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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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得板凳十年冷，是学者专家学有所成的基本功夫。然后，并不是所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都能够一朝成名天下知。从这个角度来说，阎崇年是幸运的，他借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一炮而红，在声名鹊起之后依然保持了平和淡泊。
上世纪30年代，阎崇年生于山东蓬莱一户渔民家庭，那是一个以“人间仙境”闻名的地方，渔业和文旅资源丰富，渔猎与农耕交织，培育了阎崇年恬淡、质朴的性格。十五岁那年，阎崇年随父母来到北京，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师大，白寿彝教授“历史不能光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注重历史知识普及”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他。
早年，阎崇年有意攻读先秦史，但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建议他攻读清史，理由是先秦历史主要依靠关中地区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只能吃别人的“残羹剩饭”，而宫廷建筑、清宫档案集中在北京，能为清史研究提供重要资料。他听从了杨向奎教授的建议，甚至在北京南口农场劳动改造期间，也依然书不离手，趁着值夜班的间隙偷偷学习；在“文革”期间尽量避开各种运动，埋头创作完成了《努尔哈赤传》。
2004年，中央电视台筹备“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请十二位学者分别讲解十二位皇帝。编导知道阎崇年写过《努尔哈赤传》，所以请他讲第一讲努尔哈赤。起初他并不自信，对编导说：“试试看，行就行，不行你们就毙掉。”谁知第一次录制节目就赢得了满堂彩。录完节目，电视台同仁提出十二个皇帝都由他来讲。阎崇年推辞不过，就把第二讲应承了下来，后来随着收视率攀升，阎崇年步步退让，直到把十二个皇帝全部讲完。
没想到，“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深受观众喜爱，创下历史节目收视率之最，被公认为百家讲坛栏目酿出的“第一坛好酒”。随着电视节目的热播，这个讲座也引起出版界的关注。2004年10月，《正说清朝十二帝》正式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最初出版社担心滞销，只印了五千册，没想到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一再加印，竟然在一年内重印了16次；此外，在盗版书大量出现的同时，还掀起了一股历史类图书的“跟风”趋势。
此前他写了二十本书，销量最大的《努尔哈赤传》也不过四五万册；《袁崇焕研究论集》在台湾省出版时，仅卖出不到两百册。其他学术著作，能销售一两千册就算不错了。
两年后，阎崇年重返百家讲坛栏目，以明末名将袁崇焕为主线，勾连起明清交替之际六十年的风雨沧桑，由讲稿整理成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也备受读者青睐。2007年，阎崇年以三百余万元版税收入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但据他自己称，这只是《正说清朝十二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的版税收入，光盘收入不归自己所有，因此发行量也不清楚。
生活的改善显而易见。以前，他靠工资生活，出门坐地铁、挤公交，如果买一套一两千块钱的书，有时候觉得生活都很拮据；后来，出门可以坐出租，请朋友吃个饭、买几套书都很方便，住在一百多平米的房子里，有辆普通的车，算是过上了小康生活。
我与阎崇年有过两次谋面，一次是到他家中拜访，气氛安静而专注；一次是在《明亡清兴六十年》签售现场，年逾古稀的阎崇年被读者围得水泄不通。然而，因电视讲座一炮走红，对他来说实属意外。此前，他的生活单调枯燥，每天分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个单元，基本上都是在写作、看书，很少有其他应酬，除了工资也没什么额外收入。
据阎崇年自己称，劳动改造的三年最为难忘。一是劳动很艰苦，使意志受到了磨练；二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依然坚持学习，才有了后来的学术积累。而在市井喧嚣中，阎崇年始终作着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谦谦君子，感念于“四合”：顺应天时借势而为是天合，身处北京是研究清史的地利，己合是身心和合；关于人合，他只说了一句：“谢谢小人”。
阎崇年曾去过故宫上千次，如此频繁的探访，对他研究清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毋庸置疑的是，他六十年来甘于寂寞孜孜以求，没有辜负白寿彝教授“把历史还给群众，注重历史知识普及”的谆谆教导，通过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讲座和出版通俗易懂的史学著作，让更多人了解到真实的清朝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