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士大儒柏景伟

一

2020年底的一个深夜，我在微信上偶然看到一篇关于柏景伟的链接文章，于第一时间发给了张亚林老师。我说，这么重要的一位关学大儒，我们之前竟然没有列入关学大儒的走访计划中去，实在有些可惜，从这篇文章里看到柏先生的家乡还是有一些遗迹的，过去走访一下，应该多少是会有些收获的。他深以为然。

次日清晨，天上飘着濛濛细雨，半空中一片灰蒙蒙的雾气，感觉特别冷。我一大早就赶到韦曲南站附近的一个小区，见到了张亚林老师。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开车驶向长安区的灵沼街道冯村。

不到一个小时后，我们按照手机导航慢慢走到一个村口，路边拐弯处闪出了一道石碑，上面写着红红的“冯村”二字。我们将车速慢慢减下来，想在村街上打问一下情况。因为下雨，天气太冷，走了好一段路程都没见一个人。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我立即跳下车，向商店打听老板柏景伟的祠堂。老板说，再往村子里走大约三百米，就能看到。我们沿着村中心大街继续往前走了约三百米，前边已无路可走了。我又下车去问人，可是村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村里人家的大门都关着。忽然，我看见一户人家的大门虚掩着，轻轻地推开门径直走了进去。走到上房的檐下，我看到有几个农民工正在客厅里忙着搞装修，便上前询问情况。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大伯听了我的来意，便让我跟着他走。走出大门，他来到我们的车前说，柏景伟的墓在十几年前修路时被挖掉了，柏家祠堂早就没有了，现在村里只留下一个残破的城门楼，没什么可看的。既然已经来了，只要与柏景伟有关的东西，我还是建议去看看。于是，我们就让这位老大伯坐上车，带我们去看那座城门楼。

我们掉转车头，朝来时的方向走了几十米，拐进东边的一个巷子，又缓行了约七八十米之后，在一个围着木栅栏的菜园子跟前停下来。下车后，我和张亚林老师站在菜园子跟前瞅了一下，这应该是一个未盖房子的庄基地。那位老大伯说：“城门楼子就在菜园子那头，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主人开锁。”他走到菜园子斜对面那户人家大门前，敲了很长时间门，也没见有人出来。他转过头走到我们跟前说：“估计人没在家，是这，也不用开啥锁了，咱直接把栅栏门往上一抬就行了。”说着，他立即用手抓着木栅栏轻轻往上一提就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穿过菜园子，向前走了不到十米，就来到了一座高大的断垣残壁跟前。城门楼面朝东北方向，高约二丈许，宽约四五米，外立面由大青砖砌成，中间有一个拱形门洞，门洞上方有一个砖雕矩形框，上面似乎题有两字，却看不清楚。在它上方有一道横向的塄沿，上方又有一个砖雕矩形框，上面似乎以前也有过题字，但也看不清了。在这个矩形雕刻题字的上方不远处，左右各有一孔直径约一米的炮眼。炮眼上方不远就是城门楼的楼檐。门洞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张由“西安市人民政府2012年6月13日公布”、“西安高新区文旅健康局2020年6月立”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冯村城门楼”标识石牌。我们走到城门楼左侧去看，这是一个截面参差不齐的豁口，可以看见城墙里包的是横竖交差摆放的土胚胡基，其中有一个胡基上面刻有一个“合”字。我们又走到门洞下面去看，门洞的顶上横架一根根桶底般粗的木梁，看起来很结实……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离开城门楼，看见那位老大伯还在菜园子口站着。我便便问，胡基上刻的字是怎么回事。老大伯说，当年修建城门楼时，村里各家各户都要出工，胡基上刻的是出工人的名字。我问，这座城门楼是柏景伟主持修建的吗？老大伯说，柏景伟当时是陕西一带各村修建城防工程的总负责，我们村城墙修建的工作是他弟弟柏景倬在具体负责着，以前有城墙，还有五六个城门楼，后来都被拆掉了。他还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村有不少柏景伟家族的后人，村上还修有村史，上面都有文字记载。我便恳请这位这人家带我们去拜访一下柏景伟的后人。

二

我们跟随老大伯来到了他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街巷里的柏景伟后人家里。这户人家盖的是二层楼房，院子收拾得很干净整洁。

