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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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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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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说文学:美也有力量

在当代作家中,习惯于以儿童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并不多见,曹文轩就是其中之一;当各种前卫小说在文坛掀起一波波热潮时,曹文轩依然用最纯真的爱关注着弱势群体,不瘟不火而来。也许,对西方后现代各种流派的追随终将是缘木求鱼;而真正开启文学之门的,却是那个站在原地的人。

11月21日晚,应邀赴深圳讲课的曹文轩,通过电话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纯美风格,儿童视角

问:读您的作品,首先感到的是一股清新的气息,有诗化的成分在里面,但又含而不露,与沈从文一路在感觉上很相似。有哪些作家对您风格的形成产生过影响?对于您的写作,您如何看待“京派作家”这一评价?

答:一个人的作品究竟受到过哪些人的影响,仔细追究起来也许比较困难,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只受几个人的影响,而是受到了作家群的广泛影响,但是所接触的作家作品,其影响程度又有主次之分。就我而言,就不仅仅是受到沈从文一路的影响,鲁迅对我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网》这篇小说,就受到了鲁迅文学批判国民性特点的启发。当然,在写作风格上,受沈从文、废名、川端康成等人的影响更深一些。许多人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趋之若鹜,但我不认为他们和川端康成、沈从文有深浅高下之分,而只是代表了不同的文学形态。

对于“京派作家”这种说法,我并不是十分认同。这个概念原本就是指在京的作家,而这些作家也不一定就是生长在北京、用北京话写作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个提法容易引起歧义。另外,用它来概括我的写作也不太恰当。

问:谈到川端康成,我注意到虽然他与沈从文以及《天际游丝:曹文轩精选集》中的作品同样具有纯美的特点,有一种冲淡平和的小说意境,但川端康成更多了一份忧郁,多了一份日本文学“幽悬”、“物哀”的情调和氛围。

答:《天际游丝》所选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我早年的一些作品,在我近些年的作品,比如《红瓦》、《天瓢》、《青铜葵花》等长篇小说中,同样有忧郁、感伤的情绪。

问:就像《天际游丝》所选的作品一样,我注意到您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青少年,或者儿童的视角来展开的,这是否妨碍了作品的深刻性和它对社会的批判力度?

答:不同作家叙述故事的角度会有所不同,但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我喜欢“童年视角”这一提法,为什么喜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和个人的审美趣味有关吧。

有些所谓深刻的作家,认为社会已经糟糕透顶了,就一味地批判;但我不习惯这种把社会妖魔化的表达方式,妖魔化也并不就意味着现实主义。我们要学会公正、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在假、丑、恶之外还有真、善、美的存在。问题是有人过分悲观,把本来坏的事物写得更坏。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黑暗和丑恶,我们现在也就不可能通电话了。

对社会的批判越剧烈是否就意味着作品越有深度呢?现代主义是否就足够深刻、合理?我对深和浅这个概念本身就表示怀疑。此外,把思想性作为文学唯一的评判尺度,我也在怀疑。关于文学的价值,我认为不仅仅思想是有力量的,美的力量也不亚于此。比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受伤后躺在那里,万念俱灰,不想活下去了,是俄罗斯的森林、草原、河流给了他生存的力量,这是美的力量。

通过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美学趣味的偏好,非常自然地选择了童年视角。

无中生有,无所事事

问:《解读四个成语》这篇序言大体上表述了您的文学观念。但是,其中的某些观点我还是不敢苟同,比如,您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但我更愿意认为文学创作是写作者站在形而上的高度,对社会的俯视和关照,所以,写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在“发现”,而不是“创造”。

答:我认为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都可以分为“发现”和“发明”两种情况。文学创作过程中有一部分是在“发明”,并且这一部分很重要。写实如果没有虚构的保证,也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意蕴,就不可能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

纳博科夫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可以说,那个孩子是伟大的,因为他感觉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并把这个不存在的东西虚构了出来。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因为文学一直在进行虚构,通过现实的世界创造了第二世界,也就是文学的世界。

在老庄思想中,世界来自虚空,来自“无”,可见“无中生有”本身就是一个褒义词;又因为文学创作是带着对现实的感受来虚构的,所以,它与形而上的思考并不矛盾。

问:您在这篇序言中还提到一个成语,叫做“无所事事”。如您所说,“无所事事”确实是文学写作的上佳状态,但我并不认为这种状态是通过主动追求得来的,而是由于被社会所排斥、挤压,被边缘化,才更透彻地看清了许多问题,这也是作品的“穿透力”之所在。否则,传统意义上的无所事事就是一种“不作为”。您是否这样认为?

答:可以这样理解。但任何文学观点都不能抽象地去看,而应该把它还原到原有的语境中。为什么要说“无所事事”?是因为当代的中国作家太关注现实,而这种关注只是社会学上的关注,而不是文学上的关注;他们与社会现实的紧张,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紧张,而不是作家这种“特殊知识分子”的紧张。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作家都在做“一般知识分子”的活儿,他们混淆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分工。

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应该是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的思考。对于关注社会热点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杂文、评论甚至书信来表达,而不应该去写小说、诗歌、散文。

问:文学作为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您如何看待它与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之间的关系?

答: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方面,文学仅次于宗教,它们都是要引导人们思考,因此,可以把文学看成是对宗教、哲学的一个补充,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哲学、宗教。

它与政治不同,政治所关注的主要是体制、制度等形而下层面的问题。

发表于2005年11月28日《中国国土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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