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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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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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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吉波散文的人性美品味

如果一篇作品让一个读者心动了,那这个读者一定和作者有了情感上的共鸣;如果一篇作品让一批或一个时代的读者心动了,那这个作者一定写出了这个时代人的心声;如果一篇作品时过境迁,还能够震撼人的心灵、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这个作者一定写出了为人的心声、展示出至纯至真的人性了。烟台作家高吉波先生的《雪地里的红棉袄》首发于1998年10月25日《齐鲁晚报》,之后被《读者》杂志等多种报刊转载,2001年至今一直保留在全国大学、中学、小学不同语文教材,福建、河南、山东、湖南、北京、上海等二十几个省市先后将此篇选入中考语文试卷。2024年其另一散文作品《蓁山笔记》也入选山东省初中语文教辅读本。《蓁山笔记》《雪地里的红棉袄》两篇散文,自发表距今时间都在20年以上。这些作品之所以一直为读者所喜欢,被社会各界所重视,高吉波认为:文学作品唯关爱人性、关爱自然、关爱人与自然,才有生命力。

在文学创作中,人性美不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更是人类精神的灯塔。高吉波先生的文学创作扎根于乡土文化,聚焦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以深刻的人性关怀、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情感表达,通过对平凡生活、亲情友情、苦难与自然等内容的描写,展现出丰富的人性美,并成功将“人性美”从个体情感扩展升华至社会伦理层面,为读者提供了反思人性与时代的文学样本。其散文作品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光辉,也让人反思自己在生活中的情感表达与行为选择。

母性与女性力量:平凡人的仁慈善良之美。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就是善良和仁慈。善良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相处时的友善、仁慈、宽恕和关爱,也表现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对周围环境和动物的爱护和保护,都是善良的体现。高吉波的散文创作中,对人性的善良仁慈有着深刻的描绘与赞美。他通过对平凡人物、亲情友情、自然与人类关系等方面的描写,展现了人性中最为朴素却最为动人的善良之美。他擅长刻画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嫂子、彩荷等一批女性角色,展现她们作为普通女性最为淳朴仁慈和善良的品质。散文《一个母亲的老去》,作家以编年史结构将母亲人生切割为11个时间切片,每个切片都是善良的不同切面:19岁的冰点时刻:刚结婚的母亲第二天就给2个未出阁的大姑姐和还是孩子的小叔子破冰洗衣服,雪地里的红棉袄新娘,以雪莲意象定格善良的原初形态。从21—29岁,母亲进入五年间隔的生育周期。因日子太难熬了,所以母亲在第七个孩子分娩之前,“就下决心:这个生下来,一定送人;但见了孩子的鮮活模样儿,又万分舍不得。于是,纺线、织布、纳鞋底;养猪、开荒、挖野菜……日复一日,年夏一年,一双双饥寒的目光,全在母亲不停歇的身影里温暖着。”从43—76岁的白发纪年,母亲的青丝到白雪的色谱渐变,记录善良的时间成本。本文细节描写非常成功,作家以白描手法勾勒了一位传统中国母亲的苦难人生,通过碎片化的生活细节构建起“善良”的立体美学。母亲的身体成为善良的祭坛:从“洁白牙齿”到“一口瓜子般排列整齐的牙越来越少”,最终“一个牙也没有了”,以咀嚼器官“牙齿的消逝的退化”隐喻母性对生存养分的持续输出;从母亲坐月子里血浸铺毯落下的腰疼,到67岁时“弓状的背”,腰背的变形;从寒夜中,母亲将尿炕的幼子置于自己肚皮,用母体恒温对抗冰冷尿渍;从七月七习俗过节,孩子们狼吞虎咽吃面条,44岁母亲假装胃疼离席,背后就菜汤啃玉米饼子的吞咽声与面条吸食声构成双重饥饿交响——前者是生理饥饿,后者是伦理饥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母亲76岁村外雪中等候“我”归家过年:白发与飞雪的纠缠(“不知是雪舞白发还是白发舞雪”),将等待的母亲升华为时空凝滞雕像。如《小黑》《一只没有家的狗》《我与一只叫朗朗的狗》等对仁慈善良品质有过真实深刻的呈现。