一个年约六十多岁的阿姨将我们三人请进了卧室。炕上坐着一位看起来很是干净爽利的一脸慈祥的老太太。一问才知道，原老太太是这位阿姨的婆婆，已经年过九旬了。阿姨让我们在脚地靠墙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接着又喊出女儿给我们倒茶水。在聊天时，我看到炕边的柜盖上放着一个装了黑白照片的镜框，里面是一个身穿军装的中年人，背梳的头发一丝不苟，身上挂满奖章，英姿飒爽、器宇不凡。原来，他是这位老太太的丈夫柏岳，曾上过西北军大，担任过65军文化教员，还上过朝鲜前线，退伍后在家乡的一个小学搞后勤管理工作，13年前去世，活了80多岁。柏大洋的母亲还说，他的丈夫和儿子大洋都在西安城打工，女儿阿妮已经出嫁，孩子也好几岁了。问及柏家祠堂，她叹了一口气，说：柏家祖祠就在他们家隔壁那家人旁边的路边附近，原来有好几间房子，后来都被村上拆掉了……

离开柏大洋家之后，我们直接开车去了位于村子中心的村委会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村书记和村主任。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赠送了一本《冯村籍村史》。书记说，他也姓柏，但不是柏景伟后人，除了村史之外，还有一位退休在家的名叫柏宗蔚的老教师，他曾写过一本《街谈巷议话冯村》的书，那本书没有正式出版，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去找他本人要。

出了村委会后，我们打听到了柏宗蔚老师的家。柏老师和他的儿子柏毕礼正在家里。我们对柏老师说明来意，老人家一听很是高兴，让我们坐在炕边的钢炭炉子跟前，让他儿子给我们倒茶。坐下来之后，我们便聊了起来。

柏宗蔚老师今年已是91岁的高龄，除了腿脚有些不灵便之外，视力耳力依然很好，思维很清晰，说话也富有条理。

通过一番深入的交谈，我们才得知，柏柏宗蔚老师是1950年上的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长安一中教书15年，后来又执教于细柳中学，直到退休。提到长安一中，张亚林老师说，我的老师刘学智当年也曾在长安一中教过书。柏老师说，他和刘老师曾多年共事于在长安一中。后来又说到西北大学。柏老师说，他最早就是在西北大学上的学，曾听过侯外庐先生的课，一直十分崇敬的侯先生，曾买过他的很多著作，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

我们和柏老师聊得很投机，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柏景伟先生这里。他对我们讲起了他所知道的有关柏先生的历史掌故以及不为人所知的逸闻，我们听罢特别感动。不知聊了多久，未等我们开口，柏老师便让儿子取出自己所收藏的上海图书馆出版的影印版《长安柏氏家谱》以及自己撰写的《街谈巷议话冯村》打印稿让我们翻阅。拿到这两个书稿之后，我随即认真地翻阅起来。柏老师说，这些资料内容比较多，你们若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出去复印一下。我一听，高兴极了，便立即出去，在冯村街道找了一家有打印机的商店，在那里复印了这些资料并仔细装订成册……

离开冯村时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驱车到附近的灵沼街道吃了一顿羊肉泡。我一时高兴，要了一小瓶白酒，张亚林老师因为要开车，我便独自饮下去几杯。

在回去的路上，我在车上迫不及待地读起了那本《街谈巷议话冯村》，我的心随着文字渐渐走进了柏景伟先生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堪的年代……

三

柏景伟（1831～1891），字子俊，号忍庵，晚号沣西先生，祖籍河北蓟县，陕西长安冯村人，晚清时期著名的关学学者、教育家。其祖父世朴，字大顺，为读书人，赠文林郎。其父松龄，字鹤亭，中秀才，为庠生。松年龄29岁时生长子景伟，后生次子景倬。

咸丰五年（1855），柏景伟中举，初派定边训导，以亲老不赴。咸丰十二年（1862），他回到家乡安顿好父母之后，在终南山南五台胜竹林寺宝泉潜心读书，研究学问。他所作《竹林寺深夜读书》一诗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夜深群动息，涧水响琮琤。吾性本无物，萧然万虑清。偶向空中悟，非耶又是耶。道心何处认，月照紫薇花。”据说，今南五台仍有“柏景伟读书处”题记。

