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坚守

站在街头心中怅然。十五年前我还年轻，那时候笔直的路面还没有被硬化，家家门前堆放着整齐的柴垛，印满车辙的街道直通向村口。我年年这样想，是不是一切都太晚了。

那时，我家院子里栽满了枣树、苹果树、石榴树、葡萄架、月季、菊花和一畦蔬菜，下起雨来，果树的枝叶搭在一起，仿佛一个天桥，滴水的浓荫遮住了庭院中的小路。奶奶去世以后，不再有人搭理菜园，爷爷也年事已高，这个曾经充满荣耀、宁静和书香气息的院落竟有些荒芜；又过了两年，父亲带着被时代抛弃、命运捉弄的苦闷回到家乡，经常一个人在屋檐下沉默不语，然后就病倒了，突发的脑血栓影响了语言表达和半个身体，被家人及时送到县城治疗，才恢复了部分知觉。

父亲是一名国企工人。十七岁那年，他听从了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爷爷安排，到北京学习汽车装配技术。父亲就是这样离开家乡的，临行前，爷爷嘱咐：传授技术的师傅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要尊敬师长，见到老师要行礼；但据父亲回忆，这些师傅同样是需要劳动改造的人，远远没有来自农村的孩子根红苗正，需要行礼的，反倒是他们。

父亲在北京学习期间，一座座厂房正在太行山间拔地而起。培训结束后，父亲成为第一批进驻工厂的青年工人，从此，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奉献青春的信念一直伴随了他三十多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所供职的长征汽车制造厂，不仅是当时邢台市规模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也是中国经济史上“三线”建设的一部分。

我自幼随母亲生活，受父亲影响不多，但他告诫我的两句话却受用终身：一句是“士可杀不可辱”，一句是“卢沟桥事变期间，驻守北平的有三位师长，叫张自忠、赵登禹、冯治安。”第一句，是做人的底线；第二句，是民族的气节。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三岁那年，我独自出门远行，在父亲厂区，第一次见到堆积如山的钢材和等待检阅的车辆，但他从未染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间，那一批产业工人的集体努力，曾使长征厂创造过特有的辉煌，与捷克合资生产的长征太托拉品牌驰名海内外，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在越南复杂的山地地形上如履平川，为战争最终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被称为越野车中的“轰炸机”，以至于后来我走了那么多公路，都很少见到这样雄伟、矫健的载重汽车。

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21世纪初的国企改制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个曾兼并多家地方企业、员工逾万人的工厂竟悄无声息地倒下了。企业破产后，有的申请退休，有的买断工龄自谋生路，偌大的改装分厂只剩下不到十个人在坚守。

一年寒假，我跑到父亲那里，一个人爬上工厂附近的山峰，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匆忙中慌不择路，每一次往下走，都面临几十丈深的悬崖。后来，父亲带领几个同事从侧面爬上去，才接我下来。第二天清晨，满山已是皑皑的白雪。

也是在那个冬天，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依照惯例到厂区周围走走，我有些不解地问：“企业已经不在了，还有必要这样吗？”他说：“如果有人敢偷国家的东西，还得跟他们干！”父亲声音不大，但这是我所听到的，一个工人最响亮的话语。

或许是因为寂寞，在山中工作的几十年，他时常阅读历史、地理和中医书籍，我对文史的偏爱，可能也受此影响吧。读中学以后，我开始陆续发表一些诗歌、散文，却从未得到过他的一句肯定，而只是说：“你写的这些东西，比《毛选》四卷、《黄河大合唱》差远啦。”但是在父亲半身不遂以后，一位老朋友过来看他，他拿出我自费出版的诗集，指着刻印在书上的名字，言语不清地说：“昭、昭。”

弹指之间，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在他病倒前，母亲已经凭一己之力在县城买了房子，他养病期间曾拖着一条不听使唤的腿，一步一挨从县城往回走，母亲给老家人打电话，走了十几里路才找到他。而在父亲去世前的一天晚上，伯母梦见自己站在村子的路口张望，看见父亲晃荡着敦实的身躯，一步一挨像是回来了。

发表于2016年5月6日《中国政府采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