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

65后出生的我，童年记忆始于，跟着年长几岁的同伴们在乡野间奔跑。

他们手持系着麻须的红缨枪，仿佛英勇的战士，将稻草人当作假想敌人。那时乡村学校的师资匮乏，老师多由本地关系户担任，学识有限，我的启蒙教育因而颇为艰难，许多时光在懵懂中流逝。

时代印记深深刻在脑海里：满墙的大字报，集会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们没有像样的玩具，一把木制小手枪或一杆红缨枪，便是最珍贵的宝物，终日爱不释手。我们在村落巷陌里穿梭，在无边田野里疯跑；阴雨天里下河摸鱼捉虾，热日当头时摘梨偷瓜。我们的童年，如同家里的鸡鹅鸭群，自由生长，无拘无束。

盛夏傍晚，村东头的水泥桥是纳凉的好地方，最佳位置总被桥头那户人家早早占据。我躺在桥面上仰望星空，姐姐在一旁摇着蒲扇，讲述牛郎织女的传说。冬日来临，家家户户都在屋旁堆起高高的草垛，那就成了捉迷藏的绝佳场所。只是我总跑不过伙伴，常懊恼自已没有一双合脚的好鞋。那时学雷锋风气正浓，我们常去为孤寡老人挑水扫地，在生产队的田地里拾检遗留的麦穗。

我们从课本里认识了汽车、火车和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知道了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铭记了邱少云、罗盛教和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背诵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同时也发现，知了壳可以拿去换糖块。在童年里，吃的诱惑胜过一切。我们千方百计寻找知了壳。

村东头的一条圩堤树木丛生，很少有人去，因为那里坟冢遍布，即使白天也光线幽暗，阴气森森。一个雨后的清晨，幼年的我独自走进那片小树林。泥土湿润柔软，知了正从地下钻出，沿着树干爬升，留下一个个的小洞。那天我收获满满，捡了一小口袋的知了壳。准备回家的时候，一座新坟闯入视线，墓顶红绿黄纸剪成的招魂幡格外刺眼。风吹幡动，乌鸦啼叫，我顿时毛骨悚然，拔腿狂奔。那次经历刻骨铭心，我再不敢踏入那里半步，甚至在成年后，坟头飘动的纸幡仍不时闯入我的噩梦。

我比小姐姐小三岁，母亲下田干活时，她常带我去门前的小河边玩水。印象中五岁那年，八岁的姐姐又领我去了。河床干净光滑，我一不小心就滑向了河心。聪明的姐姐没有贸然下水，而是跑回家里叫来了外婆。清澈的河水中，我的头发在河心忽隐忽现。小脚外婆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将我拖上岸。河水是儿时的乐园，也曾险些夺去我的生命。水乡的经历练就了我的水性，如今在大运河中往返畅游已不在话下。

童年里做得最多的事，便是拾粪和拾柴。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拾柴。每天放学后，先在铁锅里舀些冷汤泡饭囫囵吞下，攥着根麻绳便往圩堤上跑。拾柴总要结伴而行，放学前就约好了伙伴。那时圩堤上树木品种繁多，柳树和榆树居多，贫瘠的土壤喂不饱抽条的树枝，大风过后遍地都是枯枝。我们边玩边拾，天黑前总能捡满一捆柴火。

我家住在草荡地区，本不缺柴草烧，每年冬天生产队还会分给各户半亩荒草。但母亲总把捆得齐整的荒草码在墙角，舍不得烧，留着攒到城里卖钱。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把荒草一捆捆装上船，带着大哥二哥和我去高邮城里卖草。母亲十七八岁就闯过上海滩，骨子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她一条蒿子撑船至县城大淖河。那时城里人烧大锅，荒草是抢手货——既干净又耐烧。草行老板刚过秤，母亲就麻利地谈成了买卖。

我们兄弟姐妹感情极深。我排行最小，大哥二哥处处护着我。夏天我痴迷萤火虫，他们就用青霉素小瓶装了十几只给我玩。可惜瓶盖戳的眼太小，一夜过后萤火虫全死了。那时我总想不通：为什么小虫子会闷死？就像想不通广播里怎么会有声音、收音机怎么能收到不同频道？

父亲是个爱新鲜的人，家里很早就有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常围坐着听广播剧《人生》，高家林与刘巧珍的故事让人心里发酸。刚通电那会儿，我们总往邻居家跑看电视剧《霍元甲》，可惜总是停电。村里放过露天电影《闪闪的红星》后，我被潘冬子形象所吸引，做梦都想有顶军帽。后来有位退役军人找父亲看病，临走时送了顶带五角星的军帽给我。我如获至宝，天天戴着它招摇过市，特拉风，小伙伴想戴一下都得用麦芽糖来换。

那时候上学，劳动比读书更重要。学校有试验田，我们二三年级学生就得跟着高年级下地，挖地、除草、施肥样样都干。生产队小队长常请我们去拾稻穗、放草粪，完事后每人发一支铅笔作奖励。我机灵嘴甜，三年级时被大队干部挑去唱文娱说快板，还挣了工分。可大量时间耗在文娱活动上，数学渐渐荒废，语文倒是越说越溜。后来与高中无缘，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装在瓶里的萤火虫为什么会死？等你终于悟透这个道理时，萤火虫早已和我们的童年一起，消失在时光的长河里。