同治六年（1867），发生回汉冲突，柏景伟以体壮貌雄、臂力过人，天性豪迈、质直尚义，被长安县令委以团练总管，组织武装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因此受到陕西提督付堃亭、曹荩臣器重，约请助理军务。后来，他随陕西提督傅先宗湖北募勇，被聘入幕府。左宗棠率师西征，左宗棠访求关西豪杰，柏景伟上奏《办理回匪禀议论》，从而获得赏识。刘果敏驻军三原时，柏景伟建议收编渭北一带的土匪以壮军威，遭湘军籍主事周某嫉恨，以“出虎入狼”喻相阻。刘忠壮采纳了柏的建议，收编了这些人，在由陕北延安进攻宁灵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幕府中，陕湘谋士各半，意见不一致，政令不通，柏景伟干了不到两年便愤而辞职。左宗棠惜其才，委任柏景伟被总理西、同、凤、鄜、彬、乾六府修筑堡寨之事，随即成立陕西省团练堡寨总局。在柏景伟的严令督促下，各村寨皆开始修城筑墙。柏作为总府负责人，对工程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凡不符合标准的，一律推到重修，一旦遇到匪患，立刻关闭四门，让匪贼望城却步。村民们不禁感叹：“柏景伟验寨子，万无一失！”

柏景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通孔孟之学。儒家的“民本”思想，尤其是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的观点，又使他惦记桑梓，关心群众疾苦。儒家的正统思想，使他对回民起义深恶痛绝。清朝后期，政治腐败，奸豪无忌，官吏贪惰，鱼肉穷弱。他眼见家乡强凌暴寡，相习成风，便对人说：“凡孤儿寡母无依者，吾即其主也。”

柏景伟一直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崇宋明理学，讲学宗阳明“良知”之说，而充之以学问，曾对“理一分殊”的重要命题进行论述。从维护封建纲常出发，对理学中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兼学并重，他反对汉宋以来学派门户之分，讲学从不标道学名目，晚年尤以振兴关学为己任。

柏景伟的大半生献身教育，发展教育。他办学，办的也是新学，为的是培养实学人才，不同于应科举考试的官办书院。

光绪二年（1876），柏景伟受聘于泾干书院、味经书院。初到径干书院时，即制定“学规六事”，对学生严格要求。光绪十一年（1885），他受陕西学正使命，移讲关中书院，任山长。当他被任命为关中书院山长赴任前，即推荐刘古愚任味经书院山长。此荐贤能之举，其德不逊于古圣贤。柏曾亲自到关中书院拜访小自己十来岁的才子刘古愚。适逢刘外出，他读了刘放置在桌上的日志，十分感叹地说：“这是我的老师，何谈仅仅是朋友！”刘古愚归来，二人初见，遂交谈则“欣欣自奋”“订昆弟交”，后来至死不渝，堪称难得的知己至交。柏有知人之明，他推荐刘古愚，实际上也是从改革千年之积弊，为强壮一个民族基因，为办好新学的大局出发。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唯有刘古愚最堪当此大任。当然，柏景伟先生也受到有“海内耆儒，为时领袖”的刘古愚的高度赞誉。柏景伟与刘古愚的交情可谓莫逆之交、生死之交，两人情谊之深可谓感天动地。

柏景伟54岁时，经常咳血，身体十分虚弱，却仍不下讲堂。因肺病久治不愈，当地接到刘古愚约他筹办求友斋时，他当即表示：“我虽不能为座上菩萨，抑或可为堂下护法”。他和刘古愚协手办新学，还亲自撰写了《求友斋课启》。这种创新实验班所开设的课程，除传统的经、史、道学、政学外，还设有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利用“求友斋”中的刊书处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如《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学计韵言》《借根演勾股细草》《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他主张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通今达变之人才，以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经他的倡导，陕西设立了官办书局。

光绪十四年（1888），柏景伟主讲关中书院时，深感冯从吾去世日久，著述思想日被淡忘，认为“先儒之湮没，皆后儒之耻。”而这又关乎振兴关学，教化来者的大事，遂同长安县令焦雨田相商，官捐千金，其他耆老邑绅各捐巨金，由柏景伟支持，选西安西关青门学舍旧址（今西安42中校址），重建冯恭定公祠，葺修斋房40余间，附以于少墟书院，为西安西郊童子读书的好场所。他为发展陕西文化教育事业倾心尽力，居功甚伟；为古老的长安存续文脉，他耗尽心血，无怨无悔。

