总，我们这个季度……可能要大额计提减值了。”
我挂掉电话，在黑暗中闭上眼睛。
裂缝，开始扩大了。
第二天，我去找了周启明。不是在公司，是在珠江边的一家露天茶馆。他喜欢那里，说看着江水流动，能让脑子清醒。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泡茶了。江风吹过，茶香散得很快。
“周叔。”我坐下。
“脸色不好。”他看了我一眼，“没睡好？”
“有点。”
他给我倒了杯茶，不急着问。我们沉默地喝茶，看江面上的货船缓缓驶过。一艘，两艘，三艘……像时间的具象化。
“我收到一些材料。”我终于开口，“关于三年前投的那家医疗科技公司。财务造假，数据虚报至少30%。”
周启明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倒茶：“损失多少？”
“八千万本金，现在看，可能全亏。”
“嗯。”他反应很平静，“还有呢？”
“还有，新能源那个锂电池项目，核心技术团队集体离职，股价大跌。这个季度，我们要计提大额减值。”
“多少？”
“初步估算，两个亿左右。”
周启明放下茶壶，看着江面：“两个亿。启明资本净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是我的责任。”
“当然是你的责任。”他转回头看我，“你是CEO，决策是你做的，尽调是你把关的。亏了，不找你找谁？”
他的直接，反而让我轻松了些。
“周叔，我想……”
“你想查？”周启明打断我，“查那家医疗公司，查其他项目，查公司内部有没有人配合造假？”
我点头。
“查出来之后呢？”他问，“公开？报警？让所有投资人都知道，启明资本投了一堆烂项目，还被骗了？”
“但如果不查……”
“如果不查，就当是正常的投资失败。”周启明说，“投资有赚有赔，天经地义。两个亿，虽然痛，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如果查，掀开盖子，可能看到更多不想看的东西。到时候，损失的就不只是钱了，是信誉，是人心。”
他盯着我：“阿潮，你跟我十一年了。我教你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我沉默。
“是权衡。”周启明自己回答，“不是对错，是利弊。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利弊。你现在要权衡的是：查，利是什么？弊是什么？不查，又是什么？”
“查，利是可能挽回部分损失，清理门户。”我说，“弊是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动摇投资人信心。”
“不查呢？”
“不查，利是暂时稳定，弊是隐患一直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
周启明喝了口茶：“所以，你的选择？”
“我想查。”我说，“但不是大张旗鼓地查。私下查，掌握证据，然后……然后看情况处理。”
“怎么处理？”
“让那家医疗公司退钱，或者用其他方式补偿。如果不肯，再考虑法律手段。”
周启明看了我很久，然后笑了：“阿潮，你还是太天真。”
“什么？”
“你以为他们会退钱？钱进了口袋，哪有吐出来的道理。”他摇头，“而且，你私下查，怎么保证消息不泄露？公司里多少人盯着你，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雅雯，还有其他周启明安排的人。
“那周叔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周启明一字一句，“现在不是追究过去的时候。现在是要稳住局面，别让这两个亿的亏损，变成二十个亿的崩盘。”
他站起来，走到江边的栏杆旁：“阿潮，你听过‘弃车保帅’吗？”
我心头一凛。
“有时候，为了大局，要舍得牺牲一些东西。”他看着江水，“那家医疗公司的事，就当买个教训。锂电池项目，尽快处理，能收回多少算多少。然后，集中精力做下一个项目。”
“下一个项目？”
周启明转过身：“总公司这边，最近在谈一个大项目。智慧城市，政府牵头，总投资两百个亿。我们要能分一杯羹，别说两个亿，二十个亿都能赚回来。”
“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他走回来，手按在我肩膀上，“启明资本要成为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你的股份，转为总公司股份。而你，来负责这个智慧城市项目。”
我明白了。用启明资本的独立性，换一个大项目的入场券。
“周叔，这……”
“别急着回答。”他说，“回去想想。想想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守着三十亿的盘子，在风雨里飘摇，还是进两百亿的局，搏一个更大的未来。”
他看了看表：“我还有事。给你一周时间考虑。”
周启明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江边。茶凉了，江风更冷了。
我看着江水，浑浊的，深绿色的，看不见底。江面上，一艘货船拉响了汽笛，声音低沉而悠长，像某种古老的叹息。
弃车保帅。
车是谁？帅又是谁？
