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棉

初冬的第一场霜雪降临了，村庄被包裹进一层薄寒中。十八岁的堂哥小峰躺在他家西厢房的土炕上，侧转着头，鼻孔向外流着血。我的叔叔忙不迭地撕扯着炕柜上新轧的棉花，递给大姑。大姑快速把它们揪成棉团，轮番塞进峰哥的两个鼻孔，鲜血一会儿就把棉团浸透了。炕柜上，雪白的棉花越来越少，地上染血的棉团越来越多。

我站在炕前，脚边全是又粘又湿的血棉，血的咸腥气味充斥着我的鼻孔。那时，我还不懂死亡的含义，还不知道我的峰哥很快就要把全身的血流完。母亲把我领出去，她不想让幼小的我看到峰哥离世的那一幕。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仍是峰哥蜡黄浮肿的脸和地上那一小团一小团红红白白的棉花。

母亲常夸峰哥是我们堂姊妹中最懂事的孩子。在大伯的四个子女中，峰哥排行第二。堂姐出嫁后，十四岁的峰哥便辍学，承担起责任田里的重活。

高唐地处鲁西，自古就是闻名遐迩的种棉大县，人称金高唐，素有 “高唐收，暖九州” 之说。艳阳下的金秋八月，大片大片的棉花盛开了，远远望去，徒骇河两岸的田野像覆盖了一层吉祥的白云。这让我的母亲在为丰收喜悦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丝惆怅。那时我姊妹仨个尚小，父亲在临村教书，五亩棉花地里只有母亲一人在忙碌。她起早贪黑，累得腰酸腿疼，常常是头一轮棉花没拾完，后面半开的棉桃等不及又全开了。母亲怕赶上大风，棉花被刮扯乱不好采摘；又怕遇雨被淋湿，影响皮棉的等级，卖不到好价钱，有时难免着急。这时峰哥不用招呼，会穿过他家的棉花地过来帮忙，收工时又帮母亲把沉重的棉包一个个背到地头的地排车上。

峰哥病得很突然。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唐农村盛行早婚。那年秋后刚收完棉花，伯母就张罗给峰哥相亲。照片已经递到女方家里，女方也很满意。可就在相亲的前一天，峰哥忽然发高烧，满口胡话，躺倒下不了炕。伯母只得托媒人把相亲的日子往后推迟。

大伯和伯母以为峰哥得的只是普通的感冒，村医也说打个退烧针慢慢就会好的。可是过了半个月，峰哥的病还是没有多少起色，大伯才决定带他去高唐县城看病。结果，厄运降临，县医院得出的结论是峰哥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建议去临清二院做进一步检查。高唐离临清有九十里路，那时两地还不通车，大伯心急如焚，等到第二天一早，便用自行车载着峰哥赶往临清。

他们回到家时，天色已如墨黑。伯母问大伯，大伯什么也不说，打发峰哥睡下后，他来到前院，对我父亲说：“是白血病，这孩子算白瞎了。” 说完，蹲在地上，两只大手捂住脸呜咽起来。那时，我还不知道白血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很厉害的病，不然我一向顶天立地的大伯怎么会哭？

看到大伯哭，我也跟着掉眼泪。我想起峰哥的好。十八岁的峰哥已初具白杨树挺拔的样子，平原上干燥的风、毒辣辣的太阳也没能把他的脸庞晒黑。他生得白净又文静，跟谁都是笑眯眯的。我们堂兄妹之间打了架，吵了嘴，都向他告状，他总是不分亲疏，主持公道，最后让我们重归于好。

那年，大伯在院子里重新打了一眼压水井，井水比别家的都甜。早晨或者傍晚，邻居都去大伯家打水。胡同口河大娘家的小喜姐也来，她长睫毛下的黑眼睛水汪汪的似乎会说话，两条油光水滑的长辫子，一条搭在胸前，一条甩在腰后。遗憾的是左腿有点跛，年幼时被大马车轱辘碾伤，留下了残疾。她担水走路要比别人慢一些，身子稍微倾斜，桶里的水也会晃洒出那么一点。

那一次，一向温顺的峰哥惹伯母生了场大气。她摔了织布的梭子，又哭又骂。峰哥蹲在院子角落的草料棚里不吭声，头上沾满玉米秸的碎屑。伯母不吃不喝，他也不吃不喝。天色将黑，草料棚里更昏暗了，我母亲劝说了峰哥很长时间，他才慢慢站起来，回到堂屋给伯母跪下：“娘，你吃饭吧，我听你的。”

后来我问母亲：“峰哥怎么惹大娘发那么大的火？” 母亲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那个跛腿的小喜！”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小喜姐担着水桶，甩着她的长辫子，一颠一颠地来大伯家打水。

大伙都把峰哥得白血病的事瞒着我伯母，但还是让她知道了。她在院子里打着滚儿嚎啕大哭。她去求神婆，给她下跪，磕头如捣蒜。神婆叹息，说峰哥是童子命，是上界神仙跟前的童子，找替身换命恐怕很难，只能试一试。伯母涕泪交流，绝望中又燃起一丝希望，给神婆送去钱，送去米，送去面，让她做法事换童子。法事做了，峰哥还是在一个月后去世了。

峰哥下葬后的第二天，母亲去责任田里拔棉柴，看见大伯家那块地里，峰哥的新坟前，有一个女子趴在那里嘤嘤地哭。母亲知道，她是小喜姐。

初冬的鲁西平原，所有的花都开败了，棉花也已经把自己开败，只留下一棵棵在霜雪中站立的、枯干的棉柴。冷风吹动棉柴上那些空萼，在荒凉凋敝的旷野上发出簌簌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