光绪十五年（1889）因病自关中书院辞归，但他仍不忘家乡教育事业。他在老家冯村东门外半里许修建学舍，占地十四五亩，周围以山茶花为篱笆，他以“五柳先生”自比，按《归田园居》意境回来设计构筑这个学舍。进山门后有五柳池，池边栽植柳树。后有假山一座，再后有草棚20余间，中间一室门上悬额“学稼园”，其他空地广植桃杏或别的果树。“学稼园”本是他归里之后“种树莳花”“优游讲学”之所。可惜，此园建成不久，他便溘然长逝了。此后，这里成为附近童子读书的场所，人们有的称这儿为“茅庵”，有的叫这儿为“草堂书舍”。书舍的建立应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由柏景伟在世的朋友、中举的学生在此设坛讲课。主讲者有蓝田的牛兆廉、三原的贺伯箴、最后一位是周至举人宫秉南。“维新变法”之后，朝廷不再开科取士，书舍逐步停办。解放后，茅庵被迁移，穷苦人余堂等居住，公社化后被拆毁。

四

柏景伟轻功名而重实学，关中书院讲堂对联中有“读书不求甚解，惟有实践是期”便是他实力倡学的标志。他讲学的特点是：一是，重视学品德教育。曾说：“士所贵者，品德为最；品不能治，虽才如卢陵，学如斑马，掇魏科，莅显位，人多訾之；行果无亏，居乡可为纯儒，如官可为纯臣，末世犹有余芳。”教初学者，总以《近思录》《小学》为内容；书院讲学，又必以“辨志”为先。二是主张精读，要求对知识融会贯通。“读书必须彻上彻下，一书未竟不可遽读他书”。三是严格要求。初到泾干书院，即立“学规六事”。由味经书院移讲关中书院，对“不率教者悉屏去之”，“登讲堂，日有记，月有课（考核）”，制度严格，一丝不苟。四是耐心教育，不分院内院外，不管面问还是询问，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都耐心回答。他勤于分析学生情况，对高材生诱导勉励，对“资质稍拙者”耐心辅导，对那些违背章规的，必严加教诲。对卒业的学生也经常勉励“宜多读书”，“勤请教明公”，增长见识；力诫走仕途的学生不要随波逐流，要有把“纱帽提在手上”，“应掷去时即掷去”的勇气和精神。他勉励宋伯鲁（清光绪年间任副督察御使）“不随俗披靡”，“能力除官样牌子”。称赞赵舒翘（清光绪时任刑部尚书、军机处行走）果断处理“河南临刑呼怨”一案，告诫他对成绩“不可矜张”，要“做好官、清官”。

在柏景伟先生的精心培育下，关中书院门人中举者50多人，一时传为佳话，因而获得“经师”“人师”之美誉。除过教育之外，他还为解除群众疾苦、稳定社会秩序而呼号奔走。

“回乱”让陕西一些地方十室九空，人口锐减，关中平原再次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对此，柏景伟心怀悲戚，忧心如焚。他的诗作《腊月大雪》就是表达了他的心声，“毕原十月桃李花，冬令春令行复差。况兼旱魅久为虐，麦苗干死农夫嗟。仁哉天心能爱物，风雪尽日飞拂拂。长安城中喜欲狂，置酒邀客咨为乐。城中欢呼城外悲，四郊多垒胡马驰。难民奔走啼不止，山隈水涯冻欲死。”

光绪三年（1877），陕西大旱，渭北尤甚。他当时讲学于泾干书院，指教之余，立即出面请巡抚发放仓存粮食，救民于水火，并停征官粮，并亲笔致函左宗棠、刘蓉等军政大员，后获捐银8万两，全部用于赈济省内部分灾民。接着，他又受西安知府宫农山、咸宁、长安两县知县林馥庵、俞昆岩的敦请，总理咸宁长安两县赈务，筹资12万两白银，以解救两县饥民。他办理赈灾事务，开仓放粮，开设粥场，搀救了数十万饥民安然度荒，自己却被累得染上了肺病。