2020年春节前，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开年终总结会。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新闻直播着空荡荡的火车站，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还有不断跳动的确诊数字。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词：不确定。
“会议暂停。”我说，“大家先回去吧。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人群默默散去。赵明最后一个走，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
“陈总，”他压低声音，“我听说，总公司那边……资金链很紧张。”
“听谁说的？”
“财务部的小张，他是我同学。说总公司几个大项目都停了，银行催贷，供应商催款。”赵明顿了顿，“周总最近在到处找钱。”
我点点头：“知道了。你也回去，陪陪家人。”
所有人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室。窗外，广州的天空是铅灰色的，像要下雪——虽然广州几乎不下雪。
手机响了。是周启明，这次不是约吃饭，是直接命令：“阿潮，马上来总公司。紧急董事会。”
总公司会议室里，气氛凝重。长桌两边坐了十几个人，都是股东和高管。周启明坐在主位，脸色铁青。
“人都齐了。”他开口，声音沙哑，“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疫情来了，而且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所有项目停工，回款停滞，但工资要发，贷款要还，供应商的款要付。”
他扫视全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是赚多少，是活不活得过今年。”
一个股东举手：“现金流还能撑多久？”
财务总监回答：“如果没有任何进账，按现在的支出，最多三个月。”
会议室里一片吸气声。
“智慧城市项目呢？”另一个股东问，“不是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吗？”
“黄了。”周启明说，“政府预算全部转到疫情防控，所有非紧急项目暂停。至少延期一年，甚至可能取消。”
更大的骚动。
“那怎么办？”
“收缩，裁员，砍掉所有非核心业务。”周启明说，“总公司这边，裁员30%。各子公司，按情况自行决定比例。”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启明资本是最大的子公司，也是最烧钱的。
“阿潮，”周启明看着我，“启明资本，裁员50%。所有非盈利项目，全部暂停。能收回的资金，全部回流总公司。”
50%。启明资本两百多号人，裁掉一百多人。
“周总，有些项目只是短期不盈利，但长期……”
“没有长期了！”周启明一拍桌子，“现在要的是现金！现金！懂吗？”
会议室安静得可怕。
“阿潮，能做到吗？”周启明盯着我。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了疲惫，看到了焦虑，看到了某种被逼到绝境的狠厉。
“能。”我说。
裁员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公司里传开。一夜之间，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警惕，恐惧，还有若有若无的敌意。每个人都在计算：我会被裁吗？他会被裁吗？我们部门会裁多少？
人力总监把名单放在我桌上时，手在抖。
“陈总，这是初步名单。按您的要求，50%，一百一十三人。”
我翻开名单。一页页，一个个名字，后面跟着部门、职位、入职时间、薪资。
我看到研究部的王磊，三十二岁，两个孩子，刚买了房，月供一万二。
我看到投资部的李薇，二十八岁，单身，但母亲癌症，每月医药费八千。
我看到行政部的张阿姨，五十一岁，还有四年退休，老公下岗，儿子在读大学。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
“陈总，”人力总监小声说，“有几个……有几个是周总点名要留的。我标出来了。”
我看到了雅雯的名字。还有另外几个，都是周启明的亲戚或关系户。
“知道了。”我说，“你先出去。”
“那名单……”
“明天给你答复。”
人力总监走了。我继续看名单，看到眼睛发花，看到那些名字不再是名字，而是一张张脸，一个个故事。
电话响了。是雅雯。
“阿潮哥，我在你办公室楼下。能上来吗？”
“上来吧。”
她进来时，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我想辞职。”她直接说。
“什么？”
“裁员名单，我看到了。”雅雯说，“我是周启明的女儿，所以我不在名单上。但公司里很多人，比我优秀，比我努力，却要被裁掉。这不公平。”
“商场没有公平。”我说，“只有生存。”
“我知道。”她苦笑，“所以我辞职。我走了，就能多一个名额，让另一个人留下来。”
我看着这个二十六岁的女孩。她身上有一种天真，一种我以为早已在这个世界上灭绝的天真。
“雅雯，你辞职，改变不了什么。”
“但能让我心安。”她说，“阿潮哥，这几个月在公司，我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我看到你压力很大，看到大家都在拼命，但好像……好像方向错了。”
“什么方向错了？”
