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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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夏天，蝉鸣把日头拉得老长。我背着半旧的帆布包，踩着田埂上跳动的碎光，走进了这个藏在山坳里的村子。砖瓦房教室前，几棵老槐树正落着花，细碎的瓣子簌簌往下掉，像撒了一地碎雪。从那天起，我成了这里的老师，可除了教室里三十多个仰着脸的孩子，没人肯把这两个字稳稳地安在我身上。
村子是小姨嫁过来的地方，三姑六婆的亲戚网像藤蔓一样缠满了整个村子。去井台打水，二婶子隔着老远就扬声喊：“榛子，我这里有甜瓜，过来吃一个！”上班路上遇上表舅，他总是笑着说：“榛子丫头，骑车慢点，别摔堰下。”我上班下班走的都是山路，乳名像件洗旧的粗布衣裳，被他们熟稔地穿在我身上。熨帖是真的，可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也是真的——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还是那个过年时会怯生生躲在小姨身后，攥着衣角不敢说话的小姑娘。
年终发福利那天，办公室里飘着煤炉的热气，混着点劣质烟草的味道。校长把一沓红纸叠的信封放在我桌上，里面是每个人的奖金。“你的字好，用毛笔写上名字吧。”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长辈对晚辈的纵容。我展开裁好的红纸信封，研了墨，笔尖在纸上顿了顿。“赵庆田老师”“张怀分老师”“张凤梅老师”……一笔一画写下去，墨香混着煤烟味漫开来，那些名字后面的“老师”二字，写得格外郑重，像是在纸上盖下一个个沉甸甸的戳。
轮到我自己的信封时，笔尖突然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空白的红纸像面镜子，照见我十七岁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同事们总把我当孩子，开会时会多给我递块烤得流油的红薯，下雨时会抢着帮我把自行车扛到屋檐下。他们的照顾像温水，泡得人舒服，却也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还没真正走进“老师”这个称呼里。犹豫了半天，我终究只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孤零零地躺在红纸上，瘦伶伶的，像个没站稳的孩子。
把信封交给校长时，心里像被掏走了一块，空得发慌。走出办公室，风卷着碎雪扑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忽然停住脚，回头望了望那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那些被孩子们清亮亮喊出的“老师”，教案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煤油灯下备到深夜的课，红笔圈点过的作业本……难道不都是在说，我已经是了吗？
鬼使神差地，我又溜回了校长办公室。门没锁，煤炉还在嗡嗡地响，壶里的水正冒着细白的热气。我的信封就躺在最上面，名字在红纸上安静地躺着。我飞快地拿起笔，蘸了墨，手腕微微发颤，在名字后面轻轻补上了“老师”两个字。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却像敲在心上，咚的一声，落得格外踏实。
多年后，我走过很多地方，听过无数声郑重的“老师”，可总想起那个飘着碎雪的下午。红纸上的墨痕早就褪色了，可我清楚地记得，当笔尖落下最后一笔时，心里涌上来的那股热流，从胸口一直暖到指尖。原来，成长从不是等来的认可，而是先在心里为自己加冕。就像老槐树下的孩子总会长大，有些身份需要旁人的见证，更需要自己先敢认领，在心里稳稳接住——那是十七岁的我，送给自己最珍贵的成人礼。
青春里最动人的成长，往往藏在某个笨拙的“自我确认”里。我们总在等别人递来入场券，却忘了自己本就握着书写名字的笔。那些在怀疑中鼓起勇气的瞬间，那些在不确定里坚定认领的时刻，才是真正让我们站成自己的力量。就像红纸上补写的那两个字，无关他人目光，只关内心是否敢对自己说一句：“我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