苦难中的尊严与坚韧:生命的崇高之美。人性中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坚韧和尊严。面对困难和在逆境面前,能对生活充满热情,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勇敢地直面和克服任何困难,维护自己尊严,这是人性美的表现。高吉波先生拒绝美化苦难,笔下的人物常面临生存困境,却始终保有尊严与向善的信念。在苦难叙事中,人的尊严在裂缝中生长,人性的韧性在困境中展示,让人感受到普通人的尊严、坚韧的力量,也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的伟大,展现她们在困境中以柔克刚的力量,呈现出生命的崇高之美。在《一个母亲的老去》中,面对物质匮乏窘况,母亲通过精微的尊严维护术诠释善良的现代性困境:借衣仪式:“我10岁时,母亲带我去看舅舅。她烧了半锅水,把我全身上下洗了一遍又一遍;又到一户日子好过一点儿的人家借了一套新衣裤让我穿着。——我明白,她不想让她娘家的村里人说我们家的日子不好过。她在努力而又无奈地捍卫着她和她的孩子们的自尊。”借新衣访舅,将身体清洁度转化为阶层话语权,肥皂沫的反复揉搓实为对贫困烙印的暴力清洗。文中记述母亲79岁离世之前,“她把给自己送终的衣服和殡葬用的钱,整整齐齐预备在柜子里。她19岁时穿过几次的那件红棉袄,夹在寿衣里。”母亲在去世前备好了寿衣和殡葬费,不想为一群儿女增添麻烦,至死都在维护着母亲的尊严。这种“贫困美学”揭示善良的悖论:越匮乏越要维持体面,越艰辛越需隐藏伤口,穷不能没了尊严。在《笑给亲人看》《福堂的天堂》《怀念彩荷》等文中,对生命尊严、坚韧也有深刻的展示。

平凡中的伟大:无私的奉献之美。高吉波先生的散文创作中,对人性的无私奉献与大爱有着深刻的描绘与赞美。他通过对亲情、友情、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崇高的无私与大爱精神。散文《褪色的红绸》,通过细腻的叙述和感人的细节,展现了一位母亲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的一生。母亲从嫁入夫家开始,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仅要照顾丈夫,还要抚养11个孩子,甚至包括大姑姐的2个孩子。尽管生活艰难,她从未抱怨,而是默默地为家庭付出。她不仅对自己的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还对大姑姐的孩子视如己出。她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大姑姐的2个孩子,也跟着喊她“娘”,这种无私的爱超越了血缘关系,她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母爱,即使生活再艰难,她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体现了她对家庭的无条件奉献。在家庭失火时,她不顾自身安危,冲进火场救出病怏怏的阿九,即使头发和眉毛都被烧焦,她也无怨无悔。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正是母亲无私奉献的集中体现。母亲大爱奉献还表现在她的隐忍与宽容,在母亲的心中,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健康,甚至个人的幸福,只为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她的爱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付出,更体现在精神上的支持与陪伴。母亲一生从未与父亲吵过架,村人说他们“好得不像夫妻”。这种和谐的背后,是母亲的隐忍与宽容。她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家庭的和谐。即使心中有未了的遗憾,如对青春时的恋人“大宝”的思念,从未在家人面前表露,但却深深埋藏在她的心底,她也从未让这些情绪影响到家庭和谐稳定,这种隐忍的情感,正是她对家庭责任的坚守,突显母亲无私奉献的大爱品质。母亲的爱,像那褪色的红绸,虽然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却依然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心。她的爱是无言的,却深沉而伟大;她的奉献是无私的,却从未要求任何回报。母亲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更是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象征。她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和生命的坚韧,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时光。另外在《雪地里的红棉袄》《哭》《两个甜瓜》等散文中,高吉波对无私奉献之美都有深刻反映。

