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多打了一个电话

我曾有一个学生，他像一颗蒙尘的种子，过早地被贴上了"偷窃"的标签。他的父母原在东北工作，学校将他劝退，他们便带着他回到山东老家，把这颗看似"不良"的种子，种在了我的班级这片土壤里。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辆客运中巴，中午无法及时接他，我便常把他带回家，想给他一份额外的温暖。起初他还算安分，可没过几天就"原形毕露"，偷走了我女儿储钱罐里的几十元钱。我没有声张，甚至没告诉其父母。我想，呵斥和指责只会把他推得更远。

我反而表扬他帮我打扫卫生、烧开水，并特意多做了几个菜留他吃饭。席间，我不失时机地夸赞他聪明、有爱心、爱劳动，又问他是否有困难，若需钱可向我借。我想用信任和尊重，去唤醒他内心深处或许连自己都遗忘了的善良。

第二天，钱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储蓄罐里。那小小的硬币碰撞声，在我听来，像是希望破土而出的声音。我并未放弃他，始终像一个细心的园丁，留心观察他思想的每一丝波动，用谈心去浇灌他干涸的心田。

他安分了半个多月，我心中暗自欣喜，以为我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然而，一天他来过我家后，我丈夫一双三百多元的新皮鞋竟不翼而飞。那鞋对他来说太大，穿不了；带回家，他又不敢。他选择了最笨拙的方式——将其扔进了村东的河沟。

一向对我言听计从的丈夫，这次勃然大怒："你和你的学生去过吧！"我理解他的心疼——那是他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鞋，还未上脚便遭此"厄运"。他的父亲恰好来接他，听闻此事，抄起棍子便狠狠打了他一顿。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他也只是一味地哭，像一只受惊却不知如何求助的小兽。

最后，这位朴实的汉子朝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愧疚地说："老师、大哥，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回家我就把他锁起来！"

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第三天、第四天，依旧不见踪影。想来他的父亲是真的把他关起来了，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试图隔绝他与"坏习惯"的联系。按理说，他不算我班里的正式学生，转学手续尚未办妥；再想想被他搅得不得安宁的家庭，我心中第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可每当我闭上眼，总能看到他那无助的眼神和割破的双手。我想，教育的意义，不就是在别人都放弃的时候，选择再坚持一下吗？既然他走进了我的班级，便是我的学生，我便有责任和义务，带他找到那束照亮前路的光。于是第五天，我把他叫回了学校。

然而，令我痛心的是，无论我如何苦口婆心劝说，怎样严厉批评，班里学生的东西仍不时丢失，我家里的物品也总被他顺手牵羊。我真的有些绝望了，感觉自己的努力像是石沉大海，看不到一丝涟漪。

又一次，他偷了同学的五角钱，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却发现他的手正流着血。问他缘由，他说自己用刀子割的。他哭着说："老师，我不想让你伤心，不想让你失望，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老师，我改，我一定改！"

他的哭声像一把钝刀，割在我的心上。我为他包扎好流血的手，让他面壁思过。我知道这是体罚，有违师德，可当时我实在是无奈到了极点。我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或许，我一直都在用错了方法？这孩子或许并非单纯的品行不端，而是他的心灵，正被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枷锁束缚着？

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存在心理上的问题。于是，我拨通了一个久未联系的同学的电话——他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同学表示，未对孩子进行检查，很难妄下定论。一般来说，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品行问题，二是人格障碍，三是精神障碍。最后，他建议我们带孩子去他所在的心理专科看看，唯有通过专业鉴定，才能找到那把解开枷锁的钥匙。

我和孩子的父母一同带他前往同学所在的医院。经过专业鉴定，确诊他确实患有某种精神障碍。原来，有人格障碍偷窃行为的人，内心会有一种强烈的占有冲动和欲望，偷窃后会获得一种短暂的愉悦感。他们所偷的物品往往并非必需品，常人难以理解其偷窃动机，因此反复批评教育也无济于事，屡教不改。这并非他的错，而是他生病了。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既有愧疚，又有释然。愧疚自己之前的无力和误解，释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他在那里接受了三个月的治疗，终于康复。就像一株被虫蛀的幼苗，在专业的照料下，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如今已是省城一家大医院的医生，而且是一位爱岗敬业、医术精湛的好医生。他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个曾经给他温暖和希望的世界。

他的婚礼特意邀请了我们全家。婚礼上，他硬是把我和丈夫拉到了喜公公、喜婆婆的位置上。新郎新娘向我和他们的"师爹"深深鞠了三躬，那幸福的泪水和真挚的感恩，让我不知所措，也让我热泪盈眶。

其实，我不过是做了一个老师、一个班主任应该做的。我只是在所有人都可能选择放弃的时候，比别人多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寻求专业帮助的电话，一个没有放弃希望的电话。

这个电话，不仅拯救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也让我明白了教育的真谛：真正的教育，是用爱心、耐心和专业，去发现每个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去点亮他们心中的那盏灯。有时，改变命运的，真的只需要多一点坚持，和一个及时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