道光时期，西安端履门外创立育婴堂，施种牛痘，因交通等费用等原因，“良意美泽”只限于城内。柏景伟长在农村，常见无数婴儿夭折于天花病毒，即便有幸免者，也往往遗留残容，终生引以为苦。于是，光绪九年（1883），他禀奏长安县令涂官浚，在冯村创办“长安牛痘局”。当时，他正主讲于味经书院，带头捐资，委托其弟柏景倬经办。不到半年，在涝池岸西靠“节义祠”建造房舍两进六间一院。保护了长安西片和户县、咸阳远近几十里的孩童健康。当年，先生在泾干书院和味经书院连续讲学十一年，深受学子和地方绅士敬重，时逢泾阳安吴寡妇周莹遭受豪强欺凌，家产被抢夺强占，不得已而打上官司。早已对地方这些恶霸凶徒持强凌弱、欺寡掠夺深恶痛绝的柏景伟得知此事后，慨然而出帮忙写了一道诉状。他写的诉状让审案的官吏看后拍案称道：“此先生手笔，先生为人，其言可信，其行可敬。”当即判安吴周姓寡妇胜诉。后来，有感于柏景伟倾力相助和义薄云天，安吴寡妇也捐金捐银，鼎力帮助柏先生办学、防瘟疫，治婴儿天花流行病种牛痘等慈善之举。

光绪九年（1883），征得长安县令李庚伯同意，柏景伟在冯村修建一所义仓。义仓位于村子中间，坐西面东，建四椽三间粮仓两座，西边是冯籍廒义仓，俗称后仓；东边是村仓，俗称前仓。几年时间积存粮食1000多石，解救数百户贫困户者之春荒……

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巡抚和陕西学政都向清廷推荐柏景伟入朝做官，慈禧太后批下部议。就在此时他却因病去世，享年60岁。

五

柏景伟去世后，其灵柩被葬于家乡冯村西北运渡台附近的柏家老坟，距村子中心约一千米。光绪二十五年（1899），陕西巡抚上奏清廷获准，将柏景伟载入国史馆儒林传。柏先生的几位门人学生将其文稿诗稿整理，编印成了《沣西草堂集》。2002年修北湾大路时，其坟墓被推土机推开，人们在里面发现了刘古愚撰写的《柏景伟墓志铭》，此碑现存长安区文管所。

后来，柏景伟的以赵舒翘为首的学生和邑人在其家乡冯村中心（今村委会办公楼后）修建一座祠堂来纪念他。该祠位于村中心，坐北面南，三间三进，山门内旁是厢房，祭殿前有一米高的祭台，祠堂大门外立五六米高的《教泽碑》一座，上面有先生众门弟子签名。据说，解放后拆除，碑石置放于涝池岸边多年，1956年被吕涵度领民中学生把碑石烧了石灰。山门上有宋伯鲁用欧体写的“柏沣西先生祠”题匾，祭殿的前门和二门也分别悬挂着由赵舒翘书写的“高山仰止”“俎豆常磬”。解放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柏景伟的学生、省民政厅厅长王典章的陪同下，曾三次前来其祠堂亲自祭拜柏先生。解放后，柏氏祠堂用作沣西中学的教工宿舍，直到1960年后被拆除。

关学后镇刘古愚在《柏景伟墓志铭》中写道：“先生貌魁梧，望而懔然；处事接物不扰以私，进退必归于义，性抗爽，剖别是非不妪煦作长厚态，赴人之急如谋其身，友教四方善启发，其规过必直抉根，而示以所能改，劝善则诱掖，奖借必使欣欣自奋不能自己，故当时虽多畏忌先生。及卒，则同声悼且无异词也。”这几句话正是对一代关学大儒柏景伟思想、人格、作风最合适的评价。

在《致咸长劝赈局绅士》一文中，柏景伟曾如是写道：

为君子必须打破三关，方能豁开眼界，立定脚跟，中立而不倚，百折而不回。否则，未有不为所摇夺也。所谓三关者：生死第一；利害第二；毁誉其未焉者也。三关就是一句话，生死名利也。

柏景伟一生力求实学，注重实践，其思想和行动与关学精神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不仅很好地体现在他的“人生要打破三关”的崇高思想境界里，也更体现在他一生的生活及事业之中。

柏景伟，不仅是一位铁骨铮铮的长安豪士，亦是名副其实的关学大儒，其名垂不朽，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