记忆与时间的重量:怀旧中的救赎之美。高吉波先生常以旧物如毛驴、甜瓜、剃刀、马尾、红棉袄等为载体,通过筛选记忆素材,将琐碎日常升华为诗意存在,挖掘出时光沉淀下的人性温度,完成对苦难创伤的审美转化,读者在共情痛感的同时,获得形而上的超越体验,达到心灵的救赎或解脱。这正是文学最深邃的救赎力量。散文《最后的毛驴》通过童年回忆与梦境交织的叙事,描绘了一头老灰毛驴的悲惨命运,并以此折射出乡村变迁、人性矛盾与生命价值的深刻主题。核心情节是,故事中的灰毛驴曾为全村推磨拉碾,年老后被生产队遗弃,最终被宰杀于它劳作一生的碾盘上。通过接生、饲养过毛驴的外公为它哭泣,与宰杀遗忘毛驴、冷漠的村民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功利主义与情感羁绊的冲突。后续购入的黑毛驴因“恐惧碾盘”而暴毙,最终村庄改用“电磨”,暗示机械取代牲畜的必然性,这一结局揭示了动物在农耕社会中被工具化的命运——当失去劳动价值时,它们便被无情抛弃。散文开篇从一个梦境开始,毛驴问“我是谁?”,既是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是对人类社会漠视生命的控诉。结尾当红日镶着“乌圈”升起,《最后的毛驴》完成其救赎仪式的最终章。这轮疲惫的太阳,既是农耕文明的落日余晖,也是现代性黎明前的血色胎记。高吉波用文字证明:真正的救赎不在对暴力的掩饰中,而在对创伤记忆的固执凝视里。那些消失在电磨轰鸣声中的驴鸣,那些凝结在碾盘纹路里的血晶,那些飘散在素馅饺子里的叹息,共同构成抵抗遗忘的精神抗体——它们或许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却能让飞驰的时代在某个午夜梦回时,听见石碾深处传来的悠长叹息。

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之美。高吉波先生善于将自然意象融入人性叙事,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动展现和谐之美。《老家的杏树》记述的是父亲与“迷糊叔”二人对待杏树不同态度故事。父亲懂得疏果道理,每年摘掉大部分青杏,仅留稀疏果实,看似“残忍”,实则是为了让杏树积蓄力量,最终结出“皮光色艳”“满口糖稀”的硕果。父亲的取舍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对生命质量的追求。而“迷糊叔”“贪恋密密的青杏”,舍不得疏果,导致杏树不堪重负,果实酸涩皱缩,最终“树也渐渐不茂”。这种对数量的痴迷,隐喻了人性中贪多求全的短视,盲目追求表象的丰盈,终将失去本质的价值。后来“迷糊叔”去世后,父亲买下“迷糊叔”的老屋与杏树,经精心伺弄管理,枯树重焕生机;父亲晚年后,老杏树成了他的陪伴,天天“坐在两棵树之间打瞌睡”,直至离世,杏树仍在“尽最后的力气”结果,仿佛延续着父亲的存在。高吉波通过朴素的语言与乡土意象,将人与自然的人性美融入自然时序与家族记忆之中。杏树的枯荣、父亲的等待、“迷糊叔”的悲剧,共同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这幅画卷表明——唯有尊重自然规律、懂得取舍、珍视传承,方能抵达“酸中有甜,甜中夹酸”的圆满之境。他的散文代表作《蓁山笔记》以作者客居蓁山屯的经历为线索,记录烟台蓁山的地理风貌、人文生态与现代化变迁:从百年老屋到蓁山屯搬迁的空间迁移,勾勒传统民居的衰败与现代开发的推进;从描绘山林自然景象(蓁树、腐叶、野鸽、鸟语、花香、低吟的蜜蜂、跳舞的蝴蝶等)、水体(小宝井、水库、平塘)与节气(采野菜、采山果)等自然图像,展示蓁山的乡土生态;从聚焦井边女眷的嬉闹、火炕茶聚的温情、端午挂蒿子、分人参、赠瓜菜、夏夜孩童的童言稚语等日常人文纪事,展现未被现代性侵蚀的乡土伦理,体现人对自然的依存与顺应。同时记述书记安家德引资15年修路,将蓁山从穷村变为“花园小区”,暗含新旧文明的冲突.《蓁山笔记》以“乡土显微镜”的写作方式,用白描语言记录细节,以隐喻意象升华主题,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工、个人与集体的张力中,完成对农耕文明衰落的文学诊断。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一片山的变迁,更在于为消逝的乡土精神留存一份带体温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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