“我们总在追逐更大的数字，更多的钱，更高的回报率。”雅雯说，“但很少有人问：这些钱用来干什么？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义？疫情来了，我突然觉得，以前追求的东西，好虚幻。”
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广州，这么繁华的城市，现在街上空荡荡的。那些高楼，那些商场，那些我们整天谈论的资产、估值、收益率……在病毒面前，好脆弱。”
我沉默了。因为她说的，正是我这几个月隐约感觉到，但不敢细想的东西。
“我爸让我留在公司，帮他看着你。”雅雯突然说，“他说你不稳定，可能会做傻事。但我觉得，真正不稳定的是他。他被钱逼疯了，被恐惧逼疯了。”
“雅雯，别这么说你爸。”
“我说的是事实。”她转回头，眼泪流下来，“阿潮哥，你知道吗？我爸现在每天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每天要打几十个电话找钱。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会教我，钱是工具，不是目的。但现在，钱成了他的全部。”
她擦掉眼泪：“所以我辞职。我不想变成他那样。”
“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点头，“明天我就交辞职报告。阿潮哥，你也……你也别太逼自己。有时候，退一步，不一定是失败。”
雅雯走了。办公室又剩下我一个人。
我重新拿起裁员名单。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划掉了几个名字。
其中一个是雅雯。虽然她要辞职，但我还是划掉了。
另外几个，是那些家庭负担最重的人。
然后，我在名单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陈潮。
裁掉一百一十三人，也包括我自己。
周启明看到我的辞职信时，第一反应是笑。
“阿潮，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没开玩笑。”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拿起那封信，薄薄的一张纸，看了很久。
“为什么？”他问，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累了。”
“累？”周启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谁不累？我累不累？公司上下几百号人累不累？现在说累？早干什么去了？”
“所以现在走，正是时候。”我说，“新CEO可以重新开始，不受历史包袱影响。”
“历史包袱？”周启明冷笑，“你是说那些烂项目？那些投资失败？那是你的决策！你现在想一走了之？”
“我会负责。”我说，“我名下的股份，全部留给公司。这些年我的薪酬和分红，大部分也还在公司基金里。这些，足够补偿部分损失。”
周启明盯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阿潮，我培养你十三年。十三年。从一个司机，到管三十亿基金的CEO。现在公司有难，你就这样？”
“周叔，”我第一次在办公室叫他周叔，“这十三年，我很感激。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
“那为什么还要走？”
“因为，”我顿了顿，“因为我不想变成你。”
这句话说出来的瞬间，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了。
周启明的脸慢慢涨红，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
“变成我？”他的声音在抖，“我怎么了？我把公司做到今天，养活了多少人？创造了多少价值？我怎么了？！”
“你被钱困住了。”我平静地说，“被数字困住了。以前你说，钱是工具。但现在，钱成了你的牢笼。你也成了所有人的牢笼。”
“放肆！”周启明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瓷器碎裂的声音尖锐刺耳。
“你以为你是谁？道德楷模？圣人？”他指着我的鼻子，“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开出租车！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感激你。但感激，不代表我要变成你。”
我们隔着满地的碎片对视。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
最后，周启明颓然坐回椅子上。他突然老了十岁，背驼了，眼神涣散了。
“滚。”他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他最后一眼。他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像。
“周叔，”我说，“茶凉了，该换一泡了。”
这是潮汕人喝茶时的俗语。茶凉了，就倒掉，换新的茶叶，重新泡。
他没有任何反应。
我关上门，把那间办公室，那个我待了十三年的地方，关在身后。
走廊很长，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经过每一间办公室，都关着门，里面的人在为生存而挣扎。
