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纳

婆婆纳仿佛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哪个老妇人颤巍巍的蓝布围裙口袋里，不小心漏出的一星半点念想，然后滚落到地上，便生了根，发了芽。

那时节，春尚浅，风里还带着隔夜的料峭。老家田野上就出现了一片蓝，静静地亮着。那不是天穹的湛蓝，也不是湖水的幽蓝；是一种极怯、极静的蓝，像是将褪未褪的旧蓝印花布，在清水里漂洗了无数次，最后剩下的那一点魂魄的颜色。乡村孩子的我，每天挑猪草，蹲在田埂上便与它凝视：细得近乎看不见的茎，近乎匍匐地贴着地皮，却努力地支棱起一两对指甲盖大小的圆叶子。那叶子是毛茸茸的，带着谦卑的灰绿。而从这卑微的绿叶里，竟开出那样一朵一朵精致的花来。

我那时是有些瞧不上婆婆纳花的。我的眼里，是灼灼的桃花、喷雪的梨花，是能簪上鬓角的、有模有样的花朵。这婆婆纳，算什么呢？它太小了，小到摘不下手；太贱了，满地都是。奶奶却喜欢在田埂上挑婆婆纳给羊吃给猪吃，也爱坐在田埂上静静地看蓝艳艳的小花。她用那双枯瘦的、青筋微凸的手，极轻地拨开旁边的碎草屑，将一棵棵婆婆纳挑起放进蔑萝里。夕阳的余晖斜过来，给她花白的鬓发和佝偻的肩背镀上一层暖金，也将那一片婆婆纳映得更蓝更清静。她有时会喃喃地说，也不知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自己听，“这婆婆纳，给点雨水就绿，见点太阳就开。不争不抢的，这蓝，多干净。”

那一年暮春，我患了腮腺炎，乡下叫“抱耳风”“鳗鱼鼓”。半边脸肿得发亮，火烧火燎地疼。吃了几天药，总不见大好。奶奶那日从外面回来，手里攥着一把新鲜的婆婆纳，连带那毛茸茸的圆叶子和细茎，湿漉漉的，沾着泥。她也不说话，在石臼里将那些蓝莹莹的小花细细捣烂了，碧绿的汁液混着破碎的蓝色花瓣，变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沉郁的灰绿色浆糊，散发出那股熟悉的、凉幽幽的泥土草木气。她用一片干净的芋头叶子托着那团浆，轻轻地敷在我滚烫肿胀的腮边。说来也怪，那火烧火燎的痛，仿佛立刻被一股清冽的凉意镇住了，丝丝缕缕地往里渗。我昏昏沉沉地睡去，梦见自己躺在老家的田野上，身边开满了无边无际的婆婆纳，那些蓝色的小花像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温柔地眨着，风一吹，泛起一片凉沁沁的、蓝色的微澜。

那场病很快好了。自那以后，我再看婆婆纳，目光便不同了。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我发现它们似乎无处不在，在最平凡、贫瘠、最被践踏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完成自己一春一秋的轮回。开时，不曾张扬；谢时，也无痕迹。花瓣萎落，便委身泥土，那细茎上会结出极小的、心形的果子，等到某个时刻，轻轻爆开，将种子弹射到大地，来年再生出一片蓝与绿来。

多年后，我离开了乡村田野，少见了婆婆纳，奶奶也早已过世，乡村记忆渐行渐远。而54岁时的一场大病又让我见到了婆婆纳，更确切地讲是见到了婆婆纳花。那年春节前我突然晕倒，送上海大医院诊疗，被影像检查无情判定为胆囊绝症晚期，生命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好不甘心，我还没退休，还有未竞的事业，还有许多想去还没来得及去的地方……那夜我躺在惨白的病房里，盯着天花板上月光切割出的窗格影子无法入睡，眼前掠过一朵朵蓝色的十字小花，那花，细碎明亮，安静无声，一直在我的眼前飘啊飘，整整飘了一夜。这很奇怪，在我惊恐无助、万念俱灰的时刻，眼前怎出现这种幽蓝小花，是幻觉还是什么？我无法判断，但那朵朵眼前飘过的蓝色小花非常真切，既熟悉又亲切，是婆婆纳花，对，是它，就是它，它陪伴了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夜。

手术病理报告的“良性”二字，轻得像一声叹息，我有一种凤凰涅槃、绝处逢生、生命失而复得的惶恐与幸福感。出院时，春天已经深了。我执意要回老家， 要去看我病中出现的朵朵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是它们在我生命最危难的时刻，坚守着我陪伴着我，给我安慰给我力量。那天，先生开车送我回老家，下午时分，我看到了那幻觉中的场景，蓝艳艳的，静悄悄地，风过时，它们集体微微颔首，如亲人般迎接我的归来。太熟悉了太亲切了，是它们，就是它们。我俯下身去，用脸贴近大地贴近它们......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也许根本没有答案，没有冥冥中的显灵。奶奶就是那些年春天里寻常的陪伴，是手指沾着泥土的温热，是“能过去”的笃定。而婆婆纳，是奶奶的灵魂，它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非常珍惜这一次的回归，我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记住奶奶说的话：”这婆婆纳，给点雨水就绿，见点太阳就开。不争不抢的，这蓝，多干净。”

 我想今生就做一棵婆婆纳吧，不争不抢，静静地保持自己的一份蓝与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