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手上的事情交接完之后,我长舒了一口气。
50岁了,身体像一台废旧的机器,哪跟哪都出问题了,在健康和微薄的薪金面前,我毅然选择了放手。何况不放也没有办法,再不辞职,接下来的12月会令我更加手忙脚乱,而且最要命的是年底时税务会各种各样的查,既然应接不暇,既然付出和收获不成比例,辞职好像成了最好的办法。
我是一个行动派,陆续和新来的会计交接完毕后,下午又在工作APP在追加了一份说明,将我知道的所有工作内容事无巨细的全部写了出来,并一一发给了总经理和新来的会计。
做完这一切后,没有告别,没有留恋,转身便离去了。驾车离开工业园时,有一只小狗跟着我的车子追了出来,喂了它三个月,算是有感情了,但是,我不能给小狗一个稳定的家,所以,只好硬着心肠绝尘而去了。
回到小区时,天色已暗,停车场里已满是归家的车辆,远远地,我就瞧见了那个靠我家楼下的A1车位——空着,心里刚松动一下,车驶近了,那点庆幸立刻被堵了回去。那台银灰色的尼桑,停得真是……霸道,它根本没想过要端正地泊在白线框里,两个前轮夸张地向外撇着,像个跋扈的人叉开腿站着,左边轮胎压着左侧白线,右边轮胎更是蛮横地骑过线,侵占了不少隔壁A1的空隙,车头倒是勉强算在框内,可整个车身是斜的,仿佛停到一半不耐烦了,索性拧了一把方向盘,最扎眼的是车尾,就这么斜斜地、不管不顾地撅着,尾灯几乎要蹭到后面过道的边沿,硬生生把一条原本可以轻松过车的通道,掐成了仅容一车小心翼翼挤过去的咽喉。
它占着的,不止是一个车位,更像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宣告:我就这么停了,怎样?周围的车都规规矩矩缩在各自的方格里,唯独它,以一种刺眼的姿态膨胀出来,破坏了所有的秩序与和谐,那股横劲,隔着车窗都能感受到。
我下意识地踩了刹车,停在它旁边,从车窗里看过去,那扭曲的停车线,那嚣张的倾斜角度,心里头一股无名火混着深深的无力感“嗡”地就漫了上来,不单单是为这一个车位,是这辆车,像个缩影,勾起了我对这个小区许多不满意的联想——总有人把垃圾袋放在楼道口过夜,总有孩子在深夜尖叫奔跑,总有邻居把电动车推到楼上充电,总有类似的、一种只图自己方便而不顾旁人的理所当然。每一次进门,空气里都像浮着这种细碎的、令人不悦的尘埃,沉甸甸地压着情绪。
今天尤其觉得闷,辞职带来的空旷感,工业园里小狗追逐的影子,此刻全堵在了这个被蛮横占据的车位前,我盯着那撅着的车屁股,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有一瞬间,真想就这么把车顶进去,但念头只闪了一闪,疲惫像潮水,淹过了那点怒火。
争什么呢?就算吵赢了这一次,明天呢?后天呢?那无处不在的、令人郁闷的“霸道”,就会消失吗?我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仿佛要把胸腔里那股滞重的压抑吐出去。
算了。离这种车远点。目光从A1移开,扫向后视镜,看到了斜对面那个偏僻些的B7车位空荡荡的,我打了转向灯,车子平滑地离开了那台尼桑,朝着B7驶去。轮胎压过平整的地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离开A1的那一瞬间,心里头那根绷紧的、随时准备对抗什么的弦,“嗒”地一声,松了。
其实人生就是如此,有得有舍,有收有放,有执有释,有握紧有松开。但我以为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放生。只有放生,让人永远在渡口,不断地捡起,放下,又捡起,又放下。放一条生命,就是渡一次河,可以是汪洋深海,也可以是浅溪细流,只要你心怀敬畏,就永远不会无岸可渡。听过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终生行善的老者临去时掌心仍托着一尾轻轻游动的蝌蚪,他不放,也不语,只是静静看着那墨点似的小生命在掌纹间穿梭,仿佛那浅浅的沟壑便是最后的江河。直到气息将尽,他才微微倾手,任它随一小注清水滑入身旁的陶钵——那便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摆渡。原来,放生不在形式,亦不在迟早,而在心念转动的一刹:你看见了它的生命,也照见了自己的生命,放生打开的也许是因果的旋涡,但无论有多少纠缠,旋涡最深处的那一纹是清净,牵引你穿过人山人海,得失恩怨,昨日明朝。
王阳明说过这样一段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放生的人,先破的是心中的牢笼——那一尾摆尾远去的,何尝不是自己执念的倒影?