电梯里，镜面墙壁映出我的脸。三十三岁，眼角有了细纹，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但眼睛很亮，亮得我自己都陌生。
好像回到了二十岁，离开工厂的那个下午。一无所有，但一身轻松。
走到大楼门口时，保安老张叫住我：“陈总，今天这么早下班？”
“嗯。”我笑笑，“以后都早下班了。”
他可能没听懂，但还是笑着说：“那好，那好。工作别太累。”
我走出大楼，走进2020年春天寒冷的空气里。疫情下的广州，街道冷清，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看不清表情。
我摘下口罩，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远处飘来的消毒水味道，还有一种……自由的味道。
手机响了。是李晓雪。
距离我们分手，已经三年。这三年，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我犹豫了一下，接通。
“阿潮，”她的声音很急，“我需要你帮忙。”
我没有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也没有问为什么是我。
我只是说：“在哪里？我过去。”
广州的春天来得迟，2021年三月了，夜里江风还是冷得刺骨。我坐在珠江边一个废弃的小码头，脚边放着一个塑料桶，一根鱼竿伸进漆黑的水里。鱼线那头的浮漂在江面微微晃动，像水鬼眨眼睛。
夜钓是这半年养成的习惯。不用想公司的事，不用接没完没了的电话，不用看那些跳动着红绿数字的屏幕。只需要盯着浮漂，等它突然下沉的那一刻——有鱼上钩了，或者只是水流开了个玩笑。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我不理。这半年，找我的人越来越少。刚离职时还有些猎头、投资人联系，后来疫情反复，大家自顾不暇，也就淡了。也好，清净。
浮漂猛地沉下去，竿尖弯成弓。我收线，手感沉重，是条大的。拉到水面一看，是条鲤鱼，至少三斤，在月光下鳞片闪着黯淡的光。它激烈地甩尾挣扎，水花溅了我一脸。
我把它从钩上取下，捧在手里。鱼鳃开合，眼睛圆睁，盯着我，像在质问：为什么要把我从水里拉出来？
看了一会儿，我把它扔回江里。扑通一声，鱼消失在黑暗中。
不是为了慈悲，只是觉得，它应该在水里，就像我应该在这里。各得其所。
收拾渔具准备回家时，已经凌晨一点。我住在珠江新城的那套小公寓里，八十平米，一个人住足够。周启明给的那套别墅我没卖，也没住，就空在那儿，像一座豪华的纪念碑，纪念一段我不愿回顾的时光。
开车回去的路上，广州的夜晚依然灯火通明，但人少了。疫情改变了城市的作息，十点以后，很多地方就空了。街道空旷得能听见自己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
到楼下停车场，停好车，拎着空桶和渔具往电梯走。感应灯随着脚步声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
走到公寓门口时，我愣住了。
她就坐在门边的地上，背靠着墙，头埋在膝盖里。长发散下来，遮住了脸，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轮廓——比三年前更瘦，肩膀单薄得像随时会折断。
李晓雪。
她抬起头，眼睛红肿，妆花了，露出眼下浓重的黑眼圈。看到我，她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我放下渔具，摸钥匙开门：“进来吧。”
公寓里很冷。我没开空调的习惯，供暖早就停了。李晓雪坐在沙发上，抱着靠垫，像要汲取一点温暖。我烧水泡茶，普洱，周启明以前爱喝的那种，我家里只剩这个。
茶香飘起来时，她终于开口：“你怎么还住这儿？”
“不然住哪儿？”
“别墅……”
“太大了，一个人住，回声都能把自己吓死。”我把茶杯推到她面前，“喝点，暖一下。”
她双手捧着茶杯，手指关节泛白。喝了一口，烫得缩了缩，但还是继续小口啜饮。
我们沉默地坐着，像两个陌生人，因为暴雨被困在同一个屋檐下，等待雨停。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问。
“赵明告诉我的。”
赵明，启明资本的投资总监，我离职后他接了我的位置。我们偶尔还有联系，不多。
“找我有事？”
李晓雪放下茶杯，深吸一口气：“我有个项目，房地产的，在佛山。五年前开始做，本来今年能开盘，但疫情……资金链断了。”
“差多少？”
“五千万。”她说得很快，像怕自己会后悔，“银行不肯再贷，其他投资人也撤了。再有一个月，工地就要停工，供应商会起诉，预售的业主会闹事。”
五千万。对我现在来说，是天文数字。离职时周启明给了一笔“退休金”，两千万，这半年花了些，剩一千八百万左右。
“我帮不了你。”我说，“我没那么多钱。”
“我知道。”她看着我，“但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只有你可能愿意帮我。”
“为什么？”
“因为……”她苦笑，“因为你傻。明知道是坑，也会跳的那种傻。”
茶凉了。我给她续上热水，水汽蒸腾，模糊了她的脸。
“那个项目，”我问，“真的有希望吗？”
“有。”她急切地说，“位置很好，设计也过关，只要资金到位，三个月后就能拿到预售证。保守估计，全部卖完能回款八个亿。”
“那为什么别人不投？”
她沉默了。
