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风总带着麦秸秆的甜香,混着山里野菊的清芬,掠过场院边隆起的草垛。我缩在草堆深处,借着麦秆缝隙漏下的月光翻书,纸页被风掀得哗哗响,像怕被人发现的心跳——那心跳里裹着的,是我们这代人藏不住的委屈,连热爱都要像偷来的时光,攥得指节发白。
莲子总在晒谷场边扔石子。她站在土坡上,胳膊往后一抡,石子就带着哨音飞出去,能越过半块田地,"咚"地砸在河对岸的柳树上。后来体育老师领她去泰安地区参加运动会,回来时胸前挂着红绸子裹的奖牌,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可这双能把石子扔成流星的手,终究没等来识货的伯乐。日子推着她蹲回墙根,奖牌换成了镰刀,投掷的弧度收窄成割麦的轨迹。我们六零后啊,多少人都是这样的千里马,生在没有伯乐的荒原,纵有日行千里的本事,最终也只落得拉磨的命。
影子的嗓子像被晨露浸过的铜铃。傍晚收工后,她坐在门槛上哼《南泥湾》,尾音拖得长长的,能绕着院里的老槐树打三个圈。有人说她像郭兰英,她就红着脸跑开,跑到河坝上接着唱。风把歌声送得很远,田埂上啃干粮的人会停下来,直愣愣地听着,却没人想过这嗓子该被更亮的舞台接住。后来她的歌声渐渐沉进锅碗瓢盆,成了哄孩子的摇篮曲,成了浆洗衣物时的随口哼——再好的嗓子,遇不上懂行的耳朵,也不过是灶台上的烟火气,飘着飘着就散了。
我怀里的《苦菜花》《青春之歌》、《大刀记》……总裹着层粗布。趁看场院的老大爷盹着了,就溜到场院角落的草堆里,翻开书时,草叶会簌簌落在字上。有人路过看见我,骂句"懒骨头",(那时候,村里骂我懒的人很多,和我同龄的女孩十岁左右就能下地干活了,十四五岁就去打工了,我十六七岁了还上学,真是大逆不道)我赶紧把书塞进草垛,抓起扫帚假装扫地。那时的世界太挤了,挤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更容不下一个孩子对远方的幻想。我们这代人,好像生下来就该埋头干活,谁要是抬头看天,谁就是异类。那些藏在字里的向往,像埋在土里的种子,明明能长成参天树,却只被当作碍眼的杂草。
后来的路,岔了又合。我曾幻想莲子去了体校,扔铅球能越过三堵墙;影子被文工团挑走,再回来时带着城里的口音。可这些终究成了泡影,成了永远的念想——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往哪走。她们还是留在了生养我们的村子,把天赋酿成了过日子的本事。而我,把书里的字抄在烟盒纸上,写在糖块纸上,夹在作业本里带回家,就这么一路写了下来——算是替我们这代被辜负的千里马,在没有伯乐的年月里,自己踏出了一条窄路。
去年同学聚会,莲子的胳膊还带着劲,比划着当年扔石子的姿势,眼里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亮,像流星划过苍老的夜空;影子唱了段《人说山西好风光》,尾音依旧能绕梁,只是唱到一半会忽然停住,低头摩挲着茶杯沿,像怕惊扰了当年那个站在河坝上唱歌的自己。我从包里掏出本翻旧的小说《艳阳天》大家传着看,书页间掉出片干枯的草叶,还是当年场院的味道。
原来那些藏在草垛里的月光,那些被风带走的歌声,早就在岁月里生了根。我们六零后啊,真的太可惜了,空有一身本事,却没等来那个喊一声"好"的人。就像千里马困在磨房,纵有日行千里的脚力,也只能围着石碾打转,把年轮磨成了叹息。可一提起当年,莲子的胳膊还在发力,影子的嗓子还在发亮,我指尖划过纸页的瞬间,依然能听见草堆里的心跳,和当年一样急,一样烫。没人再骂我懒了,他们说我笔下的字,有麦香,有歌声,还有我们这代人没说出口的委屈——那些被辜负的才华,终究在时光里,找到了自己的回响,哪怕这回响来得太迟,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