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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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在砚中，一寸寸短下去；光在心里，一点点亮起来。
案头那方砚台，被晨光与灯火轮番摩挲，早已失了棱角，像一块被岁月握暖的石头。四十年前，我攥笔如攥铁，笔杆在虎口间打滑，纸上的字东倒西歪，我祖父曾预言：我写字是“朽木不可雕也”；四十年后，指腹的薄茧与笔杆的竹纹早已互相认领，落笔时不再迟疑，却仍不敢自诩“天赋”二字。有人称我“作家”，我想到的却是第一次把习作投往邮筒的傍晚——风把退稿信吹得猎猎作响，铅字冷冷一句“尚需打磨”，连“天赋”的边角都不敢沾身。
不过是把别人煮茶闲话的辰光，换成一盏台灯、一叠稿纸；把街头的风声雨声，改写成字里的平仄。写得枯了，便撕；改得失了颜色，再重写。直到某一刻，一个词、一句呼吸般的停顿，忽然在黑夜里自燃，像萤光点亮萤光，这才敢把“尚可”两个字，悄悄按进纸页。四十余年，灯一盏盏亮起，回头一看，竟蜿蜒成路，旁人远远望去，便说那是“作家”的脚印。
当年被命运按在讲台上，心里仍悬着白大褂的幻想。粉笔灰扑面而来，我咳嗽着，却也把课文拆骨入髓，把生字写成小小的灯笼，挂在孩子们眼前。蹲在后门听他们背诵，趴在油灯下改作业，那些卷面上一抹微红的批注，像替他们在暗处轻轻托住一颗星。后来，课间总有小手拉我衣角：“冯老师，明天还讲故事吗？”放学时，家长远远笑一句：“孩子回家说，听您的课，字会发芽。”那一刻，讲台不再是权宜，而是根系。
人这一生，原没有那么多“恰好”。不喜欢的事，做着做着，竟长出了肉与血；不擅长的路，走着走着，便踩出了纹路。老槐树从不问天命，只管年年抽枝，绿荫自会替它作答。
前几日翻出一沓发黄的作文本，页边密密麻麻的红字，像一群不肯飞走的蜻蜓。稚拙的笔迹回我一句“谢谢老师”，三十年后，那个女孩也成了老师。她说：“我正学着您当年的样子，蹲下来听孩子讲故事。”屏幕上的字，隔着山海，仍带着当年的温度。
如今砚台仍在案头，墨香沿着木纹缓缓攀爬。别人如何称呼，早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笔还能落下，眼里的光尚未蒙尘。所谓圆满，不过是把“不行”熬成“尚可”，把“试试”走成“一生”。当暮色漫进窗棂，砚中墨光温润如初，像四十年来未曾熄灭的萤火。
原来世上最柔软的铠甲，是光阴磨出的茧；最亮的星河，是字里行间不肯坠落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