“因为风险太大？”我替她说，“因为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房地产政策在收紧？因为很多人和你一样，资金链断了，在找救命钱？”
“是。”她承认，“这些都是风险。但阿潮，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这个项目黄了，我……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低下头，肩膀开始颤抖：“这三年，我试过很多事。开过奶茶店，亏了；做过微商，被坑了；去朋友公司上班，两个月就被裁员。那些遗产，早就花光了。别墅我卖了，钱都投进了这个项目。现在，我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看着她。三年前那个精致、骄傲、用物质武装自己的李晓雪不见了，只剩下眼前这个被生活剥光了所有伪装的女人。疲惫，脆弱，绝望。
“你丈夫的家人呢？”我问，“那个李国强，没帮你？”
她摇头：“他们恨我。觉得是我克死了他，觉得我拿走了不该拿的钱。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你弟弟呢？”
“晓峰……”她苦笑，“去年赌博，欠了一百多万高利贷。我帮他还了，现在他躲回老家，不敢出来。”
又一阵沉默。窗外的城市在沉睡，偶尔有救护车的鸣笛声划过夜空，提醒着这个世界仍在病中。
“阿潮，”她轻声说，“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我们分手时，我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这三年，我也没联系过你。现在有难了才来找你，我很卑鄙。”
“是。”我说。
她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
“但你还是来了。”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我不知道。”她在我身后说，“也许因为……因为你是阿潮。是那个在仓库里对我说‘如果我有钱了，你会选择我吗’的阿潮。是那个明知我骗你，还是给了我一千万的阿潮。”
我转过身。她站在客厅中央，灯光从头顶打下来，在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如果这次我还是骗你呢？”她问，“如果我拿了你的钱，最后还是失败了呢？如果我根本就是在利用你的感情，你的愧疚呢？”
这些问题，像刀子，一刀刀割开我们之间最后的伪装。
“你会吗？”我问。
她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我不知道。”她诚实得残忍，“阿潮，我不想骗你。但我真的需要这笔钱。需要到……如果需要骗你才能拿到，我可能会骗你。”
这就是答案了。最赤裸，最残酷，也最真实的答案。
我走回沙发，坐下，端起已经凉透的茶，一饮而尽。苦，涩，但提神。
“今晚你睡客房。”我说，“明天，带我去看项目。”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2002年，工厂的流水线。我坐在工位上，手里拿着黑色的塑料外壳，装弹簧片，拧螺丝，测试。传送带永不停歇，零件源源不断。抬起头，李晓雪坐在对面，她也在做同样的动作，但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很亮。
然后画面一跳，到了她的婚礼。她穿着白纱，挽着那个秃头男人的手臂，在红毯上走。我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裂了的玻璃杯，血滴在桌布上。
再一跳，是酒吧重逢。她转过头，浓妆艳抹，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她说：“他死了以后，我经常做同一个梦。”
梦里的时间线是乱的。塘厦村的九叔在喝茶，周启明在江边说“弃车保帅”，雅雯在办公室流泪说“我不想变成我爸”，医疗公司的财务副总监在 Starbucks 递给我那个牛皮纸信封。
最后，我梦见自己站在珠江边，手里握着鱼竿。浮漂沉下去，我拉起来，钓上来的不是鱼，是一串钥匙——工厂储物柜的钥匙，奥迪车的钥匙，奔驰车的钥匙，保时捷的钥匙，别墅的钥匙。
我把所有钥匙都扔进江里。扑通，扑通，扑通。江水吞没它们，连个水花都没溅起。
然后我醒了。
凌晨四点。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城市的光污染在天花板上投下暧昧的光晕。
我坐起来，打开床头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
左边写：不帮。
理由：
风险极大，大概率血本无归。
她可能还是在利用我。
这是我最后的保障，没了就真的一无所有。
没有义务帮她，分手时已经给过一千万。
右边写：帮。
理由：
……
笔尖悬在纸上，很久，写不下一个字。
因为理性的理由，一个都没有。这是个糟糕的投资，糟糕的决策，糟糕得连赵明那种老手都不会看一眼。
但有些决定，不需要理性理由。
我放下笔，走到客厅。李晓雪睡在沙发上，毯子滑落了一半。我轻轻给她盖好，她动了一下，没醒。
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她脸上。熟睡的她，看起来像二十岁那个工厂女工，简单，干净，还没有被生活揉皱。
