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甜的忧愁

提起红薯，我心中总萦绕着一份“蜜甜的忧愁”。童年时，它是三餐的常客。那甜，是实实在在的——咬一口焦香的烤红薯，金黄的瓤肉便淌出蜜一般的软糯，温热地滑入喉间。而那愁，却如影随形，仿佛蒸锅上氤氲不散的水汽，渗着一丝对红薯本身酸涩的“怕”。怕什么？一时诉之不清，只觉得那紫红或土黄的块茎里，藏着超越淀粉与糖分、关于生存的万千隐喻。

这愁，早已和记忆里红薯根须缠在一起。那时的乡村，贫困尚未远遁，红薯的“阴影”便笼罩着饭桌：蒸、煮、晒干、磨粉……任凭花样翻新，也翻不出它的掌心。如今的年轻人若是听闻，或许会投来羡慕的目光，以为胜过白米饭的单调，甚而透着一层田园诗意。他们不曾明白，当一种食物从零嘴沦为无可选择的充饥主粮时，任何滋味都会在重复中变得麻木，乃至生厌。何况彼时红薯品种未经改良，纤维粗粝，多食则胃酸烧心。因此，“吃红薯疙瘩”成了苦日子的代称，那语气里的嫌弃，是无论如何都掩不住的。

倘若将这种麻木与厌弃归咎于红薯，终究是委屈了它。剥开记忆的外皮，其内核竟是一场跨越重洋的传奇。这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农作物，经哥伦布的船队散播四方。明万历年间，闽商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瞒天过海带回福州。自此，这一缕绿意以其耐旱高产的禀赋，从饥馑的虎口夺回无数生灵。后又得徐光启力推，一路北上，于康乾年间遍植大江南北，悄然完成了从“海外嘉植”到“功用堪比六谷”的转身，稳居中国四大粮作之列。羞为王侯宴上珍，乐充粗粮济民难。它本是救急疗饥的“土物”，何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今人追捧的“席上珍”？

这身份的蝶变，耐人寻味，竟暗合了人类从匮乏走向丰饶的曲折历程。匮乏时，红薯是活命的恩典，也是贫穷的印记；人们吞咽它，心里渴望着白米细面；丰盛时，它就从“不得不吃”的背景中被重新打捞，赋予健康、质朴与乡愁的意义。这变迁背后，是一套普遍而微妙的人心逻辑。

关于红薯的纷纷纭纭，我听过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言之凿凿：“红薯天底下最好的吃食，走到哪儿都离不了！”有人则忧心忡忡，援引“案例”告诫：某地人富了便舍弃红薯，终致恶疾缠身，“人呐，千万不能忘本！”这警惕里，有对健康的担忧，或许也暗藏对未知富足的一丝惶恐。至此，红薯已超越食物本身，被抽空具体滋味，淬炼成一种精神图腾——象征着对朴素价值的坚守，对“忘本”的警示，乃至对往昔的感念。

细想之下，却有几分苍凉。人哪有什么纯粹的客观？总是依着自己的经验去称量世间万物。天平这端，是他人的山珍海味；那端，是自己的红薯疙瘩。这秤，如何能平？于是，一种深刻的需要便产生了：我必须让我所拥有的，显得并不寒酸，甚至更具某种“高贵气质”。

这是一种精神刚需，是尊严在窘迫中的自我保全。当一群人唯有红薯果腹时，他们就必须、也必然会以此为荣。你若轻问：“何不将这份‘自豪’的力气，拿去奋斗，换顿大餐？”这话未免苍白。横亘在面前的，往往是山一般的现实。一个人若拼尽全力，仍只能端稳一碗红薯，你又何苦去苛责他的“不努力”？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困顿，如藤缠树，织成一张“贫穷”的巨网。陷在网中的人，抓住“骄傲”这缕藤蔓喘一口气，旁人又有什么资格嘲笑？

然而，世事一旦掺入机心，便显得复杂乃至可憎。偏有那么一些人，早已尝遍八方珍馐，却立于云端，以缅怀的口吻指点江山：“还是‘吃红薯疙瘩’最养人！”甚而宣称：“我走遍世界各地，就没见过比它更好的东西。”此言精巧，既炫耀了阅历，又贬斥了异见，更将往日的被迫节俭，粉饰成今日的主动智慧。吊诡的是，许多仍以红薯为餐的人，竟也为此喝彩、打赏，供养这些“布道者”去更远方，去“论证”吃红薯的“无上荣光”。这仿佛成了一种循环的讽刺：吃盛宴者，靠赞美红薯获得拥戴；吃红薯者，则靠这赞美来安抚自己对盛宴的臆想，从而确认自身处境的价值。红薯，在此番运作下，成了一枚光环加身的多功能符号，慰藉着各方迥异的渴望。

因此，在面对“吃粗粮就是好”的论调时，我总是陷入矛盾的泥沼之中。我深信，生命的丰盈在于体验的广度。人之为人，本该有勇气遍尝百味，方不虚此行，但将一种历史的不得已，奉为金科玉律，并试图禁锢他人对美味的向往，无疑是残酷和专横。可当我听到那样的赞美，又会迟疑：说话者，究竟是返璞归真的长者，还是饱食终日的“公知名流”？是困于境遇、以此自勉的同路人，还是消费苦难、巩固地位的布道者？这可怜与可恨，有时虽一线之隔，却云泥有别。

或许这正是我“蜜甜的忧愁”最深沉的根源。甜，是草木的真心，是阳光的凝萃，是穿越饥馑的恩泽。愁，却是人世的纷纭，是生存的重负，是人心在得失之间的执念与纠缠。每一口红薯的甘甜在舌尖化开，心头便漫过一片无边的、粗砺的酸涩。我知道，自己咽下的，不只是一块植物的块茎，更是一段漂洋过海的历史、一代人温饱的指望、一代人欲说还休的记忆。更有附着其上的光怪陆离，以及一个时代转身时，扬起的迷眼尘埃。这忧愁，如红薯皮下丝丝缕缕的纤维，连结着苦涩的过去，也牵系着复杂的当下，在蜜甜的浸润中，诉说着人性深处难以言尽的人生况味。（原载《秦川文化》，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