这是好多人的修行,有人做到了,你我也可做到。
把生命看轻了,才真正懂得何谓“放”;把自我看淡了,才真正明白何为“生”。放生到最后,放的是生,得的也是生——而那最艰难又最轻盈的一放,放开的,原是那个一直提着水桶、不肯松手的自己。
二
晚上七点,窗外的广场舞雷打不动地开始了。尽管门窗闭得严严实实,音乐却像长了脚,顺着河流吹来的微风,贴着楼缝,一丝一丝渗进来。他们大约分了三四个队伍,各有各的场子,各有各的曲风,隔着一段距离,声音便在空中交织、碰撞,却不显得杂乱,反倒像某种默契的多声合奏——这边是深情款款的“管它天不长地地不久,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旋律悠长,带着时光沉淀后的沙哑与温柔;不远处立刻扬起明快的节拍,“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脆生生的,跳跃着不服老的俏皮;更远些还夹杂着铿锵的革命老歌,鼓点扎实,每一步都踩得斩钉截铁,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每晚固定的背景音,不喧宾夺主,却也无法忽略。
我靠在窗边,透过玻璃望下去。路灯已经亮起,马影河广场呈现出一片暖黄的光,人影在光里晃动,密密麻麻,却又行列清晰。穿红衫的那一队,动作整齐划一,手臂扬起时如风吹麦浪,带着一种经年排练才有的熟练与自信;旁边蓝衣的队伍则随意许多,像是熟邻好友的凑趣,有人跟得上拍子,有人慢半拍,彼此对望一眼,笑一笑,继续扭动腰肢。还有独自在边缘处跟着比划的老太太,动作生疏,目光却紧盯着领舞的人,认真得像个小学生。扇子、绸巾、亮闪闪的裙摆,在夜色里划出一道道流动的、带着烟火气的弧线。他们的脸在光影里有些模糊,但那份投入的、甚至带点酣畅的神情,却穿透距离,隐隐可辨。那是一种放下白天身份、烦忧后的松弛,是身体在节奏里找到的简单的快乐,是生命在日复一日轨道中,为自己点亮的、小小的自由仪式。
看着看着,突然间笑了。窗外这些起舞的人,何尝不也是一种“放生”?他们,她们从琐碎中放生片刻的自我,从衰老的预感中放生依旧鲜活的肢体,从寂静的孤独里放生到这人声与音乐的暖流里,他们不是在争夺什么,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只是单纯地、认真地,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场域里,游动,呼吸,存在。
窗外,他们跳舞;窗内,我看书。这大约也是一种默契的放生——他们将肉身放生于节拍与晚风,我将心神放生于书本,我们隔着玻璃与楼层,互不侵扰,却又在某种更深的层面,共享着同一片向晚的、寻求舒展的星空。
还是那本《红楼梦》,还是按老习惯,风吹哪页,便读哪页。今晚,书页停在九十七回,铅字冷冰冰的,写着“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为什么要说苦绛珠呢?我不信那是苦,那是黛玉对自己的成全对俗世的抗争。
人们总说她被“掉包计”害了,被时代扼杀了。这些都对,却都不对,因为站在岸上评说溺水者的姿势,原本就极为不妥。她,焚诗稿,断痴情,火光映亮她苍白面容的一刻,不是毁灭,是一场极尽庄严的自我完成。她不是在结束,而是在完成一首自己执笔的诗,世人猜她临终那句“宝玉,你好……”,都说是“好狠心”。可若真懂她,懂她“原本洁来还洁去”那股子执拗的清气,便会觉着,那未尽的遗言,或许更该是——“你好好的”。
她烧掉的,何止是浸透泪水的旧帕与诗篇?她烧掉的是那个为情所困、须倚靠他人目光才能存在的“俗世黛玉”。她以最后的决绝与沉默,完成了一场对自身灵魂的终极放生。这放生,近乎一种凛然的审美,她对宝玉,哪里仅是小儿女的痴缠?那是孤高的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最后的疼惜与瞭望。她比谁都更早看清,宝玉那块通灵宝玉,正在荣国府的锦绣灰烬里慢慢失温。她的存在,是系住宝玉在这浊世的最后一根丝线,温柔而痛苦。她在,他便尚存眷恋;她去,那线便“啪”地断了——不是残忍,是成全。
所以,她先走了,这不是败退,是主动的渡引。她用自己彻底的消逝,将宝玉渡往更空旷的彼岸。后来宝玉的出家那般了无牵挂,不正是因为她这个“尘世最大的挂碍”,已被她自己亲手、也用心,渡化了么?这不是殉情,是更高阶的慈悲:我先渡我自己,从这还泪的债与痴中解脱;再以我的空无,为你劈开一条通往白茫茫真干净的路。
近三十年来,每次重读到这里,感受都不同。今夜,在楼下那沉实又飞扬的舞步声里,这种感受格外澄明,曹公哪里是在写一个简单的悲剧?他是在写一种极其奢侈的、关于灵魂自由的仪式,这种感觉就像是将怀中呵护了一世的鱼,忍着痛与不舍,郑重地放归沧海,那鱼入水时激起的涟漪,会无声地、久久地荡漾——宝玉后半生所有的出走、顿悟与空白,都是那涟漪的余波。
所以,不必为她哭,她正完成她生命中最完整的一首诗。这诗的结尾,不是一个沉甸甸的句号,而是一个悠长的、充满可能性的破折号——它连向宝玉踉跄的背影,也连向每一个读懂这份“放生”之人,内心那微微的震颤与释然。
窗外的音乐,不知何时换了一首更舒缓的,像退潮的水,漫过夜色。舞影在光里轻轻摆动,也浸入一种安详的、自得的思绪。
我关上窗,热闹被温柔地隔开,屋里一片静。
然而心里却是汹涌的,似乎有一枚温润的卵石投入心湖,涟漪正清浅地荡开,原来生命的舒展,从来不止一种模样。楼下的,是投身于人间的暖流,在集体的节拍里找回个体的鲜活;书里的,是挣脱人间的绳索,在绝对的孤独中奔赴灵魂的清澈。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却在最高的意义上,殊途同归。
他们以热闹抵达,她以寂静成全。而我,在这个寻常的夜晚,隔着玻璃与泛黄的书页,同时见证了这两种庄严。
夜,于是有了厚度与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