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阳台。
三月的广州，凌晨的风还是冷的。我点了支烟，很少抽，但这会儿需要。烟雾在夜色中散开，像不成形的思绪。
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是周启明发来的，昨天发的，我刚看到。
“阿潮，听说李晓雪去找你了。别犯傻。你现在那点钱，是养老的本。给了，就没了。”
周启明说得对。这是养老的本，是退路，是安全感。
但什么是安全感？是银行卡里的数字？是房产证上的名字？还是……
我看向客厅里熟睡的那个女人。
还是明知道可能被骗，还是愿意赌一把的勇气？
烟烧到尽头，烫了手。我扔掉烟头，踩灭。
天边开始泛白，城市即将苏醒。新的一天，新的选择。
我回到屋里，拿起那张纸，把“不帮”那边撕掉，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在“帮”下面，写了一行字：
“因为我是阿潮。”
三天后，我把李晓雪叫到公寓。
她来的时候，眼睛里有血丝，黑眼圈更重了，显然这几天也没睡好。
“坐。”我说。
她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像等待宣判的犯人。
“我只有一千八百万。”我说，“全部。”
她眼睛亮了，但随即又暗下去：“不够……还差很多。”
“我知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名下的所有资产清单。除了这一千八百万现金，还有几样东西：珠江新城那套公寓，市价六百万左右；二沙岛那栋别墅，虽然我没住，但市值至少两千万；还有一辆保时捷，开了几年，也能卖个一百多万。”
她愣住了：“你……”
“把这些都变现，加上现金，大概能凑到五千万。”我把屏幕转向她，“但需要时间。公寓和车好办，别墅大额交易，至少要一个月。”
她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又看看我，嘴唇在抖：“你……为什么？”
“你那天问我，会不会帮你。”我说，“这就是答案。”
“可这些是你的全部……”
“我知道。”
“如果失败了呢？如果我又骗你呢？”
“那就失败吧。”我笑了，“那就骗吧。”
她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肩膀在剧烈地颤抖，但没有声音。她在哭，无声地哭。
我没有过去安慰她。有些眼泪，需要一个人流完。
过了很久，她转回身，脸上泪痕未干，但眼睛很亮：“阿潮，我们签协议。这个项目，算你投资。如果成了，你占51%股份。如果不成……如果不成，我下半辈子打工还你。”
“不用。”
“要！”她坚持，“这是生意，不是施舍。我要你白纸黑字写清楚，这是投资，不是送钱。”
我看着她。那个熟悉的、倔强的李晓雪又回来了。不是在酒吧里用浓妆伪装的那个，不是在别墅里挥霍无度的那个，是二十年前在工厂里，说“人要是连想都不敢想，那和机器有什么区别”的那个。
“好。”我说，“签协议。”
最后一笔钱到位那天，是四月五日，清明节。广州下着小雨，天色阴沉。
我和李晓雪在银行贵宾室办转账。五千万，分三笔转出。柜员是个年轻女孩，每输一次密码前都小心确认：“陈先生，确定转出吗？金额比较大。”
“确定。”
指纹验证，人脸识别，U盾密码。流程很繁琐，像是在给我无数次反悔的机会。
但我一次都没犹豫。
最后一笔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时，时间显示下午三点十五分。窗外雨下大了，雨点敲打着玻璃，像无数细小的鼓点。
“转完了。”柜员说。
“谢谢。”
走出银行，雨还在下。我们都没带伞，站在屋檐下等雨停。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李晓雪说，“银行有撤销渠道，二十四小时内可以追回。”
“不撤销。”
“为什么？”
我看着雨幕中的街道，行人匆匆，车辆溅起水花。远处的广州塔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海市蜃楼。
“因为这笔钱，”我说，“是我用前半生攒下的‘理智’。现在，我要用它买一次后半生可以‘不理智’的权利。”
她转过头看我，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贴在脸上。她没化妆，素颜，眼角的细纹，鼻翼的雀斑，都清清楚楚。
这样的她，比任何时候都真实。
“阿潮，”她轻声说，“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我会消失，彻底消失。”
“别说傻话。”
“我是认真的。”她的眼睛里有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如果还不了，至少……至少不再拖累你。”
我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冷，在颤抖。
“走吧。”我说，“雨小了。”
我们走进雨里。没有跑，就这样慢慢走着，任凭雨水打湿衣服。
路上有行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们——两个中年人，在雨里手牵手走路，像疯子。
但我觉得，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钱转过去后，日子突然空了下来。
公寓卖了，我暂时租了个小单间，三十平米，老城区，月租一千五。家具都是房东的，很旧，但干净。窗外是棵榕树，枝叶茂密，鸟很多，每天早上被鸟叫声吵醒。
李晓雪去了佛山，住在工地板房里。她说要亲自盯着，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我们每天通一次电话，很短，说进度：钢筋进场了，水泥订好了，工人招回来了。
她的声音很疲惫，但有力气，有种久违的生机。
五月底，她打电话来，声音兴奋：“阿潮，塔吊动了！工地复工了！”
我在电话这头，能想象她的样子——戴着安全帽，站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仰头看着巨大的塔吊缓缓转动。阳光很烈，她眯着眼睛，但嘴角在上扬。
“注意安全。”我说。
等待是最煎熬的。像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道前面是出口还是死路，不知道要走多久，只能一直走。
七月初，解封了。我走出小区，站在街边，看着车来人往，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手机响了。是李晓雪。
“阿潮，”她的声音在抖，但不是因为难过，“预售证……拿到了。”
我愣在原地。街上的喧嚣突然远去，只剩下她的声音，和我的心跳。
“拿到了？”
“拿到了！今天刚批的！下周一就能开始销售！”她哭起来，又笑，“阿潮，我们……我们有救了！”
我靠着路边的树，慢慢蹲下来。眼睛发热，视线模糊。
“恭喜。”我说，声音哽咽。
“你来吗？下周一开盘仪式，我想你来。”
“好。”
那晚，我买了一瓶酒，一个人坐在租屋的阳台上喝。没开灯，就着月光和路灯。
喝着喝着，哭了。不是伤心，是某种积压了太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
二十年。从潮汕到广州，从工厂到金融，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再到一无所有。
像个圆，兜兜转转，又回到起点。
但又不一样。因为这一次，我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只是为了做一件自己认为对的事。
哪怕全世界都说我傻。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笔回款。三千八百万，李晓雪打过来的，附言只有两个字：“开始”。
又过了一个月，第二笔，三千万。
到年底时，我的账户里回来了五千万。不多不少，正好。她把本金全部还清了。
还有一份股权协议，51%的股份，她已经转到我的名下。附带一封手写信：
“阿潮，钱还了，但情还不清。股份是你的，项目也是你的。但我还想继续做，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如果你同意，我想继续当这个项目的总经理，领工资，不占股。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走。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接受。雪。”
我把信看了三遍，然后给她打电话。
“股份我不要。”我说。
“为什么？”她的声音很紧张。
“那是你的心血，你的孩子。我只是出了点钱，不该拿走一半。”
“可那不止是钱，那是……”她顿了顿，“那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唯一伸过来的手。”
“那就当是我借你的。”我说，“现在你还了，两清了。”
“两清？”她重复，声音有点异样，“阿潮，有些东西，清不了。”
我没说话。
“我们……能见个面吗？”她问，“就在珠江边，我们第一次重逢的那个酒吧。不过，它现在已经改成咖啡馆了。”
“好。”
见面的那天，是2022年春节前。广州又冷了，江风刺骨。
那家“午夜蓝”酒吧果然变成了咖啡馆，叫“等一个人”。名字很俗，但装修雅致，人不多。
李晓雪先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她穿着米色的毛衣，牛仔裤，素颜，头发松松地扎着。看到我，她笑了笑。
“你来了。”
“嗯。”
点了咖啡，我们面对面坐着。窗外，珠江在冬日阳光下泛着冷光。
“项目二期要启动了。”她说，“我想做老年公寓。现在老龄化严重，很多老人需要好的养老环境。”
“好想法。”
“你……有兴趣吗？”她看着我，“不是钱的事，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做。你出主意，我出力。”
我搅动着咖啡，没立刻回答。
“阿潮，”她轻声说，“我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欺骗，伤害，离开，重逢。像一团乱麻，解不开。”
“那就不解了。”我说。
她愣住。
“有些结，解不开，就放在那儿。”我看着窗外的江面，“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喝咖啡，谈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里。”
她眼睛红了：“你还……愿意相信我？”
“我从未停止相信你。”我说，“我相信的，是那个在工厂里想学电脑的女孩，是那个在工地上盯着塔吊转动的女人。至于中间那段……就当是迷路了吧。谁没迷过路呢？”
她低下头，眼泪掉进咖啡杯里，荡开小小的涟漪。
“阿潮，如果……如果我们重新开始呢？”她抬起头，眼睛湿漉漉的，但很清澈，“不着急，慢慢来。像朋友一样，先喝咖啡，再吃饭，再散步。如果走着走着，发现还能并肩……那就在一起。如果走不到一起，也是好朋友。好吗？”
我看着她。这个我爱了二十年，恨过，怨过，也放下过的女人。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把爱情磨成灰烬，也能把灰烬重新点燃——不是熊熊烈火，是温热的炭火，慢慢烧，能烧很久。
“好。”我说。
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天已经黄昏。夕阳把珠江染成金黄色，像一条流淌的熔金。
沿着江边慢慢走。不说话，就这样走着。
走到一座桥下时，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桥墩上的涂鸦。不知是谁用喷漆写了一句话：
“人生不是赌注，是选择后的承担。”
她念出来，然后转头看我：“你觉得呢？”
我想了想：“人生既是赌注，也是选择。赌的是未知，选的是方向。但最重要的是承担——承担选择的后果，无论好坏。”
她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风吹起她的头发，有几缕拂过我的手臂。我没有躲。
走到路灯下时，我们的影子被拉长，在地上交叠，又分开，又交叠。
像两条曾经分开的河，经过漫长的跋涉，又汇入同一片海。
前方，广州的夜晚正在降临。灯火渐次亮起，像星空倒扣在人间。
这座城市见证了我所有的开始和结束，所有的得到和失去，所有的清醒和疯狂。
而现在，它见证着，一个可能的新开始。
不着急，慢慢来。
就像潮水，有退的时候，也有涨的时候。
只要还活着，就还有下一个潮汐。
（全文终）
《五千万与一句真话》创作手记
写这个故事前，我在珠江边坐了一夜。看见一个老人空桶钓鱼，仿佛钓的是整条江的沉默。我突然想：若有人买他桶里虚无的鱼，他卖吗？若出价够高，他会不会连沉默也卖掉？
这成了小说的种子。五千万是数字，真话是重量。时代最荒诞的等式，是把一切标价后，还妄图用价码称量无价之物。
阿潮在笔记本里游荡了三个月，直到某雨夜我听见他说：“潮汕人信妈祖，信祖宗，就是不信眼泪。”潮水裹挟着咸腥海风、祠堂香火、过番传说而来，还有那句“人无横财不富”——可没人说，吃了夜草的马，再也回不去白天的队伍。
李晓雪的名字借自张爱玲。顾曼桢太信“将来”，李晓雪早就不信了。她为八万手术费嫁人，不是堕落，是清醒地把自己活成明码标价的商品。可商品最可悲的，是在交易多年后，发现自己心里还残存“非卖品”的角落——那里藏着2002年工厂里的对视，和仓库那句没说完的“如果”。
周启明是改革开放后那代企业家的缩影。他教阿潮“后视镜哲学”：“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当没看见。”这话把中国处世智慧与商业伦理浓缩成十二个字。潮汕商帮的宗族网络是张精密暗网，既能在寒冬抱团取暖，也在盛夏制造阴影。周启明对阿潮的提携，你永远分不清哪口茶是情义，哪口是筹码。
关于钱，时代最大的谎言是“钱能解决所有问题”。阿潮用钱买学历、地位、尊重，最后想用五千万买一句真话。可钱买来的都贴保质期，而真话若能用钱买到，还算真话吗？
拆迁那场戏，城中村老人说最痛的不是搬离老屋，是看着推土机碾过祠堂前的石板，那些明清刻下的族规功德碑碎成齑粉。阿潮作为中间人，既是乡土儿子又是城市推手，这种撕裂让他所有选择都带上原罪阴影——无论往哪边走，都是背叛。
疫情袭来时，我们都成了孤岛。雅雯辞职被说理想化，但每个时代都需要“不划算”的选择，证明人类还未完全被功利主义占领。她放弃的不仅是职位，是一整套被父辈奉为圭臬的价值体系。
五千万的转账，我写得最慢。后来明白这不是交易，是仪式——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成人礼。阿潮用这笔钱买断自己被绑架的前半生。在这个处处讲究“投入产出比”的时代，这种“不理性”如此刺眼。可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往往发生在计算系统崩溃的瞬间。
小说结尾停在江边，没有明确结局。潮水从不回答问题，它只是来了又走。阿潮和李晓雪之间隔着二十年废墟，重建需要比推倒更漫长的时间。但他们并肩看江的黄昏，本身已宣告胜利：两个被生活拍卖过无数次的人，终于敢在落槌声中，替自己喊一次“不卖了”。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两千年后我们仍在验证这话。可他没写的是，在熙熙攘攘中，总有人会突然停下脚步，问：除了利，人生还应该有什么？阿潮的五千万，就是那声提问。
最后说说标题。在这个充满隐喻的时代，直白本身就是力量。就像走进奢侈品店，突然有人用白话喊：“这件衣服不保暖！”——那种冒犯，恰恰是我们需要的清醒剂。
五千万与一句真话，这个不等式里藏着时代的全部荒诞。我们用天平衡量一切，却忘了有些东西生来就该让天平失灵。
江风又起了。小说可以结尾，生活还在继续。那些在珠江边徘徊的人们，依然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寻找一句不用五千万也能说出口的真话。而写作的意义，或许就是记住这种寻找的姿态——哪怕最终找到的，只是又一阵潮湿的江风，和风中那点咸涩的、像泪又像海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